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的中国女孩儿

我联系到一份在上海的法律顾问的职位，在一个美国的新能源公司的上海分部上班。这和我之前的工作经历有很大不同，但我想尝试不同的环境。说不定有天我不再做律师。
    第一轮面试是通过Skype进行的，面试我的是上海分部负责人格纳。他纽约出生，也是我的校友。
    我过了一面。格纳和他的助手正巧来波士顿做一份报告，就顺便面对面的进行了第二轮面试。格纳对我还算满意，当天就给我offer。
    之后我们闲谈一会儿，说到波士顿七扭八拐的路，常输球的红袜子队，心中都有留恋。
    “现在我是半个上海人了，我和我妻子也开始学普通话。”他用中文说：“你就要回中国了，我还在漂泊中。”
    “此心安处是吾乡。”我对格纳说。
    对于我们很多人，漂泊是一种长期的生活状态。无论是因为升学，工作，婚姻还是不甘心，我们都在远离熟悉的环境。
    家不再是固化的一处地址，一间房子，几件家具。只有来自内心深处的坚定和安宁，才是长久的解脱和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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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到offer后，我就和沸腾长官谈到了离职打算。
    “回到上海？”他皱皱眉头，又露出了他招牌式的杀伤性笑容。
    “你确定要这么做？”他说：“你过去一年，不，应该是十几年的努力不就是想有现在的突破么？你刚刚开了头，就放弃？你现在回上海，一切要从头开始。”
    “我知道。”我说：“但是我必须这么做。”
    他看看我，摇摇头，“律师是要用头脑来做决定，不是情绪。”
    可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想要的，无论是头脑还是情绪都要为这一选择让位。
    陆程知道了我要离开，赶在一个周日来和我道别。正值二月，天寒风大，我刚来波士顿的时候也正是这个季节。那时侯心里和这天气一样冷。
    “你还是要回去了。”他笑说：“我还是要在这里漂一阵子。”
    陆城六月份毕业，已经联系到在纽约的一件律所实习。
    “你是还要拼下去。”我说。
    “现在也难说。也许我也会回国。“他说：“有些变化是突如其来。”
    “我听出几分无奈。”我说。
    陆城说：“以前我觉得只要人努力，就可以改变一切。我妈妈就是例子，我也一直在学她，但现在我知道有些事是人无法控制的。”
    “我很早就知道这点。”我说。
    陆城说：“我一直想问。如果你出车祸之后，去看你的人不是张佩远而是我。你会不会留在这里？”
    “在出国前我就打算过回到上海。”我说。
    陆程说：“那我也没什么遗憾的了。到上海给我电话。”
    “会的。”我说。
    我和陆城相识的三年中，今天才觉得和他最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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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燕结婚了。我，余同和劳拉给她做伴娘。婚礼当天，我们早早的来到王燕家准备。
    余同蹲下帮王燕整理婚纱裙摆。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走。” 余同对我说：“连纽曼的工作都拒绝了。女人真是感情动物。见到美男就放弃大好前程。不过张佩远肯定很感动。”
    我这样做一点儿不是为了感动张佩远，只是为了共同想要的生活做出一定妥协。
    “我要和你们这群人决裂。”余同说：“王燕也一样，这么早就要做妈妈（王燕已怀孕）。你们这些女人，让我无语。”
    我帮王燕穿好她的披肩，对余同说：“我是没出息的那个。都指望着你在这里撑着。”
    王燕看着镜中的自己，又看看我，说：“有时我们选择环境，有时环境选择我们。”她哭了。王燕一直都在钻营留在美国的途径，她得到的这一刻却又开始算计代价。
    我和余同拿来纸巾给她擦眼泪。
    “别把妆哭花。”余同说：“你不要想那么多。汤姆对你体贴，在国内国外这样的男人都难得。像我孤家寡人的，为了老板给办绿卡，从早做到晚，还得提心吊胆。”
