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通史

伊斯兰教是具有高尚德行和道德的宗教，在历史的进程中，不论它在哪里，总会散发出光芒，开辟通往文明的道路”，[10]“我们作为土耳其人，犹如（中亚的）腾格里山；我们作为穆斯林，犹如（麦加附近的）希拉山，土耳其和伊斯兰教是我们的原则”。[11]1969—1974年，民族行动党游离于政坛的边缘地带。1969年，民族行动党首次参加议会竞选，获得3.2%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1个席位。1973年，民族行动党再次参加议会竞选，获得3.4%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3个席位。1975年，民族行动党与正义党、救国党共同组成联合政府，其政治影响逐渐扩大。1977年，民族行动党获得6.4%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16个席位。
  新土耳其党（New Turkey Party，1961—1970年）创建于1961年2月，包括领导人埃克莱姆·阿里坎（Ekrem Alican，1916—2000年）在内的核心成员大都来自1957年脱离民主党而另立门户的自由党，积极吸纳前民主党成员。新土耳其党持右翼自由主义立场，强调世俗主义的政治原则，反对国家主义和政府干预的经济政策，呼吁将私有化和工业化作为土耳其经济的发展方向，主张发展私人经济、鼓励国外投资和扩大自由贸易，支持石油国有化和土地改革。新土耳其党在1961年大选中曾经有上佳的表现，然而自1962年加入共和人民党主导的联合政府后，民众支持率大幅下降。
  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是马克思主义影响力的扩大、左翼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左翼政党的活跃，左派政治渐露端倪，其中最具影响的左翼激进政党是土耳其工人党（Turkish Labor Party，1961—1971年，1975—1980年）。土耳其工人党于1961年由工会领导人和左翼知识分子创建，主要活动区域是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领导人是穆罕默德·阿里·艾伊巴尔。土耳其工人党是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政坛具有合法地位的左翼政党，代表产业工人的利益，在知识分子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强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倡导土地改革，主张工业、矿产业和石油的国有化，主张土耳其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独立地位和摆脱美国的控制。然而，在土耳其工人党内部，也存在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的严重分歧。1965年大选时，土耳其工人党在许多地区建立起分支机构，赢得3%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议院15个席位。在1969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土耳其工人党赢得2.7%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2个席位。土耳其工人党作为政治舞台的左翼势力，不仅参与议会选举和竞选议会席位，而且致力于议会外的校园政治和街头政治。1971年，土耳其宪法法院宣布取缔土耳其工人党，理由是该党阴谋颠覆国家。随后，土耳其工人党的20名领导人遭到逮捕和囚禁。
  工业化进程与工人运动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工业化进程构成工人运动的历史基础，而工人运动的影响则往往取决于特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环境。1871—1908年，奥斯曼帝国发生罢工共计24次，政治影响微乎其微。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颁布宪法，承认工人享有组建工会的合法权利。此后，工会组织渐露端倪。凯末尔时代，工业化的进程导致工人数量的增长，1924年宪法也承认工人享有组建工会的权利。然而，由于特定的政治模式，工会长期处于共和人民党的控制之下，工人和工会的政治参与程度低下。1925年颁布的维持秩序法，实际上禁止工人参与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的权利。1935年颁布的刑法，将罢工纳入刑事犯罪的范畴。1936年颁布的劳动法，禁止某些特定行业的罢工活动。1938年颁布的结社法，禁止成立具有特定阶级属性的社会组织。1946年重新修改的结社法，删除了禁止成立具有特定阶级属性的社会组织。然而，1947年颁布的工会法，明确强调工会活动的非政治化原则，将工会的活动局限于经济和社会领域。
  多党制的政治实践无疑是民众广泛政治参与的外在形式，完善的社会组织和广泛的社会动员则是多党制政治实践的逻辑结果。自20世纪50年代起，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导致工人数量的增长。与此同时，多党制的政治模式为民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进而导致工会数量的急剧增长和工人政治参与程度的明显提高，工人逐渐成为政党政治和普选政治的重要砝码。1950年，土耳其工人总数约为37.4万人，其中工会成员为7.8万人，分别属于88个工会，工人加入工会的比率为21%。1950年大选中，工人成为民主党的重要支持者。20世纪50年代民主党执政期间，工人境况得到改善，工会数量增长了5倍，工会人数增长了3倍。“土耳其工会联盟”成立于1952年7月，直至20世纪50年代末长期从属于民主党政府。
