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通史

  土耳其军方发动的政变缘起于不同的政治环境，针对不同的政治危机。1960年军方政变的背景是，执政党民主党与反对党共和人民党矛盾激化，执政党日趋独裁，进而丧失民主政治的合法性。然而，1960年军方政变后颁布的宪法即1961年宪法，试图在尚不成熟的条件下构建过度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超越了土耳其民主化政治进程的历史阶段，引发民主化的负面影响，极端政治势力膨胀，政治暴力蔓延，民选政府无力掌控，政局失控，经济形势由于社会动荡而趋于恶化，民主政治的收缩和政治秩序的重建成为实现社会稳定的条件。1971年和1980年的两次军方政变，无疑构成重建政治秩序和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历史环节。1980年军方政变后颁布的宪法即1982年宪法，旨在压缩民众参与的政治空间，进而强化社会秩序的稳定和避免经济形势的恶化。
  在中东现代化进程中产生政治影响的新军人抑或所谓的青年军官组织，是新兴阶层特别是中产阶级的代言人，试图从传统地主贵族手中夺取权力，进而改造传统经济社会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诸多中东国家均经历了军人政治的发展阶段，普遍表现为威权统治的国家模式，而土耳其1960年、1971年和1980年3次军事政变以及由此形成的所谓军人政治则独具特色，可谓推动民主化进程的良性元素和积极因素。军人政治并非表现为新兴阶层与传统贵族的对立，而是表现为新兴阶层内部的博弈和角逐，军人俨然是凌驾于社会之上、驾驭社会和遏制矛盾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土耳其军方似乎无意建立威权政治，只是在文官政府陷于政治危机的关头充当国家秩序的捍卫者。因此，土耳其的军人政治并未成为民主化进程的逆向因素，俨然是民主化进程的保驾护航者。
  土耳其军方的特权地位，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宪法监护委员会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均与民选政府处于平行的状态，进而形成国家政治体制的二元色彩。不同之处在于，伊朗的宪法监护委员会象征宗教政治，民选政府具有相对世俗的政治色彩，而土耳其的军方持世俗主义的意识形态，民选政府具有宗教色彩。
  世纪之交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消长，标志着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文化从凯末尔主义的单一形态逐渐转化为伊斯兰主义色彩的多元形态，土耳其人的公民属性随之从土耳其民族的单一属性逐渐演变为土耳其族和库尔德族的二元民族属性。另一方面，在所谓的伊斯兰主义与凯末尔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的背后，是文官政府与军方之间的政治博弈，而捍卫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原则和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了军方干预政治和维护自身特权地位的合法性来源。军方以凯末尔主义的捍卫者自居，持保守的政治立场。伴随着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消长，军方的政治影响力逐渐削弱，多党制基础上的民选文官政府逐渐主导政治舞台。与此同时，军人政治与文官政治的二元倾向逐渐淡出，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之间的界限逐渐淡化，民主政治进入新的阶段。
  1997年军方的所谓温柔干预以及宪法法院于1998年取缔繁荣党和2001年取缔贤德党，未能遏制土耳其政坛的伊斯兰主义浪潮。作为凯末尔主义和世俗国家代言人的军方，指责伊斯兰主义是威胁土耳其安全的头号敌人。然而，正义与发展党在2002年大选中的胜出，与军方的指责形成鲜明的对比，也折射出军方意志与民众意志的悖论倾向。另一方面，世俗反对派和军方的指责，印证了正义与发展党的伊斯兰主义属性。正义与发展党在2002年大选中的胜出，可谓对凯末尔主义之世俗主义政治原则的最大挑战。军方在土耳其政坛扮演着凯末尔主义和世俗政治捍卫者的角色，是具有浓厚伊斯兰主义色彩的正义与发展党的首要政治对手。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的博弈，体现为正义与发展党内阁与军方之间的权力角逐。削弱军方的政治影响力，则是正义与发展党内阁所致力的主要目标之一。
  正义与发展党与军方之间的关系，2002年年底至2006年年底，处于有限冲突的状态。在此期间任职的总参谋长希勒米·奥茨柯克作为军方的核心人物，对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持相对温和的立场，与雷赛普·埃尔多安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被雷赛普·埃尔多安称作“我的老师”，军方上层也表现温和。2002年11月4日，在正义与发展党在大选中胜出的第二天，希勒米·奥茨柯克发表声明，表示军方接受人民的选择和大选的结果，尊重人民的意愿和新政府的权威。尽管如此，以奥茨柯克为首的军方在一些关键的政策上多次与政府发生分歧。