    聪明的余同及时开导王燕的情绪。
    婚礼正常举行，在人群前，王燕幸福的嫁给了汤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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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五是我在安德鲁的最后一天。我将各种文件简单收拾一下。也没什么带走的，就是之前过生日时同事给我的一些卡片我还留着。
    办公室给我办了个小欢送会。丽莎送给我一个水晶的戒指环，说是提前给我的结婚礼物。
    安妮告诉我，她的的LSAT考到171分。这个分数很高，她完全可以申请排名前25的法学院。
    安妮一直想读法学院。她每天下班回家就是准备考试。
    安妮也是我见过的最坚强的女孩儿。她来自破碎的家庭，社会资源接近零甚至是负值，弟弟吸毒，父亲进了监狱。妈妈打着零工，朝不保夕。
    安妮靠自己走到这一步。不像所里其他律师要么是家境优越，要么是有父母的家教和指点。安妮要多付出几倍的努力，才和其他人达到同一平台。但接下来的巨額学费也还是问题。
    她对我说：“我叔叔借给我笔钱，我还申请了贷款。这几年的薪水我妈都帮我攒着。”
    这时她从旁边拿起一个包好的礼物，送给我。
    我在她的面前打开礼物，是幅画儿，名字是新英格兰的秋天。（波士顿所在的地理地区叫新英格兰，包含周围的罗德岛，缅因等州。）
    树叶的每一层红色黄色都清晰生动。这样的画儿至少要三百美元，我不想安妮这时再破费。
    “这太贵重了。”我说。
    安妮看出我的心思，说：“这是我自己画的。免费！”她大笑，“我小时候就开始画。这几年忙着工作，就放下了。我很想画一幅给你。记得以后来波士顿看我。或是我攒钱去上海找你。但那要等到很久很久以后。”
    “我知道你能做到。”我说。
    我和大家告别后，正向地铁站走去，发现走到对面的竟是亨利。
    他最近不顺。听约翰说有人告发亨利做黑账。不仅移民局来查他，连FBI都审讯过他。他的律师执照差点吊销。
    危机中，亨利千方百计的保住了执照，也避免了入狱的危险。
    亨利是不择手段的极致代表，可他的“才华”真让人佩服。即使是犯罪，他也是钻了所有法律的漏洞。他预料到危机，也提前设计好退路，东窗事发时马上脱身。
    可他这次摔得很惨，律所把他辞退了，他在这个行业的名声也毁了。
    我和亨利越走越近。我本来想擦肩而过，避免尴尬的见面。但亨利停下脚步，和我打了招呼。
    我们寒暄几句。虽然之前我因为布莱恩的事痛恨亨利，但那份情绪已经淡化，校友的关系还在。
    “我知道你要回中国了。”他说。
    “是的。”我说。我发现他的眼角多了不少皱纹，眼神依然坚定。
    我想就不要问他什么了，问了也是尴尬。
    “我也马上搬到纽约去了。”他说。
    “保重。”我说。
    “你也是。”他说。
    我们接着朝各自的方向走去。亨利很快就会找到新的工作，新的客户，新的开始。
    世界之大，每个人都有立足之地，尤其是他这样在深灰色地带行走的稀缺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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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始整理行李，除了一堆大大小小的给家人朋友带的礼物，我很小心的把安妮送给我的画儿放好。
    关德琳送给我她从家乡带来的手织披肩。米棕色的羊毛质地上绣着欢快的小松鼠们抱着褐色的坚果，娇憨可爱。与其说是披肩，不如说是艺术品。我是舍不得穿在身上的，只会把它摆出来，常看上几眼。
    第二天我上飞机，艾伦一家人和玛丽送我到机场。余同也赶来。我让她快点儿回去。她的律所规模小，老板更是恨不得一人身上压榨出三个劳动力。余同指望着他给办绿卡，平时一言一行都要小心谨慎。
    “到上海给我打电话。”余同说，匆匆茫茫的离开了。
    过安检前，小喇叭问我：“你为什么要走？不是每个人都想留在美国么？你不还帮着我们留下么？”
    “你家在这里。”我说：“现在我也要回家了。”
    “你会回来么？”他问。
    “会。”我说。