  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土耳其工会联盟逐渐成为独立于政党和政府的社会组织，进而从依附于民主党政府转变为支持反对派共和人民党。1960年，土耳其工人总数达到82.5万人，其中工会成员为28.3万人，分别属于432个工会，工人加入工会的比率为34%。1961年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工人的权利，承认罢工是工人的基本权利。1963年，颁布新的劳动法，工会组织进一步发展。1970年，土耳其工会增至717个，工会成员超过200万人。1977年，工会数量达到863个，工会成员接近400万人。另一方面，自1961年罢工合法化开始，工人罢工次数呈上升趋势。1963年，出现8次罢工，罢工人数为1 500人。1970年，出现罢工72次，罢工人数增至2.1万人。1980年，出现罢工220次，罢工人数增至3.4万人。1990年，出现罢工458次，罢工人数达到16.6万人。罢工次数的上升和罢工人数的增长，表明土耳其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长足进步和民众政治参与程度的明显提高。
  1967年，土耳其工会联盟出现分裂，形成持温和立场的“土耳其工会联盟”与具有激进倾向的“革命者工会联盟”。前者强调维护工人的经济和社会权益，其成员主要来自国有企业；后者强调工人的政治参与，其成员主要来自私营企业。具有激进倾向的工会组织——革命者工会联盟取得合法地位，表明工会组织的发展进入崭新的时期。工会组织和罢工的合法化，构成沟通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的重要纽带，标志着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进入新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工会的成员占工人总数的1/2，其中70%—75%的工会成员属于温和立场的土耳其工会联盟，20%—25%属于激进倾向的革命者工会联盟，另有少量工会成员属于保守的国家主义者工会联盟。
  土耳其的工商业者组织，主要包括“手工业者行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工商业联合会”和“土耳其企业家与商人联盟”。手工业者行会联合会由为数众多的手工业者行会组成，代表传统小手工业者的利益。土耳其的手工业者行会，1950年为253个，1955年为1 460个，1960年达到2 745个，1965年增至3 578个。1978年，土耳其的手工业者共计300万人，其中50%属于手工业者行会联合会。手工业者行会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广泛的社会功能，与诸多政党政治联系密切，是支持政党政治的重要社会势力。企业家协会成立于1961年。1971年，企业家协会包括1 000家较大的企业，这些企业雇用约35万工人。工商业联合会属于半官方组织，包括雇用工人超过10人的所有企业和商家。土耳其企业家与商人联盟是1971年成立于伊斯坦布尔的民间组织，代表大企业家、大商人、银行家和保险经纪人的利益。
  六、暗流涌动的伊斯兰主义
  所谓的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均为历史现象。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矛盾对抗和此消彼长，根源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奥斯曼帝国时代，伊斯坦布尔的统治者采用苏丹和哈里发的双重称谓，兼有世俗和宗教的最高权力，宗教色彩的政治生活和教俗合一的政治制度构成奥斯曼帝国的明显特征。传统的伊斯兰教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秩序具有共同的利益和密切的内在联系，进而构成奥斯曼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和伊斯坦布尔的苏丹统治民众的政治工具，欧莱玛作为官方的伊斯兰教学者则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的政府体系。另一方面，派系繁杂的苏非教团构成穆斯林的民间宗教组织，苏非教团的德尔维什（长老）与官方伊斯兰教的欧莱玛（宗教学者）貌合神离。
  第二次宪政运动期间，诸多苏非教团支持青年土耳其党发动的政治革命。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非派拜克塔什教团、麦乌拉维教团和纳格什班迪教团支持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民族独立战争，诸多苏非教团的德尔维什加入1920年在安卡拉召开的第一届大国民议会。
  1924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共和人民党主宰政坛，推行一系列的世俗化政策，严格控制宗教活动，取缔苏非教团，关闭宗教法庭和宗教学校，教职人员处于世俗政府的监管之下，教俗关系空前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