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帝国

经过殊死拼杀，基督教军队被歼灭。弗拉迪斯拉夫国王阵亡，这次不幸的十字军的真正煽动者红衣主教朱利安·恺撒里尼也丢了性命。[259]基督教徒的这次失败，造成的严重后果甚至比尼科堡战役还要严重，它粉碎了基督教徒联合抵抗土耳其人入侵的最后努力。基督教徒阵营中的绝望情绪空前严重，君士坦丁堡的不幸皇帝被迫以庆典和礼物欢迎胜利者。
  然而，君士坦丁甚至在瓦尔纳惨败后，仍继续在希腊进行其抵抗。他重新出现在伯埃奥提亚，并将其控制势力扩大到佛塞斯至滂都斯地区。看起来，好像在这最后的时刻，一个新希腊将要作为濒死的拜占廷帝国的继承者崛起于古希腊的土地上。但是，这一切都没有持续太久，这位专制君主很快就摸到了瓦尔纳战役胜利者的报复之手。1446年，穆拉德二世率大军侵入希腊，席卷希腊中部地区。拜占廷专制君主第一次真正在长城上面对敌人，但是这道屏障很快就被土耳其大炮摧毁。1446年12月10日，长城被摧毁，通道被打开。土耳其人涌入莫利亚地区，蹂躏了拜占廷的城市和乡村，抓走了6万余名战俘。[260]专制君主设法达成和约，答应缴纳贡品，而苏丹还要继续对付斯坎德陪和匈牙迪。好像是瓦尔纳战役的余波，穆拉德二世和匈牙迪于1448年10月在科索沃平原进行决战。经过漫长激烈的战斗，塞尔维亚人的命运再度在这里被决定，匈牙迪被迫屈服于土耳其人的优势兵力。斯坎德陪则坚守在阿尔巴尼亚山区，他不屈不饶在此抗战多年。
  同时，专制君主君士坦丁继续努力实现其团结统一希腊各部的计划，却终遭失败，而后不久，他前往君士坦丁堡担任皇帝。1448年10月31日，约翰八世皇帝去世，身后无子嗣，由于此前不久塞奥多利刚刚病故，所以，就由勇敢的专制君主君士坦丁·德拉加斯（Constantine Dragas）继位。德拉加斯这个称呼来自于其母亲海伦（Helen），她来自马其顿东部地区的塞尔维亚人德拉加斯王朝。[261]1449年1月6日，君士坦丁在莫利亚被加冕为皇帝，两个月后，他进入首都。莫利亚的权力由托马斯和迪米特里分享。后者曾在土耳其人的帮助下，千方百计企图获得皇帝权力，此时，他再度依赖土耳其人的援助，与其兄弟托马斯在莫利亚地区大打出手。
  拜占廷帝国末代皇帝的勇气和政治家的能力都不可能挽救帝国摆脱注定灭亡的命运。1451年2月，穆拉德二世去世，其子穆罕默德二世即位，君士坦丁堡的末日来到了。拜占廷的君士坦丁堡正好位于奥斯曼人领土的中心地带，将土耳其人的欧洲领土和亚洲领土一分为二。这位新苏丹的首要目标就是消灭这个外国人的首都，并赋予奥斯曼帝国一个君士坦丁堡的强大中心。他以极大的精力和计谋精心准备夺取帝国首都，以便使其前辈的事业取得其合乎逻辑的结果。拜占廷宫廷对穆斯林的意图肯定已经不抱有任何幻想，特别是当苏丹在首都近郊修建了强大的城外要塞（土耳其语称“鲁米利·西萨尔”）。君士坦丁十一世像其兄弟一样，将希望全都放在西方的援助上，尽管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当时确实已经没有其他任何希望了。在这最后的时刻，他企图重提两大教会统一这个早就失败的计划。曾经担任俄罗斯大主教的教廷枢机主教伊塞多利作为教皇的特使来到君士坦丁堡，1452年12月12日，即这个城市陷落的5个月以前，他在圣索非亚教堂宣布两大教会实现统一，并举行了罗马式弥撒。拜占廷民众极为愤怒，因为他们的欲求越陷入绝望，他们对其信仰的就越虔诚而顽强，他们对这个违背其宗教感情的事件的仇恨就越带有感情色彩。他们绝望的情绪和对拉丁人不可调和的仇恨从皇帝的一个最高级官员的尖刻的语言中清楚地表示了出来：“我宁愿在城市里看到穆斯林的头巾，也不愿意看到拉丁人的主教法冠”。[262]这就是事态发展的情况。拜占廷人已经失去了他们所有的东西，只剩下他们的信仰，甚至在穆斯林统治时期，他们仍笃信这一信仰。土耳其统治时期，首位君士坦丁堡大教长是君纳迪乌斯（Gennadius Schol-arius），他是马克·尤吉尼库斯反对教会统一斗争的狂热支持者。
