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写历史 秦始皇

《吕氏春秋》展现的世界，建构在以虔诚仪式为体现的儒家思想和以冷酷信条为准则的法家思想共同组成的结合点上，我们会在《吕氏春秋》第一卷看见商鞅和荀子的思想，《吕氏春秋》对于在荀子那里就开始大打折扣的、关于上古帝王故事的注意力更是微乎其微，但它借鉴了荀子的部分思想，认为这个世界必须需要君主的统治，周朝分崩离析了，那么，时势需要从其他国家里面挑选出新的替代人。在一种自我满足式的炫耀中，《吕氏春秋》提出：如果这世界需要一名能力无与伦的圣贤做统治者，那么，在这样一本伟大的书编纂而出的背景下，什么样的君主才是与此背景匹配的理想角色呢？ 
  《吕氏春秋》不仅仅是吕不韦向公众进行的民意测验，它还是一项政治宣言，巩固着他在秦国已经获得的利益。在君王必须贤明、老师应受尊敬这些传统儒家信条之中，还有其它因素也浮现到了儒家传统的表面。《吕氏春秋》的精华并不仅仅是对吕不韦权力的吹捧，也是对他过去一切作为的维护。在《吕氏春秋》看来，一个真正高贵的君主进行统治时应超越一台计划好了的机器的水准，他应从各有专长的臣仆那里总结更高明的意见。吕不韦甚至提供了为什么美好的传说时代会终结的另一种解释，他说，当时那些臣仆们：   
  秦王(3)   
  “古老时代的帝王们 
  真正亲手处理的事务是极少的 
  但依赖他人处理的事务很多 
  倚靠臣下治理是主人之道 
  宰辅无为而治。” 
  《吕氏春秋》对秦国传统同样表现出了矛盾的态度—有时高兴地引用秦国的古例，不过在神话和传说于史无徴之际，它同样急于否定这些。吕不韦跟当时在秦国政府供职的其他外国人一样，从秦为他们提供的机会中获益，但这些人并不深深地赞同法家的观点。他发展了关于“正义战争”的观点，认为战争是进行防卫的政治工具，这在该书中，跟它的正统的思想是矛盾的，因为正统思想认为战争是无论如何应该避免的。但是，《吕氏春秋》还认为应该对商鞅和他的继承者建立的严酷制度给予一定放松，或许应该回归到真的“传统价值观”，而不是回到充满电闪雷鸣的上古神话中去。应该从心底里重视真正的实际事务—农业，这让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不过，基于吕不韦自己那不为人注意的商人背景，他还认为商人因自己的能力发家致富是应被肯定的。《吕氏春秋》发展了市场控制的观点，这简直就是他们自己发明的资本主义。 
  《吕氏春秋》中最危险的是吕不韦对贵族的攻击和不敬。他自己的显赫爵位是一步步交易来的（他自己则说是赢得的），而不是从出生起就世袭的。对于那些备受荀子抨击的上古神话，《吕氏春秋》反对传说时代最高贵的统治者任用出身高贵者来作为继任者的故事，吕不韦的观点正与之相反，认为贵族世袭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怀疑。《吕氏春秋》问道：难道一个无能的君王仅仅因为他父亲是国君就能轻而易举地继续统治吗？难道一个明智的统治者按即位惯例从候选人中挑出最有可能的那个继位就真的更好吗？当然，一个明智的君主应选择最好的宰辅来辅佐他，但在《吕氏春秋》看来，一个明智的君主同样应该选择最好的宰辅来取代国君本身。 
  一个狡猾的法家会看出吕不韦这么说的意思的。这是一个他握有最高实权的、极其明显的提示。而且各种命令正是在他的监督之下得到批准，这等于说嬴政还有另一个老师—一个终身演练政治的职业政治家，而这政治权力是吕不韦为自己谋得的。 
  吕不韦最显赫的继承者是李斯。李斯是楚国人，他曾是荀子的学生。当荀子在儒家学说和现实状况之间斗争之际，李斯接受了后者。李斯政治生涯的开端跟孔子差不多，先是当国内的低级臣仆，他对当时寄生的看法提出了著名的政治论断。他瞥见灵敏而胆怯的老鼠们为一星半点食物扭打，并在人类来临之际偷着把它们搬运走，他还看见王室粮仓里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老鼠，它们吃着丰富的谷米，日益肥得流油，而且自始至终，没发任何人现这一点。因为害怕惩罚，害怕被发现之后而沦为茅厕老鼠，正是满足和安心造就了这种与其它老鼠不同的粮仓老鼠。李斯把这理论用到谋取公家利益这方面，他说性情是被经历所磨就的，不是生来就有的。 
