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司惊动中南海

怎么让人信服呢？这也太简单了，我们接受了。”刘建军听了两人的话很高兴，这时候他感到组织上的巨大温暖，他想，看来这个事情依靠组织还是能够解决的，他的冤屈还会平反的。
这天晚上，刘建军睡了个好觉，第二天一早他就爬起来了。他轻轻走到镜子前面，头发已经被尘土滚成了一缕一缕的，他用梳子轻轻地梳理开，又把脸洗了又洗，还用香皂。刘建军来到了省委大院，出乎意料，昨天那个接待他的小伙子对刘建军表现得非常冷淡。这时，已经陆陆续续走进了几个办公的人员，包括那个女同志。他们都不和刘建军说话，刘建军感到气氛已经十分压抑了，心中的希望很快变成了一堆希望的废墟，变成了两颗眼泪，咽进了心底。他望了望那个小伙子说：“我打个电话吧？”小伙子抬起头说：“你别打电话了，要打到别处打去。你这事情比较麻烦，这是领导上办的，我们这个机构也没法弄这个事情，你是不是找一找省里的常委书记，或者找找组织部，或者找找省里一把手，你千万别说见到我们了，昨天我们说那话是因为不了解情况。”那些人显然有些心愧，却又不愿多说，只是冷漠地用眼睛偷偷瞅着刘建军，屋里安静得丢一根针也听得到。
刘建军看看这个，又瞅瞅那个，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既然你们也这么害怕，那么我只能谢谢你们告诉我真情，我绝对不会再到这个门上来了，我也不会因为我而影响你们的前途，给你们各方面带来麻烦，从此以后不再给你们找这个麻烦了。”刘建军说完了这句话，忍不住哽咽起来，他有点经不住昨日的巨大希望和今日巨大的失望。屋里静静的，他所看到的是一排排明亮的办公桌、彩色的电话机和低下去的黑黝黝的头。
三
这里只有同情
刘建军从此不再找当地部门了，当天他就找到了省委常委的秘书办公室。他一进屋就大声问：“哪位是常委秘书啊？”他的声音非常洪亮，而且气质不凡，使得一位秘书立刻站起身来说：“我，我就是，您是什么地方的？”刘建军说：“我是保定来的。”
这个秘书大吃一惊，上上下下打量着刘建军：“哦，你是不是刘建军呀？”刘建军说：“是，你怎么知道是我呢？”
另外的两个人突然笑了起来，他俩一笑，刘建军眼泪唰地就流了下来。他想：党啊，我的母亲，难道这次你能张开双臂拥抱我吗？
刘建军说：“你们大概都知道我整个的情况吧？我也就不再叙述了。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党有党纪，一切都是有程序的。就因为我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开除党籍就开除我了，这怎么能行呢！好歹，我也是个处级干部，我也为党工作了几十年。说句不中听的话，打发黑奴，也不能这么绝情。”
一位同志接下来说：“要说别的看法纷坛不同，可是处分决定把你的年龄、党龄、学历、参加工作时间故意写错了，确实有点不像话，太不严肃了。”有一位秘书说：“别的我们不管，起码你这个年龄和党龄应该再改过来，人嘛应该有做人的权利，那些其他的我们管不了，你最好找一下组织部，组织部是参加处理这个事情的。”
刘建军说：“那好吧，我希望你们把处理决定上的假年龄给我改过来。”那个人点了点头说：“这个事情我们能够做到。”刘建军从大门里走出来，四下里打听组织部在哪里。他知道，组织部长的门是很难进的，于是他找了他的一个熟人，这位熟人还是个大胆的人，很仗义。他们帮他先找到了组织部长的秘书。那位秘书说：“你有没有材料？”
刘建军说：“有材料。”秘书说：“材料先放在这里，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很同情你。”
只因为这个同情，刘建军就无限地感慨了，他坐等部长的到来。刘建军在组织部终于等到部长来上班了。刘建军踏进门，不管三七二十一，马上冲将上去。他正要道出委屈，可是部长突然打断他的话说：“这可是纪委处理了，你最好去找一下纪检委。”部长说话和气，找不出任何的毛病。他用一种难以言喻的心情，决定去找省委书记。
XXX是省委的副书记，刘建军知道他那封信就是从他的手里转到XXX手里的，既然信是他转的，这里面的情况就相当复杂了。刘建军搞不清XXX转信的目的，而这样地找上去，明明白白潜在着危险。
省委书记的秘书接待了他。秘书对他说：“本来都是领导同志嘛，把信转给XXX看一看就完了，怎么XXX反过来处理你呢？”