  然而，并不是拜占廷民众反对教会统一政策破坏了西方援助君士坦丁堡的可能性。任何援助拜占廷帝国的有效合作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因为西方君主们利益各异，野心相互冲突。阿拉贡和那波利的阿方索五世（Alphonso V）当时是地中海上最强大的君主，他如同其诺曼人、德国人和法国人前辈在南意大利地区的所作所为，极力推行和他们一样的反对拜占廷帝国的政策。他企图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以他自己为皇帝的新拉丁帝国。教皇尼古拉斯五世（Nicholas V，1447～1455年在位）非常有限的资源本打算用来帮助君士坦丁堡抵御土耳其人，此时也被那波利国王富有进攻性的政策消耗殆尽，他不断向罗马提出金钱要求并得到满足，而没有遇到任何抗议。[263]尽管西方一直积极地干涉君士坦丁堡的事务，但是其目的无论如何也不是救助拜占廷帝国。然而，当时的东方也不存在建立新拉丁帝国的任何可能性。的确，曾经有一段时间出现过拜占廷帝国究竟是落入土耳其人还是落入拉丁人之手的问题。这个问题要由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来决定，尽管拜占廷帝国本身在决定局势发展中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它的命运早就由那些脱离了帝国控制，且没有其参与的重大事件来决定了，长期以来，它已成为了其他强大政治势力的角逐目标。它内部实力耗尽，残破不全，此时只不过是个城市国家，成为土耳其人唾手可得的牺牲品。
  1453年4月初，穆罕默德二世在这个城市城墙下聚集了强大的军队，[264]与之对垒的守城部队是由数量可怜的希腊军队和一小股拉丁人构成。西方人部队主要由700名热那亚士兵构成，他们是在围困刚刚开始以前才乘坐两艘战船在贵斯亭尼安尼（Guistiniani）率领下到达君士坦丁堡的，受到拜占廷人极为热情的欢迎。比较妥当的估计是，进攻一方的军队数量远超防守一方，比例大体为20：1。君士坦丁堡的力量不在于其英勇无畏但完全不合适的防御部队，而在于这个城市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约翰八世和君士坦丁十一世都尽力对该城南部的城墙进行修缮。
  在历史上，拜占廷帝国经常被其极具天然战略优势的位置和强大坚固的城防要塞所挽救，但是，同时也被其远胜于其他国家的军事技术所挽救。但是现在，这种技术优势却在土耳其人一边。穆罕默德二世调集了大量装备，并得到西方工程师的帮助，特别是得到火炮的支援。在攻击君士坦丁堡时，土耳其人使用了这种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新式武器，用当时一个希腊人的话说：“这些大炮决定了全部问题”。[265]守城部队使用的小型火炮根本不能与土耳其人大量的军火相抗衡。
  真正的围困开始于4月7日。主要的攻击目标是陆地上的城墙，特别是攻击番普顿门，土耳其人正确地判断这里是城防的薄弱点。“黄金角海湾”被粗大的铁链封锁，土耳其人使出了全部招数也未能冲破这道封锁。作为这样努力的一个结果，4月20日爆发了海战，在海战第一天，帝国舰队取得胜利。这次胜利在君士坦丁堡城内激起巨大的热情，使防御的一方得到新的鼓舞，尽管它并未使城市的危急得到丝毫缓解。另一方面，穆罕默德二世于4月22日，设法将很多船只从陆地拖过封锁线拉进“黄金角海湾”，这样，该城就遭到水、陆两面炮轰。这一小股城防部队以拼死的勇气坚守城池，拖延着不可避免的最后时刻的到来。每天夜间各个教堂举行的祈祷不断激励着他们的信念，皇帝在战斗中无比坚定的英勇行为为其臣民树立了杰出的榜样。他坚守在岗位上直到最后一刻，似乎早就抱定了必死的决心。[266]许多猛烈的进攻都被击退了，围城者的信心开始被削弱，但是经过7周的激战，被围困的城市多处城墙已经被严重毁坏，最后的关头不可能再拖延很久了。
  5月29日，穆罕默德二世决定发动总攻。当苏丹在总攻前夜调集作战部队时，希腊人和拉丁人基督徒一起聚集在圣索非亚教堂举行最后的圣礼。他们作完了祈祷后回到各自的岗位，皇帝则巡视了各处城防要塞直到深夜。黎明时分，冲锋开始了，这个城市同时遭到3面攻击。防御者的勇气继续坚守了很长时间，击退了每次进攻，将敌人杀退。苏丹于是投入其主力预备队，这些精兵是奥斯曼军队中精选出来的近卫军，经过殊死拼杀，他们爬上了城墙。在这决定性的关头，与皇帝并肩作战的贵斯亭尼安尼不幸受了重伤，被迫撤出战斗。这个损失造成了守城一方阵脚大乱，加速了土耳其军队的突破。首都不久就落入土耳其人之手，君士坦丁十一世战至最后，如其所愿，在战斗中被杀阵亡。此后3昼夜，苏丹的军队被允许大肆抢劫这个城市，正如发起最后总攻的前夜为了激发起斗志而允诺的那样。无价之宝的财产、艺术杰作、珍贵的手抄本、圣像和教堂圣器都被毁坏。穆罕默德二世进入这个被征服的城市时，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君士坦丁堡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