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加木失踪始末

曹天钦教授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
科学研究最困难的阶段是建立起必要的技术和打开研究的局面。一旦突破了难关，成果便不难接踵而来。彭加木在实验室中也是一个话剧《年青的一代》中热爱边疆事业的英雄人物，垦荒者。他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突破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系统。但随着工作的需要，在得到第一批成果后，他教会了别人，使后来者可以比较容易获得更多更好的成果，自己又去挑新的重担了。
直到这时，人们历数彭加木在科学的道路上如何“铺路”，才看清了他的不平凡的“铺路石子”精神：
1956年在昆明帮助建立化学实验室，建好之后，他走了。
1956年起，在乌鲁木齐筹建化学实验室。建成之后，交给别人使用。
1960年，在北京指导建成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中心化验室。建成之后，他走了。
1962年，在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指导建立第一台电子显微镜实验室。后来，他又帮助广州、福州、乌鲁木齐等地建立电子显微镜实验室……
确确实实，彭加木如同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像建筑工人，自己住的常常是简陋的工棚，等到新房子盖好，他们却又要到别的地方去了；又像筑路工人，他彭加木照片们铺好路，自己却不一定再走这条路。”
然而，真正要当一个科学的建筑工、铺路工，又没有自私自利之心，却并不那么容易做到的哪！彭加木甘愿“自己种树，让别人乘凉”！
在过去，不少人不了解彭加木，总以为他“只会东奔西跑，科学成果不大”。正因为这样，当提职升级的时候，彭加木正在边疆工作，而所里又有这种舆论，便没有提拔他，所以他一直是助理研究员。尽管彭加木本人并不介意此事，但是，当大家都了解彭加木感人的“铺路石子”精神时，便一致同意为他提级。这样，在1964年底，彭加木被提升为副研究员。
曹天钦教授在当时公正在评价了彭加木的学术成就：
在去边疆工作之前和1962年迄今，彭加木同志在酶、纤维状蛋白与畜牧业有关的病毒方面，发表过八篇学术论文，还有一篇即将整理就绪。其中，由他负责进行的五篇，参加进行的四篇；在参加的工作中，有些技术关键也主要是由他解决的。九篇论文，不能算多，可也不能算少。如果考虑到这些成果都是在开辟研究基地、建立技术系统、进行综合考察、同恶性肿瘤作斗争的情况下，六出玉门、两下海南的间歇中获得的，就知道产量是很可观了。和他经常接触的同事和朋友，有人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彭加木同志。是不是论文不够水平，以致无人注意呢？上述的例子和国外杂志对有些成果的援引，国内有关单位看到文章后写信要求交流协作等等，都说明不是如此。对彭加木同志来说，论文只是从事科学工作的一小部分；论文，从未限制过他的见解，也不是什么工作动力。他的动力是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工作。
不久，彭加木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出席大会时，他又被选入会议主席团。
1965年1月3日，他在会议期间见到了毛泽东主席，紧握着毛主席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还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周总理关切地握着他的手，嘱咐他：“要注意身体，好好工作。”
在会议期间，当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见到彭加木，很热情地邀请他到故乡广东来协助解决柑橘黄龙病害问题。
1965年4月9日，柯庆施病逝。彭加木发表了《牢记柯庆施同志的教导，“一心为公，不怕牺牲”》，表达对柯庆施的怀念：
今年春节，我在广州过年。初一那天，参加中南局组织的团拜，看见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爱戴的柯庆施同志。谁想到，4月10日上午，突然传来柯庆施同志逝世的噩耗。我心情十分沉重。
柯庆施同志对我的亲切教诲，我终生不会忘记。去年2月里，他在百忙之中，还写给我一封信，鼓励我全心全意把自己的青春和自己的生命贡献给党的事业。其实，柯庆施同志身体力行，他的一心为公，不怕牺牲的崇高革命精神，正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他的教导一直鼓舞着我，他写的那封信，我一直珍贵地保存着，我把它抄在笔记本上，出差时，带在身边，时时温习他的亲切教导。
去年，我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6月到11月在新疆，以后回来了一星期，即去南方。这样的走南闯北，虽然工作和生活比较艰苦，但是柯庆施同志的革命精神，给了我无穷的力量和信心，使我克服了工作上的困难，身体也得到了锻炼。