2002年年底，政府着手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接受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提出的在塞浦路斯实行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分治的联邦共和制，撤走驻军3万人，遭到军方的强烈反对。2003年1月，陆军司令奥伊塔克·雅尔曼视察所谓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宣布联合国的塞浦路斯方案是不可接受的。2003年8月，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图恩切尔·基里尼克持强硬立场，批评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自由化改革。2004年8月，陆军司令奥伊塔克·雅尔曼和宪兵司令赛尼尔·埃鲁古尔因蔑视总参谋长的温和立场而被解除职务。2005年8月驻守伊斯坦布尔的第一军团司令胡尔希特·托伦被解除职务。
  2006年8月，希勒米·奥茨柯克退休，陆军司令雅萨尔·布于卡尼特出任总参谋长，军方再度关注伊斯兰主义组织的政治活动。雅萨尔·布于卡尼特在通过电视向全国直播的总参谋长就职仪式上宣布，强调伊斯兰主义组织对于世俗国家体制的威胁，保卫共和国的基本原则是军方的神圣职责，其与正义与发展党的关系出现紧张的迹象。同年9月，雅萨尔·布于卡尼特在出席军事学院开学仪式上通过直播电视警告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军方不允许世俗主义原则受到侵犯，伊斯兰主义正在威胁共和国的世俗体制，告诫军人恪守捍卫世俗主义原则作为宪法赋予的职责。前总参谋长侯赛因·基弗里克古鲁（1998—2002年任职）就此预言，正义与发展党与军方之间维持4年的平静状态终于结束了。
  2007年2月，政府建议与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自治政府谈判，遭到以雅萨尔·布于卡尼特为首的军方反对，理由是库尔德工人党民兵将伊拉克北部作为基地从事恐怖活动，得到库尔德自治政府的默许，计划搁置。随后，军方试图越境打击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遭到政府反对。
  四、2007年大选
  2007年是土耳其共和国的大选之年，包括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正义与发展党代表的伊斯兰主义阵营与世俗主义阵营，围绕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展开博弈。
  2002年议会选举之后，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作为世俗主义政党无力抗衡占据大国民议会多数席位的正义与发展党，军方、宪法法院和总统成为抵抗伊斯兰主义的三大支柱。长期以来，总统扮演凯末尔主义捍卫者的角色，有权批准和否决内阁总理提名的高官人选，有权任免宪法法院法官和高等教育会议成员以及大学校长和高级法官，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主持国家安全会议，颁布紧急状态令。2007年，总统赛泽尔任期届满。赛泽尔出生于1941年，曾任宪法法院院长，2000年5月继德米雷尔后出任总统。雷赛普·埃尔多安以内阁政府总理和正义与发展党主席的身份，提名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居尔作为新的总统人选。
  阿卜杜拉·居尔是正义与发展党和21世纪土耳其政坛仅次于雷赛普·埃尔多安的第二号人物，是贤德党内部伊斯兰主义运动阵营资深领导人埃尔巴坎的第一个反叛者，是正义与发展党的首任内阁总理，在土耳其政坛可谓举足轻重。阿卜杜拉·居尔（Abdullah Gül）1950年出生于开塞利，毕业于伊斯坦布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经留学英国，回国后就职于土耳其的萨卡里亚大学，1983—1991年任职于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发展银行，1991年成为议员，担任繁荣党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1995年进入埃尔巴坎领导的繁荣党内阁，任国务部长和新闻发言人，1999年当选贤德党议员，呼吁放弃对于世俗主义内涵的狭隘界定，主张重新解读凯末尔确立的世俗主义，解除女性披戴头巾的禁令，强化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联系，2002年大选后一度出任正义与发展党内阁总理，2003年埃尔多安复出政坛后辞去总理职务，转任外交部长。
  继任总统的人选成为正义与发展党与所谓世俗阵营关注的焦点，雷赛普·埃尔多安提名阿卜杜拉·居尔继任总统，遭到包括军方、司法界、知识界和诸多反对党在内的世俗阵营的反对，引发土耳其政坛的剧烈震荡。在反对派看来，伊斯兰主义的正义与发展党已经占据大国民议会的多数席位，总统职位是捍卫世俗主义原则的最后堡垒。共和人民党领导人丹尼兹·巴伊卡尔宣称，如果总统职位落入正义与发展党的手中，将意味着世俗共和国失去抵御伊斯兰主义的最后堡垒，反对正义与发展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阿卜杜拉·居尔。
  根据宪法，总统选举的条件是超过2/3的议员即367名议员出席，总统候选人必须在前两轮投票时赢得全体议员中2/3即367议员的支持，如果举行第三轮投票，则只需要大国民议会267票的简单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