在场的其他人也插嘴说：“怎么这件事情能处理写信的人呢！”看来这里有一个敢说真话的气氛，刘建军又一次感到要见真佛了。这位年轻的秘书把刘建军带到了XXX书记的跟前，XXX书记从文件堆中抬起头来，说：“XX同志管纪检工作，也是省委的副书记，是二把手，你找他吧，他领导的我。”刘建军面对这张陌生而严肃的脸，不敢多说什么。
不到黄河心不死
刘建军在第三天下午，又来到了纪检委。接待他的那位书记开会去了，由另一名书记接待了他，那位书记说：“我已经问过书记了，书记说千万不要介入他的事情。”这种答复虽然不使刘建军感到吃惊，但他感到愤怒。刘建军感到他已经完全绝望了，他感慨地说：“感谢你对我交一个底。别的，什么也甭说了。我老刘至死，也会感激你在这个节骨眼对我说真话。”此时此刻的刘建军已经没有眼泪了。他认为对他说真话的这位书记是个好心人，他只能说他是个好心人，他对他说了一句实话。
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了家中，把皮鞋脱了下来，他发誓再也不穿这双皮鞋了。他躺在床上滴水不沾，脸色黄黄的，泪水把整个枕头都湿透了。他的妻子连哭带叫地摇晃着他说：“建军哪，你能死在这上面吗？想想我们，可怜可怜这一大家人吧，你虽然在社会上没有了地位，可是在家里你永远是有地位的。”刘建军恼怒地对妻子说：“难道我是为了这个地位吗？我从小到老就没有想在官场上混个什么名目，我只是争一口气，怎么连你都不理解我了吗？”老伴说：“我不是不理解你。建军，你一定想得开，不然的话我一定先于你而死。”刘建军勉强地从床上坐起来说：“我从此之后不再穿皮鞋了，谁也不找了，我也活不了多少年了。”
他的老伴说：“建军呀，你该怎么吃就怎么吃，该怎么穿就怎么穿，你难道还不相信自己的妻子吗？”
刘建军苦苦地笑了笑，他明白了，同没有文化的老伴讲话是讲不通的，她只能作为贤妻良母安慰他。而这种安慰，这种忍辱负重的贤惠，却更加使刘建军感到了沉重的生活压力。他看得出来，老伴为了他甚至可以出去当老妈子挣钱。当卖冰棍的吆喝于街头，那是为了养活他。可是，他刘建军堂堂一名处级干部，一个县委书记，究竟犯了什么错误，落一个老年无所归的处境呢？
刘建军勉勉强强喝了一碗面汤，又躺下了。迷迷糊糊地，他睡了三天三夜，第四天清晨起了床，他竟白了头。
刘建军说：“我要到北京告状。”
他心里想：上面说我是红的我就是红的，比太阳还要红，如果上面说我是白的那我就是白的，大家都会迎合的，我为什么要为这种清白而争呢，我为什么要为了这种清白去死呢？一个领导人犯了错误，我不能在压力之下跟着他一起去犯错误，我还是要告状的。这时候刘建军的一些朋友都来串门了。
刘建军面对他真心的朋友，掉下了眼泪，他知道朋友是来为他开心的，但是这种开心是不实际的。刘建军只能边擦着眼泪边和朋友们开玩笑。他已经打算进京了，甚至他下了死在北京的决心，临走以前他去看望了父亲、母亲和弟弟。他的父母亲都是70多岁的人了，两个老人正在到处找人，找亲戚朋友找那些当大官的帮助儿子告状。刘建军来到父母家里以后，两位老人说：“孩子，你是受了冤枉的，我们死都不会瞑目的，我们曾经因为你是县委书记而为你感到自豪。咱们的家里出了一个金凤凰还当了父母官，可我们临要入士了，儿子却成了罪人，你让我们怎么想？我们跟你一起去北京告状，哪怕死在路上死在车上，我们都是为了儿子澄清冤案，做我们最大的努力，你是我们的亲骨肉呀。”
刘建军说：“你们不要管了，你们也解决不了，你们生了我我记住你们养育之恩，为了这养育之恩你的儿子也不会不成器的，不管怎么说我跟着党干革命，怎么会干出罪来呢。”刘建军告别父母、弟弟妹妹，准备破釜沉舟要去北京了，他对北京寄予了无限的希望，他整个的生命都压在了北京之行上了。
去北京的车票刘建军是愉偷买的，他像小偷一样溜到了火车站，排队挤票，并且同时随时随地看着周围有没有熟人的眼睛，他知道他在这种状况之下，想利用他的处境讨好别人的人太多了。有许多道貌岸然的人，乌纱帽下面不沾点别人的鲜血也红不起来，他不能给别人当利用的工具。买到票以后刘建军死死攥在手里，仿佛攥着一张他的清白文凭，他告别了家人匆匆忙忙地上了火车。
一上列车刘建军就死死地躺在卧铺上，一动也不动，他用报纸盖着脸，生怕被熟悉的人认出。他深信，只要有人知道他去北京，马上会把消息传给那位大权在握的对手，而那位对手就会对他的家里施加某一种可怕的手段，反正他得防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