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惆怅

晁盖心里，真是想不明白，好没意思。所以这一回，晁盖决计不听宋江那一套，死活要带兵下山去。不但“宋江苦谏不听”，而且“晁盖忿怒”。这“忿怒”二字值得玩味。忿怒什么呢？显然不仅仅是因为曾头市。
想当时晁盖一定有一种紧迫感。他对宋江说：“你且休阻我，遮莫怎地要去走一遭！”同时晁盖一定也有一种孤独感。以往宋江下山时，只要说一声：“小可情愿请几位弟兄同走一遭”，厅上厅下便会一齐都道：“愿效犬马之劳，跟随同去”。就连打一个小小的芒砀山，吴用和公孙胜都要左右辅佐。这一回，却似乎没什么人自告奋勇，得晁盖自己点将。吴用和公孙胜都留下陪伴宋江。打先锋和当军师，全靠“梁山初结义”时的弟兄林冲一人。这就几乎注定了晁盖要失败。而紧迫、孤独导致的狂躁、冒进，则是晁盖失败的直接原因。
三、晁盖遗嘱之谜（3）
晁盖战死疆场，自然不失英雄本色，但也同时说明他确实不具备领袖资质，甚至缺少大将风度。凡为人主、为将帅者，必须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像晁盖这样沉不住气，怎么行呢？
其实，晁盖不如宋江之处甚多。他既无远虑，亦无近谋，而且往往意气用事。比如杨雄、石秀两个来投奔梁山，晁盖却要砍他们的脑袋，原因只在于“这厮两个，把梁山泊好汉的名目去偷鸡吃，因此连累我等受辱”。结果遭到众人反对，人情也让宋江做了。这岂非考虑欠妥？再说了，既然已经答应他两个入伙，就该唯才是举，好生安顿，晁盖却叫他们坐在杨林之下。想那杨林不过地煞星之十五，杨雄、石秀却在天罡星之列，武艺本事相去何远？可知晁盖实在没有识人之力用人之量，也实在不够资格当领袖。
难怪晁盖这领袖当得有点窝囊了。最窝囊的是，他明明看出了宋江有投降的意思，自己也很不赞成投降，却又无可奈何。因为投降对不对、好不好先不说，好歹也是一个纲领一条路线，晁盖却什么纲领路线都没有。他的上山，原本就稀里糊涂；上山以后，又得过且过。依照他的想法，既不必像李逵嚷嚷的那样，“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他自知无此能耐），也不要像宋江琢磨的那样，招安投降，谋个一官半职（他明白那并非出路），最好就这么混着，当一天强盗打一天劫。只要弟兄们日日在一处厮混，有肉吃，有酒喝，就不赖。当然，晁盖并不蠢。他也心知肚明，清楚这终非长久之计，可惜又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过一天算一天，或者寄希望于来人。在他看来，有本事捉得史文恭者，一定有勇有谋。有勇，就不会投降；有谋，就能找到出路。
这当然是个办法，可惜行不通。因为那捉得史文恭者，如果是山寨中人，岂肯颠覆宋江的领袖地位；如果是山寨外人，又怎么颠覆得了？显然，不管是谁捉得史文恭，也仍得让宋江去坐那头把交椅。所以，晁盖的如意算盘，几乎注定要落空。
四、何不杀去东京（1）
宋江想没想过要当皇帝呢？不好说。
李逵是主张宋江当皇帝的。这话李逵公开说过多次，而且几乎是一有机会就要说。比如，晁天王曾头市中箭，一命呜呼。宋江因为有天王遗命在先，死活不肯就寨主位。于是林冲等人只好请宋江“以大局为重”，权作首领，以免群龙无首。然而李逵却叫道：“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便做了大宋皇帝，却不好！”结果被宋江一声断喝：“这黑厮又来胡说！再休如此乱言，先割了你这厮舌头！”李逵这话说得着三不着两。林冲等人请宋江到聚义厅议事，原本是要讨论寨主问题。或者说，是要让宋江出来主持工作，怎么扯到当不当皇帝上去了？即便要当皇帝，也得先当了寨主再说。但李逵是个急性子，巴不得一步到位，也有点看不惯宋江的扭扭捏捏，所以就不管合适不合适，只管喊将出来。
宋江其实也是有过这个念头的。宋江江州遇难，危在旦夕，众兄弟下梁山，劫法场，破无为军，杀黄文柄，救得宋江性命，一同上山聚义。喘息未定，宋江便迫不及待地说起“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的段子，还要一句一句地解释，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李逵是个直人，一听这话，便跳起来叫好：“好哥哥，正应着天上的言语。虽然吃了他些苦，黄文柄那贼也吃我割得快活。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小宋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这话虽然立即被戴宗喝断，不过宋江的心思，却也被李逵有意无意地捅了出来。
那么，宋江有没有这个条件呢？应该说，多少有一点。