    我过了安检，和他们挥挥手。我心里有离别的伤感，但更多的是无悔的离开。
    我在登机口前等待。和来时一样，坐这趟班机的多是我们中国人。眼神中不同的信息，漠然，失落，甜酸苦辣。
    两个女人念叨着在美国购买的战利品。一对六十上下的阿姨在交流，“这次就要累死了，那个小孙子一到晚上就精神。”
    罗根机场的这片区域瞬间有了我熟悉的市井街道的气息。
    我想起我爸妈。他们晚我一天到上海，张佩远给他们订了房。
    飞机上我昏昏欲睡。快到上海时，立即精神了起来。飞机在下降，心却在上升。
    下了飞机，看到张佩远在人群中等着我。我走到他身边，他抚摸着我的背。看到他舒展的笑容，我深信做了对两人都好的决定。
    邓欣和张伟东赶了过来。
    “不好意思，我们晚了。”张伟东说。
    “还不是你故意的。”邓欣说，她接过我的包。“他说你下飞机最想见的不是我们，说的我好心酸。一想也是事实。”
    张伟东瞪了她一眼，对我说：“看到没？这女人的智商是倒着长的，现在什么话都藏不住。再过两年，她也就是小学生水平。”
    邓欣说：“不要侮辱小学生。我还真不知道他们学的那些东西。”
    看到这对宝贝，我切切实实地觉得到家了。
    我们一起吃了晚饭，开车回到张佩远家，现在也是我的住处。
    “今天就不再和你说了。”邓欣对我说：“你和佩远也要甜蜜一会儿。”
    张伟东又瞪了她一眼：“你还真是口无遮拦。”
    邓欣拍着他的胳膊，“这是真诚。你是不会懂的。我和元夕认识的时候，你还在玩儿皮球呢。”
    “你们先进来坐一下，我箱子里不少你的礼物。”我说。
    邓欣摇头：“我惦记着呢，明天再来拿。”他们下了车，离开了。
    我洗过澡，走到卧室，看到张佩远正把我的草帽被铺在床上。
    “你把它藏了很久。” 我擦着头发说。
    他把我抱起，放在被子上，低声说：“我不过是把它放在属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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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中午，我去迈远纯办公室见李纯。
    “你终于回来了。”李纯说。“如果当时你知道佩远要和你订婚的打算，还会离开么？”
    “也许不会。”我说：“但会有遗憾。”
    “佩远应该知道，所以没有留你。”李纯说：“但他在等你。”
    “我也在等他。”我说。
    李纯笑说：“你和佩远真是一个脾气，难怪会在一起。”
    有人敲门。走进来的是鲁易。
    我们两个对视片刻，没有交流。
    李纯对鲁易说：“元夕昨天刚回来。”
    鲁易冷笑，转头就走了出去。
    李纯看着她的背影，无奈的对我说：“你不要在意，她一直很难接受佩远和你订婚的事情。”
    我说：“你看我在意么？”
    李纯说：“看来人吃些苦是好事。两年前的你可做不到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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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张佩远选了婚礼的日子,定在三个月后。我不打算惊动新同事，他们都以为我在美国时和张佩远结过婚了。
    张佩远要邀请一些新旧熟人。接下来的三个月我都在适应新工作，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张罗的。
    他给我的唯一的任务就是选件婚纱，但连婚纱也是邓欣帮我选的。因为每天我要读很多文件，一看到繁琐，层层叠叠的裙子就头疼。
    邓欣就帮我找了件质地，剪裁都好的修身白色长裙，说：“这件倒是简洁好看。懒人也有懒福。”
    接着还要去照婚纱照，内景后又是外景。结婚真是耗时耗力！
    张佩远选了一处外景－我们相识的地铁站。我穿着一条短裙，大步流星的往前走，全然不知脚上少了只鞋，张佩远在我身后捡起鞋子，追过来。
    婚礼上大家都喜欢我们在地铁站的照片，说有新意。但这一幕并非设计出来，而是我们最真实的相遇。
    我一直在走路，张佩远捡起了我走丢的鞋子，也让我发现脚下还有不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