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惆怅

道理也很简单：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当你拿着可怜兮兮那么一丁点被拖欠被克扣的俸禄，连老婆孩子都养不活的时候，能有几个人愿意像海瑞那样，靠吃自己在衙门里种的萝卜白菜过日子呢？何况你要改善一下生活并不困难。你只要在收税收粮的时候稍微多收那么一点点就行了，甚至你只要对你的下属在多收税粮的时候睁只眼闭只眼就行了。什么都不用你亲自动手，一切都会有人帮你打理好，而且你还不用担心受到指责和处分，因为大家都是这么做的。那么，又有几个人能挡住这样的诱惑呢？
三、逼良为寇（3）
难怪朱元璋要感叹官员堕落之多了。他说“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谁知道“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既久，俱系奸贪”，“以至内外官僚，守职维艰。善能终是者寡，身家诛戮者多”。吴思的《潜规则》一书，把这个现象称之为“新官堕落律”。原本清清白白的新官、清官一个个堕落为贪官、半贪官，自然有复杂的原因。但朱皇帝的低薪制，却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
事实上，无论低薪制度有没有道理，或者有多少道理，它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都不具备可操作性，而一个不具备可操作性的制度在政治上是注定要失败的。为什么不具备可操作性呢？因为它缺少一个支撑系统。当然，在朱元璋他们看来，这个支撑系统是有的，这就是道德和道德教育。但是，道德虽然必须，也有用，却不万能。仓廪足然后知荣辱，贫穷才是万恶之源。你不能指望官员们饿着肚子为帝国效劳。没错，无论古代还是国外，都有安于低薪，甚至有贴钱做官的。不过我们得弄清楚，这些人一般并不缺衣少食。他们或者有田租，或者有家业，或者有遗产。他们出来做官，或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或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总之不是为了谋生。
咱们的情况可就两样。大多数官员，是要靠这个吃饭的。尤其是来自农村的那些贫寒之士，他们头悬梁锥刺股，囊萤映雪，刻苦攻读，不仅是为了“一举成名天下知”，也是为了能够改善生活。至少，在他们金榜题名、走马上任之时，对那些曾经千难万苦地支持过他们的父母妻子、亲朋好友，总得有所回报吧？贫困潦倒时借下的种种债务总要一一偿还吧？作为一个官员应有的最起码的体面，也总得维持吧？然而朝廷所发放的，只是杯水车薪。那么好了，朝廷的俸禄既然不能指望，能指望的，便只有手中的权力。而权力，我们知道，那是可以换钱的。
四、高薪未必养廉（1）
权力可以换钱，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权力如何换钱，大家知道的可能比我还多。那就不说也罢。现在要考虑的，是解决的办法。
这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因为不但明清，就连时下的腐败，也部分地与低薪有关。我们的省长、县长虽然不必自己掏钱雇“幕友”、“师爷”（也不允许），调动工作时也不必自己掏路费，更不必四处打点，逢人便送别敬，但工资单上的那点薪水，也实在不能算是很高。当然，他们还有工资以外的许多无法准确估算的福利，比如住房，比如医疗，比如用车，比如不需要自己花钱的吃喝玩乐，正所谓“工资基本不动，饭菜基本不弄，烟酒基本靠送”。可惜这些好处只有在职的时候才有。一旦离职，就什么都没有了。另外，也不是所有的官员都有上述好处。地方有贫有富，官缺有瘦有肥。某些非要害部门（也就是北京人所说的“蒸馏水衙门”）的干部，日子就相当清贫；而某些要害部门（比如纪检部门）的干部，因为纪律严明，日子也过得紧紧巴巴。
因此，类似于明清官场陋规的非典型腐败，便在不少地方和部门死灰复燃。当然，公然地收受“使费”、“部费”、“门敬”、“跟敬”是不大可能，到地方上视察，临走时也不会有什么“程仪”。如果有，那是要被视为“典型腐败”的。但非典型腐败之所以是非典型腐败，就因为它总能找到恰当的方式，让大家无话可说，或者无法可查。所以，内容千古不变，花样却不妨翻新。比方说，花巨资给你装修房子，却只象征性地收一点“材料费”，就是一个办法。用考察的名义请你出国旅游，也是一个办法。此外，还有请打麻将和请打高尔夫球的（赢家是谁自然不言而喻），有请题字、写文章然后送润笔、稿酬的。此类“办法”数不胜数，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说。