  李斯是荀子最出色的学生之一，同时也是他老师最大的失望。当荀子发现秦国显而易见的危险倾向时，李斯则发现了对他而言黄金般的机会。当他辞别老师时说，他从老师这里所学的知识使他非常想效力于某个国君，一位资力雄厚，雄心勃勃的君主。李斯说，假如总呆在楚国这样的二流国家，简直是在浪费时间。像楚国这样的国家，太胆怯，太贫弱，不足以施展伟大的抱负。李斯不愿意把他的潜力浪费在楚国—他把他受的教育比作“捕捉鹿为饵，是为了肉”，李斯不愿意在他的故国继续做一只为食物渣滓而在阴暗光线中扭打的下水道里的老鼠，他希望做一只肥肥的粮仓老鼠，不惧怕任何人，而且足吃足喝。李斯对他那不悦的老师说：“秦王现在企图吞并整个世界，做皇帝”，李斯不像其他国家贵族的儒家弟子们那样跟秦作对，他追逐着金钱，准备成为秦国主流思想的一部分。   
  秦王(4)   
  李斯真是在理想的时刻到了秦国。此刻，吕不韦深深陷于摄政的繁忙事务，他正在寻找能做秦王老师的人，而此刻，李斯三十多岁，渴望建功立业，正是理想的候选人。《史记》只用只语片言描述他到了秦国并被任用。据《史记》描述，他不是向吕不韦提建议，而是向年幼的秦王本人提建议—或许李斯真的像个尽职的老师那样，把秦王变成法家态度的君王。尽管历史记住的是嬴政制定法律并将之颁布全中国的史实，但同样值得记住的是，在他年少的时候，是法律造就了他本身。 
  吕不韦有其他事。当嬴政快到成年的时候，将要举行标志成年的冠礼。此后，他将亲政，吕不韦将失去一切好不容易得来的权力。因此，吕不韦尽可能地拖延为秦王举行冠礼的时间，也许他在想一个办法，这办法可以让嬴政从合法即位的新国君的地位上打折扣，也许他在物色一个新的、年龄更小的，还需要让他继续摄政的候选人。 
  李斯做了大约十年嬴政的老师，作为老师，让他的明星学生保持生存是他的责任。正如吕不韦曾经不择手段地让异人即位成为秦王一样，李斯也决心尽力让嬴政坐在王位上。李斯建议嬴政先尽可能地容忍，直到他碰上理想时机，并能抓着对手的错误之际。李斯也同样会引用历史先例—正如秦国自己也等了漫长的时间，直至诸侯国之间自相残杀那样，作为秦王，必须等到秦廷各派力量在准备清除掉他之前就互相削弱的时候。李斯指出秦王所愿听的现实情况：“强盛的国力，强大的武备和即将来临的扫除那些精疲力竭邻国的机会，就如从炉顶上清扫灰尘那么容易”，其他人也许仅能握有这些权柄一阵子，但赢政还有一张王牌—他是合法即位的国君，他只是需要等待，等待能让他羽翼丰满的合适时机。 
  在吕不韦摄政的早期，秦军继续进攻其他国家。赵国因为是吕不韦和赵姬的共同故国，而没有被触动。年少的秦王继续跟李斯学习，他称呼相国吕不韦为“仲父”或“亚父”，因为吕不韦从在邯郸起就一直对秦王父子有功，吕不韦作为秦王监护人的身份现在已经是国家记录在册的一件大事。后人甚至认为吕不韦本人认可“仲父”这一称号，这简直是在暗示自己是秦王真正的父亲，不过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嬴政的血统可疑，那么，吕不韦的位置就会慢慢不稳固，而不是变得更加稳固，难道不是吗？ 
  吕不韦摄政期间，秦国发生了蝗灾，而且收成不好。随之而来的是疾病的爆发。即便吕不韦此刻大权在握，也只能用向任何提供千石谷米的人赐爵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秦国现在是那么辽阔，它的国土远远地延伸出起初的山谷地带，现在，它对农业、谷物的依赖比以前更重了，应该采取措施避免下一次饥馑，因为秦的政敌会利用饥馑来削弱它，并搞一些间谍阴谋。有一个这样的阴谋是由韩国策划的—在秦国国内搞一项大规模的工程，一项大的灌溉设施，这个设施就是在泾水和洛水（渭水的支流北洛水）之间修筑一条运河，连接水道，向那些新占的土地提供充足的灌溉水源。这个工程非常浩大，完成之后，可以连年向受饥馑逼迫的秦军提供难以想象的丰富粮食。这就是郑国渠。它对该地区经济的影响是如此巨大，在几个世纪里，它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它的好处其实并不是这项计划的初衷，修建郑国渠的初衷是想尽可能地让秦国占用自己的人力物力，那样，秦国就忙于内政，没有精力再攻打邻国了。 
  吕不韦摄政时期，同样对商人采取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重要措施。富有的商人被赐予荣誉，他们被吸纳到政府体制中来。对吕不韦本人的背景而言，这样做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他显然没有时间像世袭贵族那样去接受抑制商人的传统价值观的熏陶。如果有人用其他手段积聚财富，吕不韦认为给他们一个空头衔并把他们吸纳进来并没有什么不对。有一个人因之受益，他长期从西部边界的戎狄那里用丝绸换取动物毛皮，由此获得无穷无尽的利润，而后，他用所得财富换取名望—这个人不仅被授予贵族爵位，还被邀请在重臣出席的场合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