老外写历史 秦始皇

 
  然而，秦国贵族起先根本没有接受任何商鞅的法令。秦国贵族们是经历战阵的，他们并不害怕用军事手段，相反，他们以之冒险，要么获得成功，要么被从公室贵族的群体中清除。商鞅的改革造就了一种严厉的、法西斯式的氛围，秦拥有了虎狼一般的军队，并虎视眈眈地窥视邻国，秦国从此成为一个国君沉醉于自己的宪法，并不断扩张自己疆域的国家。商鞅变法造就了一部征服机器，与此同时他也为自己四面树敌。小农阶层他尚能应付，当数以千计的国人反对他的恐怖统治之际，商鞅就把他们安置到边境，这样，反对就暂时平息了。然而，他面临着旧贵族们的更大阻力，尤其当太子的助手和老师反对之际，商鞅终于对他们施以刺字（墨）、割鼻（劓）之刑。   
  神圣的命运(5)   
  虽然秦在军事上获得了巨大成功，然而只是在秦孝公执政时期，商鞅逃脱了仇敌的制裁，当孝公于公元前338年去世之际，太子加冕即位，即秦惠文君（公元前337—前311年在位），他追究起商鞅对其师傅施加肉刑的往事，惠文君做太子时曾多年压制住对商鞅的愤怒，商鞅当然明白这一点。现在惠文君成了新的国君，商鞅于是逃跑了。 
  当他逃到边境附近的一家小旅馆时，他被拒绝入宿，因为他不能提供合法的身份证明书。旅馆老板孜孜守法，他告密说商鞅本人来过这里了，被驱逐的官僚们又对商鞅极度仇视，因此商鞅没有能越过秦国边界。邻国又极其害怕秦国，他们拒绝接纳逃难的商鞅，最终，商鞅无路可逃，只能回到秦国，在那里，他曾挫败过阴谋政变，然而，他终于成为一个他亲手创立体制下的俘虏。惠文君下令将商鞅车裂，并且诛杀他的全家。 
  不过商鞅的政策没有让国民们感觉到快乐，他们立即感觉到了国家政权对他们强有力的控制。过了十来年，商鞅的计划开始奏效，他死后，犯罪在秦国被完全消灭，任何好战者都被充实到秦国战场的前沿。后来者会指出商鞅政策的矛盾性，即他的法律带来了一种恐怖的气氛，在这些法律的强迫下，人民变得赤贫、背叛。 
  不过，即使是处决商鞅的惠文君，似乎也受了商鞅政策的感染，他开始喜欢起卑鄙的阴谋，并冷酷地谋求任何可能的事情。商鞅可以发出最后一笑了，因为他的政策被惠文君沿用，并使这个国家的法律空前地严酷。秦国对本国国土外的生存空间的胃口毫无疑问地持续着，在惠文君执政的当年，秦军攫取了一块黄河以北的土地，这土地原来属于它的邻国魏国。惠文君起初将这片土地归还了，但后来他又改变了主意，他重新占领了这片地方，并强迫这片土地上的魏国居民迁徙到魏国本土。接着这次征服，他更大刀阔斧地远征西南，到了今天四川的肥沃盆地上。他完全征服了当地土著，将最后一位蜀王封为秦国爵制中的“公”。秦攫取的土地让它的疆土成倍扩大，从此它的统治延伸到那些富庶的土地上，并且通过南方威胁到中原。历来，能据有长江上游是非常关键的，而秦做到了这一点，这使它更具锋芒，最终能够跟位于长江流域的辽阔楚国决一雌雄。 
  从《史记》记载的史料看，战国时代充斥的不仅仅是战争，还有各种的联盟活动。尽管大量的竞争是为了保全自己，但从此它们统统都不再尊奉周王的威严，自己称王。秦也加入这一潮流，在进行了丰盛而仪式复杂的献祭之后，秦惠文君十二年开始改为秦惠文王元年。 
  秦国变得越来越举足轻重，但秦人仍然以质朴无文、举止粗野著称。惠文王的长子，秦武王（公元前310—前307年在位），一次酒后为了炫耀他的力量，试图举起一只非常沉重的青铜大鼎，这使他受伤，旋即暴毙。曾有一些较小的诸侯国统治着河谷的土地，秦国吞并了它们，于是秦的疆土深深延伸到了南面、西面。好在征服者质朴而粗犷，虽然秦国疆土空前扩大了，但并没有让所有的地区改变原来的统治方式。虽然秦自己也不时经历戎狄入侵，它的西、北边境开始建立起防御性的长城，这样造就了像山峦一般的自然屏障。现在，秦国跟远离它的齐国交换贵族作为人质，齐国将它的储君送到秦国作“客”。 
  此时，周王室仍号称它是天下名义上的共主。秦国陶醉于对其戎狄邻居的不断征服，它征发大量奴隶和刑徒去构筑西陲的长城，以便建立起游牧民族不能入侵的防线。公元前300年，在那位因举鼎而死的秦武王的少弟—秦昭王（公元前307—前251年在位）统治期间，长城终于建成了。 