同样，公然地收取“耗羡”，也是不可能的，而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则是明显的违法乱纪。但“跑部进京”之类的事情还是要做，而且开销也不小。这些钱不能完全由地方政府出，更没有由地方官自己出的道理，再说也出不起。这个也有办法，就是让企业出，然后将跑来的项目交给这家企业去做。这很“公平”，也很“合理”，大家都没有话说。企业因为出了钱，当然该得这个项目；地方官等于给这家企业跑来了生意，当然也该附带地享受一些好处，比如吃满汉全席，住总统套房，以及将一些不便报销的款项交由企业解决等等，便等于是收取“耗羡”了，只不过并不装进官员的腰包而已。实际上，招待重要客人，请吃饭，请跳舞，甚至请洗桑拿，然后“找个老板来埋单”，已是某些地方官的常规做法，也是公开的秘密。总之，由于官员们的薪资实在太低，要用钱的事情和地方又太多，这就使他们不得不“曲线救国”，想些并不明显违法乱纪的办法，而非典型腐败也就应运而生。
于是便有人主张，应该高薪养廉。
高薪养廉并不是什么新主张，早就有人提出并实行过了。这个人就是清代的皇帝雍正。雍正皇帝即位不久，就做了三件与反腐倡廉有关的事，这就是耗羡归公、高薪养廉和取缔陋规。雍正是一个了解下情的皇帝。他很清楚，“耗羡”这种正常税收外的附加税，是收得没道理的，但又取消不得。当真取消了，官员们就没法过日子；而如果一仍旧例，又等于姑息纵容。雍正的办法是“耗羡归公”。具体地说，就是将过去由州官县官私征私用的耗羡，统统上缴省库，然后再由省里发给州县。这项改革的意义是很大的。首先，耗羡归公，国家便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规范（主要是规定提取的比例），而州县因为多收无益（反正只能从省里领到规定的数额），就不会再乱摊派。这就堵住了乱收的口子。其次，耗羡归公以后，州县征求耗羡，不过是完成任务；上司发还耗羡，也不过是发放津贴。双方都不是送“红包”。既然不是红包，也就没有人情。州县既不敢借口孝敬上司而加重盘剥，上司也可以理直气壮地管理下级。这就堵住了腐败的口子。第三，归公的耗羡，除填补亏空和留作公用外，统统用来发放“养廉银”。这笔钱，虽然还是从官员们那里来的，但比起这个敬那个敬来，毕竟公平合理多了。这就在“反腐”之外又有了“倡廉”。
四、高薪未必养廉（2）
雍正时期养廉银的数字相当可观。比如总督的年薪是白银180两，而浙闽总督的养廉银则是18000两，一百倍。县官的年薪是45两，而其养廉银至少也有400两，多的可达2000两，倍数也很不小。吏、户、兵、刑、工五部尚书（部长）、侍郎（副部长）和管部务的大学士（国务委员）则发双俸。因为他们没有养廉银可领，手上又有权，难免地方官来和他们搞权钱交易。其他京官，也都有所津贴。比如一品大员年俸180两，恩俸则有270两，比例虽不及外官大，但京官的应酬开销要小得多，大体上也能平衡。
有了养廉银，雍正便认为可以取缔陋规了。那时的陋规是很吓人的。比如山东的州官县官拜见巡抚一次，衙门里就要收门包（也就是开门费和通报费）16两。缴纳1000两税银，则要另交30两手续费。下级拜见上级，本来是谈公务，却要先用银子作敲门砖；纳税人交税是尽义务，却要另外拿钱答谢收税人。这是什么规矩？混账规矩！因此雍正勒令取缔，并通令全国：“倘有再私收规礼者，将该员置之重典，其该管之督抚，亦从重治罪。”
应该说，雍正的这一系列举措，是既有道理又可操作的。可惜其收效却甚微。公元1735年，雍正去世，乾隆继位。就是从他这个宝贝儿子开始，大清帝国又重新走向腐败。各种陋规死灰复燃，且愈演愈烈。比如前面说到的那个张集馨，道光二十七年调任四川臬台时，在北京就又送了15000两银子的“别敬”。其中军机大臣（实际上的宰相）每人400两，六部尚书每人100两，侍郎每人50两，军机处秘书每人也有16两。至于使费、部费、门敬、跟敬之类，各地方、各衙门、各官员也都照收不误。这还是“非典型腐败”。典型的腐败就更是骇人听闻。乾隆朝大学士和珅，家财竟达八万万两，相当于当时政府十年的财政收入，法王路易十四私产的14倍；也相当于雍正五年国库储银的16倍，康熙末年国库储银的100倍。看来，高薪也未必养廉。
高薪为什么就未必养廉呢？因为高薪之外的诱惑，要远远大于养廉银的数额。谁都知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一年千把两银子怎么抵得住？这还是“清知府”。如果是和珅那样的大贪官，这点养廉银哪会放在眼里？所以，高薪养廉只可能对那些操守较好的官员起一点补偿作用，帮助他们坚守下去，对真正的贪官是不起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