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文豪

    1927年1月份，《1984》这部的英文译稿完成。
    林子轩打算先在美国出版英文版，试探一下西方世界的反应，以后再出版中文版。
    按照他的估计，除了苏联以外，德国和意大利都可能会禁止这部的出版，法国和英国很难说，这种自诩为民主的国家很多时候都有不民主的一面。
    德国不用说，《1984》中的老大哥形象也有希特勒的影子。
    个人崇拜和极权统治，是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共同特征。
    在法国和英国，各种社会思潮泛滥，《1984》一定会遭到不少人的抵制。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你可以说这部是反极权主义的经典，也能说这部有教唆人走上极权道路的风险。
    比如中描述了一个恐怖的101号拷问室。
    犯人被抓之后，在拷问室里思想警察会用犯人最担心的东西来折磨犯人。
    对于中的主人公来说，最担心的就是被人将头按入都是老鼠的笼子里。
    101号室设立的目的是通过让受刑者经受他们最憎恨的事来迫使他们背叛最亲密的人，从而打破犯人最后的心理防线。
    这种审讯方式很容易被人模仿，导致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
    事实上，的确有这类事件发生，据说一个美国邪恶教派的首领把这本奉为经典，在他的教派中推行中的做法来控制教徒。
    这是《1984》在某些国家被禁的原因之一。
    相对而言，这本在美国出版最为保险。
    和林子轩以前的相比，《1984》过于黑暗，晦涩难懂，走的不是畅销的路子，只能通过口碑传播，这种政治讽刺类是西方文学评论家的最爱。
    尤其是影射苏联的部分，想必在美国文学界能引起不小的轰动。
    林子轩在美国文坛有根基，有读者基础。加上文学评论家的推波助澜，应该会有不错的销量，能否封神就在美国获得的评价了。
    大众都有从众心理。
    一本在美国获得极高的评价，那么英国读者就会好奇。英国评论家觉得不错，就能带动欧洲其他国家的读者。
    等到在欧美流行之后，轮到中国读者好奇，到时候出版中文版会事半功倍。
    如果现在出版《1984》的中文版，在国内肯定会引起猛烈的抨击。林子轩需要等一等。
    与此同时，鲁讯从厦门大学辞职，前往广州，在广东大学任文科主任和教务主任。
    他在厦门大学的工作经历并不愉快。
    厦门大学是爱国华侨陈家庚筹资创办，始建于1921年。
    设有文、理、教、法、商、医、工7科，共24个系，有学生约400人。
    鲁讯在厦门大学开设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史课，每周4节课，兼任国学院的研究教授。
    来厦门前，他曾经考虑过。绝不能把教书当成终生的职业，所以他把教书看成是短期的“休整”，并为以后的生活积聚一点必需的钱。
    他和许广评相约两年后再见，然而，只过去三个月，鲁讯就离开了厦门大学。
    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
    许广评在广州的催促是一个原因，还有他在厦门大学受到的排挤和打压。
    鲁讯对厦门大学的印象十分糟糕，在给许广评的信中讽刺地形容厦门大学，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海边上”。
    他和厦门大学的校长林闻庆冲突不断。
    厦门大学是民办大学。和清华北大不同，这里更为讲究实际。
    鲁讯刚到学校，学校当局就问履历、问著作、问计划、问年底有什么成绩发表，希望快速并多出成果。来为学校扬名。
    厦门大学对于投资人非常看重。
    一位银行家来到厦大，学校当局忙得不亦乐乎，鲁讯蔑视这种绕着“钱”字打转的风气。
    有人拉着鲁讯去陪银行家照相，他坚决拒绝了。
    这里很难说谁对谁错，只能说是各自的立场不同。
    民办大学出高薪聘请声望高的教授，目的就是为了出成绩。打响学校的知名度，民办学校没有教育部的资金支持，只能依靠自筹资金。
    鲁讯在北平的时候教书只是兼职，正经工作是公务员。
    所以，他来到厦门大学后极为不适应这种功利性的氛围，作为教育部的公务员，都是别人求他办事，哪里有陪着银行家照相吃饭的道理。
    由此可见，鲁讯还没有转变自己的身份。
    他现在拿着厦门大学的高薪，就是厦门大学的员工，一个员工不听领导的指示，自然会受到责难，这就是公办大学和民办大学的区别。
    就算在公办大学，经常和校长顶撞的教授，恐怕也做不长久。
    正如他给许广评的信中所说：“我以北京为污浊，乃至厦门，现在想来，可谓妄想，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么？”
    其实，在那里都一样，这是职场法则，他如果不转变心态，这种事情还会发生。
    这或许就是性格决定命运。
    鲁讯在广州并没有待多久，几个月后就和许广评来到上海。
    这个时候，胡拾在美国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预备回国。
    他这些年在北大教书，被人称为胡博士，其实他并没有博士学位证书。
    这是因为，1917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没有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他的博士论文叫做《先秦名学史》，美国学者弄不懂中国古代文化，没让他通过。
    此时，蔡元赔给胡拾发了聘书，聘请他到北大做教授，胡拾也不管论文答辩了，先回国混个教授再说，就这样，他做了十年的假博士。
    由于他回国后名气越来越大，也没有人质疑他的学位问题。
    今年年初，他回到哥大，补交了一份《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作为博士论文。
    美国学者还是搞不懂，只是看在胡拾已经在中国出名，没有为难，给他颁发了博士证书。
    胡拾拿了博士学位，正准备回国，接到了国内的来信，告诉他国内正在战乱。
    以前他攻击过孙仲山，支持过段祺睿，很可能被广州国民政府判定为反革命，不少朋友都劝说胡拾暂时不要回国。
    胡拾非常担心，他没有回国，而是停留在日本，等待国内的消息。
    随后，他来到了上海。
    就这样，鲁讯、胡拾和林子轩聚集到了一起，新文学三杰终于生活在同一座城市。
    在接下来的数年间，三人因为各自不同的立场和坚持，时而合作，时而斗争。
    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是为了自由和革命，为了国家和民族，为了未来的道路。
    这是继五四之后，中国文化界和思想界最为激烈的交锋。
    正因为如此，才谱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一页。(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