  公元前3世纪的80年代，看上去像是秦、齐互相企图超越对方的年代。公元前288年，这两国诸侯王都号称自己是天下的统治者，就像传说中的古帝王那样。其他国家，此时还强大得足以拒绝这种宣称，这种称帝的雄心和闹剧很快退场并被淡忘。秦昭王本人曾在燕国作过人质，他于公元前284年参加了反对齐国的联盟，他派兵跟他先前的敌人赵、魏一起组成联盟，由燕国一位将军（乐毅）领导，入侵齐国。   
  神圣的命运(6)   
  联盟很快就崩溃了，因为别的秦军继续在吞噬着这次盟国们的疆界。但联盟还是达到它的主要目的，那就是齐国曾强大到能跟秦国分庭抗礼，它是秦国最大的心腹之患，此刻，它被削弱了，它跟以前的齐国比只是个影子罢了。 
  当时的人们认为，世界末日肯定快要来了，权威还在继续下降的周王更是这么认为。甚至有的人认为根本不可能寻找一个（名义上或者实际上）可替代周朝的。孔子死后，他后来的信徒开始认为他是“素王”，因为这个世界没有让孔子真正君临天下，所以一片混乱。行星的灾变也预示着当时局势的混乱和下一个救世主即将出现，后人在回顾时认为孔子出生是圣人的出世，在此后的五百年将不再有圣人出现。如果上天放弃了对周王的合法保佑，那么，取代它的理想候选人也早就没了。 
  这样的观点在学者们中很有影响，尤其孔子的后学们，他们认为孔子才是理想的政治家。但孔子本人只是作为一个传统的传承和解释者出现的，并没有建立其任何新的东西，他的后来者们经常认为孔子如果施教于整个世界，人们将真正认识自我。 
  在秦始皇出生以前的时代，最著名的儒家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来自一个小国，但在齐国完成教育，他成了一名引人注目的学者，三次做过东方地区最高学府—稷下学宫的领导人。稷下学宫的名称来源于古代中国的一种谷物—稷。稷下学宫鼓励学术争论，许多伟大的思想都产生于其中。它的神圣性同样产生了鼓励追求真理和一切可能性的氛围。“稷”是至关重要的民之食物，这寓意着政治家们的工作是为了让天下人远离饥馑，远离外交上的争斗，让农夫们确信他们将毫无克扣地获得他们的收成。 
  荀子诠释着先人的施教，这导致了另一种在秦看来的“胡言”的来临。事实上，他继承了孔子的观点并走得更远。他敢于宣称关于神灵们的故事仅仅是传说，他像一个伟大的愤世嫉俗者那样质问：如果天子在献祭时仪式有什么闪失，是否真的将发生灾异？难道天上的龙真的会吞噬太阳？还是月亮的影子遮住了它？如果仅仅是月亮的影子遮住了它，那么，人们在发生日月之食时是否敲锣打鼓或献祭，对日食是毫无影响的！ 
  自从荀子认为那些传说中的神灵和他们神话般的战争缺乏依据开始，他就对传说时代不感兴趣。正如他之前的孔子那样，荀子对怪、力、乱、神也是不感兴趣的，他以这种理性而严格的态度影响着自己的学生，他回避任何建立在这些神话基础上的争论，他让自己的学生们注意真正已知的事物，尤其是孔子留给他们的历史书籍（《尚书》《春秋》）。这些上千年来真实可信的政治事件、战争、缔约等，值得学者们用一种以往事教育后人的态度去编纂。 
  孔子的著作中尤其是《春秋》，被荀子当作范例精心教授。荀子全心全意地赞同它。孔子总结了这些早期历史中的失误和外交事件，他希望这些经验可以证明：只有真理，才能在即使罪恶的时代占上风。荀子对这些并没有充分的信心。荀子从孔子总结的历史中看出了一个简单的、并不受欢迎的事实，那就是只有刑罚才真正起作用。孔子注重礼仪，希望通过严肃的仪式和庄重的举止，人们能够知晓自己的责任；荀子则把礼仪当作又一项繁琐的累赘，它不如一种更具有强制性的力量—法 ；孔子认为善举可以产生更多的善举，以及最重要的美德就是像别人希望获得的那样诚恳地对待他，他赞扬人天生的善良本性，事实上，他的许多理想都是建立在这一希望上的。相比之下，荀子更现实，他对学生们强调，有些人必须通过别人由正确的途径来引领，而这引领方式，有时是需要用大棒的，而不是用胡萝卜。这使荀子暗示他的学生，要以正确的行为对待他人，对仪式充满敬意。不过最终这一切还是要归结于对“法”的强调，尤其是刑法。荀子断言，一个圣贤般的统治者在面对犯罪和犯罪原因之际应是严峻果断的，这就是荀子的法家思想。   
  神圣的命运(7)   
  这些，其实都是已经走向偏差的事物。时间流逝，人民开始变得轻率，不再遵从代代相承的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