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高墙

既然钱是那么好的东西，那么农民工不怕掉面子不怕脏，用双手换来的血汗钱为什么“城里人”总要耍赖？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农民”，他们的“命”不值钱？由此说来用勤劳换来的钱得不到保障，为了生活他们还能去干什么呢？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国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既然好处城里人都占尽了，为什么有人还要做伤害“人民”的事情？我相信“城里人”都能给出答案，因为他们有知识。城里先富起来的一些人，假期总喜欢到乡下去旅游，因为那里的人淳朴、善良――既然乡下人有那么多的“好”，不知城里人是否想过他们为什么会走上干“坏事”的路，这是谁造成的呢？
每年“12・4”法制宣传，电视里报纸上看到最多的是豪华车在繁华的大街上行驶，或许这就是城市与农村的最大区别。如果说法与农民间有距离，那就是城市与农村的距离。
第四章 行动：背负责任一路奔走第58节：永远的“阳光下12・4行动”
2003年12月10日 星期六 晴
自由后第258天
结束了“阳光下12・4行动”，今天我回到了深圳。
50天转眼就过去了，但50天的经历却给我留下许许多多的难忘和感动：我感谢那些和我素不相识给我无私帮助的朋友，我为那些和我仅有一面之缘却请我去吃担担面的路人感动，因为他们我看到了希望和美丽。
有人说，善良的最高原则是保持受施者的尊严，而这恰恰是我们当今慈善事业所忽略的――做人的尊严是任何东西也取代不了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某贫困大学生泪流满面从某企业老板接过资助款，一个用眼泪来表达内心的无限感激，一个用微笑来陈述爱心的崇高。媒体这样做是要呼唤更多的人关注贫困群体，不让一个学生因为贫困而辍学，这本身没有错，只是我们忽略了受助学生的尊严。
也许有人说：得了“好处”，还讲什么尊严呢？其实，当你的行为让别人产生了压力，你的善意就不是善意了。在这次“阳光下12・4行动”前，朋友说以“正常人”身份（不公开个人经历）进行法制宣传好，那样不会给自己将来的生活造成不好的影响，哪怕有人会说是作秀。但我没接受，我之所以选择以真实的身份宣传法制是因为想让更多的人得到启示，人的一生很长也很短，有时人走错了路回头很难，为避免不要陷得太深，给自己一些警示是很有必要的。另外行动中，有些人关心我的那段经历比关心普法行动本身更有热情。为什么呢？好奇！没有人坐牢了还敢大胆向别人讲述自己不光彩的过去。有人背着说我傻，我会心地笑了――至少我没有给他们造成心理压力，那样他们必然会对法律多一种感受，因为违法犯罪是不需要理由的，有时它发生在人的无意识中，故而要想不犯错或少犯错，加强警惕是有必要的。
人活着总要有一个精神支柱。因为污点的存在，我必须重新调整人生的方向，开始新的征途。我相信有许多走在法律边缘或刑满释放的人看不到自己的前途，随时都有可能步入歧路。这正需要更多的人站出来，给他们指引，给他们力量，让他们与某种行为决裂，找回自我，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我知道我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我相信有我的坚持，就会多一份希望。
第四章 行动：背负责任一路奔走第59节：“失足者心理咨询热线”开通(1)
2003年12月12日 星期五 晴
自由后第260天
昨天休息了一天。上午刚到办公室，手机突然响了，一看号码是外地的。
她说她姓方,叫方太，是从海南打过来的。昨天晚上，爱好文学的她在网上查阅资料时无意进入了“中华失足者热线”网站， 网站上的文章勾起了她对过去的回忆。激动的她当时就拨打了网站上我的手机号码，因我关机没有拨通，所以今天一早她又接着打了。方太的语气有些急促，我一直不好意思打断她。下面是她的讲述：
1982年1月8日，我出生于重庆开县一个偏远的小村庄。我是家里4个孩子中惟一的女孩，父母和3个哥哥对我都特别宠爱。玉萍是我的邻居，比我小两个月，她在家和我一样也是最小的，上面还有两位姐姐。因为她父母期望第三个孩子生个儿子，想不到还是个女儿，所以她一生下来就让父母不喜欢。
由于我的父母和3个哥哥都特别喜欢女孩，玉萍经常到我家来玩，我们很早就成了要好的伙伴。1988年9月，我和玉萍一起报名上了小学。在学校里我很贪玩，因为有3个哥哥护着，我经常和班上的男生打架。如果有人欺负我， 她每次都会及时向我哥报信，让他们为我“打抱不平”。