宋江的军事力量到底有多大，不好说。不过，直到投降之前，官兵和梁山交锋，没胜过一回。即便是高俅、童贯带了兵来，也不中。可见如果要和宋徽宗那昏君逐鹿中原，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宋江自己，应该说也是具有领袖资质的。他文不如萧让，武不及林冲，谋不如吴用，勇不及刘唐，这些人却心甘情愿地团结在他周围，唯其马首是瞻，可见宋江确实具有个人魅力。所以，如果宋江果真决定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众弟兄一定是一片响应：“愿随哥哥前往”。想想看吧，宋江要投降，弟兄们尽管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也还是跟着走了。要他们跟宋江去打江山，岂有不肯之理？
然而宋江却不肯，因为宋江是“孝义黑三郎”。
宋江的“孝”是有名的。因为“孝”，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肯上山落草，以免“教人骂作不忠不孝”。宋江的“义”也是有名的。因为“义”，他不顾朝廷王法，放走“劫匪”晁盖等人。正是“孝义”二字，使宋江在江湖上赢得了好名声；但也正是这两个字，使宋江在听了“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的段子后，虽不免有些飘飘然，却仍不敢有非分之想。
什么是“孝”？“孝”的本质就是“恭敬顺从”，因此又叫“孝敬”、“孝顺”。不过，孝敬也好，孝顺也好，都和“造反”格格不入。所以，孔子说，一个人，如果为人孝悌，却又犯上作乱，那可是从来没听说过。
那么，什么是“义”呢？义，有侠义、情义、正义、忠义。宋江救晁盖，讲的是情义；投降朝廷，讲的却是忠义。而且，在宋江心目中，忠义显然是第一位的。所以，晁盖一死，宋江还只是“代理寨主”，便立马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甚至可以说，在宋江看来，忠就是义，义就是忠。搭救晁盖，是忠于友谊；投降朝廷，则是忠于国家。这样的人，要他在王法之外做点小动作，是可能的；要他“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则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历史上那些靠暴力夺取政权的，都不是什么讲忠孝仁义的人。刘邦置生父和亲子的死活于不顾，有什么“孝”？朱元璋初登大位，便大开杀戒，屠戮功臣，又有什么“义”？正如林语堂先生在《中国人》（又译《吾土与吾民》）一书中所说，建立新王朝“需要爱好战争和混乱的天才——对费厄泼赖，对学问及儒家伦理都嗤之以鼻，直到自己稳稳地坐在龙位之上，再将儒家的君主主义捡起来，这可是个极有用的东西”。宋江还只是个“草头王”，就把这东西当宝贝，行吗？
四、何不杀去东京（2）
所以，孝子也好，义士也好，都当不了造反皇帝。做得成的，都只有把“忠孝节义”四个字束之高阁，至少暂时束之高阁。宋江撇不开这四个字，就不可能“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既不肯当皇帝，也不肯当强盗，便只好选择当“回头浪子”，招安投降。
荒唐的正义
这也并非没有道理。正如宠臣不等于权臣，小人也不等于奸人。小人，是从来就有的（世所恒有）。奸臣就比较罕见。“一代名奸”更是“珍稀动物”。审诸唐宋元明四代，堪称“名奸”的，唐代只有一个李林甫。宋代多一点，蔡京、秦桧、贾似道。元代六大奸臣一个都不知名，明代的“名奸”恐怕就是严嵩。不信随便找个人问问，问他明代最坏的人都有谁，答案多半不是魏忠贤，就是这位严阁老（当时称内阁大学士为阁老），要不就是两个人都榜上有名。要知道，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上，严嵩从来就是大白脸。
一、奸臣严嵩（1）
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一月，是“一代名奸”严嵩伤心难过的日子。就在这个月，他的儿子严世蕃被人告发，以“通倭谋反”的罪名逮捕下狱。这个罪名如果成立，等待他的，将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严嵩是有明一代的异数，一个“不可多得”的奸臣。明代的奸臣不多。《新唐书》作《奸臣传》，上下两卷，另有《叛臣传》上下两卷，《逆臣传》上中下三卷。《宋史》作《奸臣传》，多达四卷，另有《叛臣传》上中下三卷，《佞幸传》一卷。《明史》的《奸臣传》却只有一卷。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大明的奸臣就一定比大唐或大宋少，因为《明史》还有《佞幸传》和《阉党传》。入此二传的，在一般人看来，也是奸臣。比如武宗（正德）朝的焦芳，身为阁臣，却与宦官刘瑾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怎么不是奸臣？然而入《阉党传》。又比如成祖（永乐）朝的纪纲，专一刺探官民隐私，打小报告陷害他人，“被残杀者不可胜数”，又怎么不是奸臣？然而入《佞幸传》。《明史》认为，不能把小人都名之为“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