我在新疆，大多数时间在野外搞盐湖的考察工作，有时要爬上海拔4千米的高山，但是，我觉得精神比以前好，没有很大的反应，既不呕吐，也不头晕。有时我们到深山密林去考察，从早到晚骑着马，腰也酸，脚也麻。而下马步行，遍161地是“盐壳”，戳得脚底痛，更是寸步难行。这时候，是柯庆施同志的一心为公、不怕牺牲的教导激励着我，去排除万难，坚持到胜利完成任务。
4月13日上午，我在北京公祭大会的灵堂前，对着敬爱的柯庆施同志的遗像，心里有多少话要讲呀！敬爱的柯庆施同志，我们一定要继承你的遗志，学习你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高贵品质，学习你艰苦朴素、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坚决做一个一心为公、不怕牺牲的革命战士。
正当彭加木受到党和人民的表彰，准备在科学上大干一场的时候，他却遭到了第二次沉重的打击……
第七章 风暴
◆两颗“重磅炸弹”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席卷中国大地，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开始了。这场风暴的最大特点，可以用“颠倒”两字来概括：人颠倒为妖，妖又颠倒为人；白颠倒为黑，黑则颠倒为白；真颠倒为假，假颠倒为真；善颠倒为恶，恶却颠倒为善；美颠倒为丑，丑反而颠倒为美……
在风暴刚刚掀起的时候，那“横扫一切”的“铁扫帚”，便扫到彭加木头上了！
在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大院里，出现一张话虽不多，“质量”却高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一下子击中了彭加木的“要害”。它揭发：
彭加木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这句话不对，不能这么提。马列主义是不断发展的，毛泽东思想也是不断发展的。到顶了，就不能发展了。我认为，不能提‘顶峰’。”
有人本来就想搞彭加木的，认为他是“标兵”，搞他影响大。然而，罗织了许多罪状，都未击中“要害”。自从这张大字报贴出来之后，一下子轰动了，被称为“爆炸了一颗重磅炸弹”！策划者得意洋洋地说：“揭发的材料不大多，在于有分量！”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这是谁的话？这是当时不可一世的“大人物”林彪的话，是赫然写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的话。彭加木敢于反对林彪，真可谓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于是，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彭加木反对毛泽东思想，罪该万死”之类的标题，比比皆是。彭加木，成了“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对象。彭加木，成了“黑标兵”！彭加木，犯了“疯狂攻击毛泽东思想”的“滔天大罪”！
彭加木细细一想，他确实讲过大字报上所摘引的那段话。那是在一次党小组会上，讨论“再版前言”，彭加木觉得其中提法不对，就直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彭加木是一个胸无城府的人，心中搁不住话，有什么就说什么。谁知那一席话却被记录，成了他的“罪行”。其实在党内的会议上，本来就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更何况彭加木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在迷信泛滥的年头，在“顶峰论”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哪里还讲民主？哪里还讲真理？就这样，彭加木遭到了数以百计的大字报的点名“批判”。批来批去，所批的“黑话”就是那么一段话。
策划者们渐渐感到那颗“重磅炸弹”虽有分量，但是只有一颗，未免太少了。于是，深入“发动群众”进行“揭发”。
不久，又一颗“重磅炸弹”在彭加木头上爆炸了。
这颗“炸弹”也够厉害，标题是：“彭加木骂马克思‘该死’！”
哼，彭加木不仅疯狂攻击毛泽东思想，还攻击马克思，真是“狗胆包天”、“狂犬吠日”！于是，又一批大字报开始“批判”彭加木。
如果说，第一颗“重磅炸弹”还算是依据事实进行“揭发”的话，那么第二颗“重磅炸弹”则纯属造谣了！
事情是这样的：彭加木是学农化的。在19世纪，德国有个化学家叫卡尔，他是一个很顽固的燃素论者（燃素论是一种错误的关于燃烧的理论），彭加木曾说过他“真该死”。想不到，却张冠李戴，被说成是咒骂马克思——卡尔？马克思！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彭加木的名字，被列入了“反党集团”名单之中。
◆居然当上了“头头”
风暴是一阵一阵的，当第一阵“十二级”的“红色台风”刮过去之后，稍稍安静了一下。
这时，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里，王应睐、冯德培、曹天钦等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赶进“牛棚”；王芷涯等被作为“走资派”，也扫进“牛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