玉萍读书比我认真，我的作业基本上都是她帮我做的。记得1993年7月的5年级期末考试时，她因为传答案给我，被监考老师发现后取消了考试资格， 为此她的父母要她回家放羊。我的父母知道后第一次动手打了我。虽然我很生气，但我并没有记恨她，即使她将在学校帮我写作业的事全捅了出来。我还主动向玉萍的父母求情，同时让3个哥哥轮流去做工作，就这样她和我一起又上学读书了。
1997年7月，我和玉萍一同初中毕业。本来她可以去上重点高中的，但她的父母不同意，说什么女孩读书太多没用。而我的父母要我读书我却没有考上。
1998年春节刚过，我和玉萍在老乡的带领下满怀期待地南下深圳打工。由于是事先约定好的，我们很容易进了宝安西乡一家电子厂。厂里四川老乡超过了员工的一半。因为是第一次出来打工，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高楼大厦，我和玉萍都很开心。流水线的工作虽然辛苦，但每周有一天的休息，我还是很满足。每到星期天，我和玉萍都会和其他的老乡一起聚餐，晒太阳，去宝安城热闹的地方走走。太过安静的时候，我和玉萍也会首先打破沉默，在宿舍里唱歌跳舞。
1999年元旦，玉萍去了东莞厚街看望她的姐姐。呆在宿舍百无聊赖的我，晚上被一老乡拉去了歌舞厅。那歌舞厅在金威啤酒厂附近，原来就听她们提起过。刚开始我还有些害怕，坐在椅子上听着狂乱的节奏发愣。这时，一位英俊的男子径直朝我走来，很有礼貌地请我跳舞。他的诚恳让我无法拒绝。我很快知道他名叫大力，香港人，年龄比我父亲还大，但看起来只有30岁的样子。舞步娴熟的他耐心地教我，带引我在“快三”中轻舞飞扬，在“慢三”中柔情翩翩。我在这个男人略带忧伤的目光下，悄悄地红了脸。
舞后，大力告诉我他今天心情不好，但因为有了我的陪伴，舒畅了许多。为了表示对我的感谢，他给我1000元钱。一开始，我说什么也不肯收，因为那比我一个月的工资还多，我不能无缘无故地收别人的钱。但大力很生气，说我看不起他。看着他委屈的样子，我终于很勉强地接受了。离开歌舞厅时，大力还开车把我送回了工厂宿舍。
自那以后大力经常来工厂请我去跳舞，如果遇上我加班，他总会买一些夜宵放在门卫那里。 随着我和他交往的深入，我越来越觉得在工厂做流水线很没意思，有时工作上出了一些小错误，拉长除了会大骂我一顿外，还要扣我的工资，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一次，因为上道工序误时造成我这道工序产品积压，拉长不找别人，却让我在全线工友面前作深刻检讨。我一气之下将厂牌啪地一扔，头都不回就走了 。
当大力得知我辞工后，高兴地给我买了10000多元钱的衣服。也就是那天，我把自己17岁的身体交给了他。第二天，大力就帮我在一高档花园租了一套三居室，我和他迅速地住在了一起，从此告别了流水线打工妹的生活。
我和大力住在一起不久，玉萍知道后特别反对。我去工厂宿舍找她，她却狠心地说不愿意见我，说我这样做是在出卖自己。我在门外大声反驳她说，我并不这样认为，只要大力真心爱我，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那天离开宿舍的时候，我很难过，我不愿失去玉萍这个最要好的朋友。
为了讨玉萍高兴，五一节我送了一部5000元的手机给她。那时工厂的打工妹很少有手机，别人都很羡慕她，她也把它当作一个“宝”似的天天挂在脖子上。之后，在我的再三请求下，她终于同意来我的新家玩。我高兴地猛亲她一口，唇印蜷在她可爱的小酒窝里，格外鲜红……
和大力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我才知道他在香港还有老婆和孩子。起先，我摔瓷器摔桌子，说什么也不能接受。最后大力承诺说送我一套房子。我想起家人让我在深圳扎根的嘱托，也就没有再和他闹。大力向我坦白后，每个周末都要回香港和老婆孩子一起过，我就让玉萍过来陪我住，我们总有说不玩的悄悄话。渐渐地，她虽不赞同我做大力的二奶，但也不反对了。
2000年三八节，玉萍放假半天，大力让我邀请她过来一起玩。这是我求之不得的，因为那天也是她的生日，我想给她一个惊喜，送她一条项链。我们到超市买了许多菜，做了满满一桌。大力显得也很兴奋，他不停地劝我们喝酒。欢声笑语中，我只觉眼前一阵昏暗……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大力在我们的啤酒中放了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