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加木失踪始末

不过，他们也并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论点，因为他们也有许多事实证明“类菌原体”引起了柑橘黄龙病。
经过双方多年激烈的论战，如今双方得出共同的结论：柑橘黄龙病的病因是复杂的，既有“类菌原体”感染，也有病毒感染——这叫“复合感染”。
彭加木是倔强的。正因为倔，他坚持了下去，找到了病毒；也正因为倔，他有时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不过，当他的“牛脾气”转过弯来了，真正感到别人说的也在理，这时，他就听进去了。正因为这样，他最后还是同意了“复合感染”的理论，认识到“病毒论”与“类菌原体论”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我就是不签名！”
中国的政治风云是多变的。
正当彭加木沉醉于科学王国之中探索珍宝时，“四人帮”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总理。
在制订十年科学规划时，周总理曾说过：“在广泛深入实际的基础上，把科学研究往高里提。”
“四人帮”反其道而行之，大砍基础科学研究。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七个基础科学专题小组，被解散了六个，只剩下彭加木的植物病毒组还在那里工作，不断写出科学论文。于是，种种流言飞语，向彭加木袭来：
“植物病毒组是一个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植物病毒组是打着联络实际的旗号，干着脱离实际的工作！”
彭加木没有理睬。他的回答是：“他说他的，我干我的！”
1976年春，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四人帮”刮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妖风，矛头直指邓小平。
对于“四人帮”的这些阴谋，彭加木是看得很清楚的。当时，“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强令党员要带头“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写“批邓”大字报。
在“四人帮”的淫威之下，有些党员便照抄，写了“批邓”大字报，应付了事。然而，彭加木却一张“批邓”大字报也不写。这时，一位好心人给彭加木通风报信：“市里派来两个人，正在所里统计哪些党员写了‘批邓’大字报，哪些党员没有写。据说，查下来只有你没有写。你赶紧写一张吧，不然会惹麻烦的。”
彭加木笑笑，摇摇头。
下班之后，另一位好友到他家里去。彭加木毫不掩饰地谈了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他说：“群众纪念周总理，有什么不对？怎么会成为‘反革命事件’？以三项指示为纲，错在哪里？”
风声越来越紧。大约是那两个人的调查报告送上去了，“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开始注意彭加木，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于是，在一次全所大会上，一个头头就声嘶力竭地叫嚷道：“到现在为止，还有这样的共产党员，连一张大字报也没有写！他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尽管这个头头没有点名，人们一听，心里都明白——这不是指彭加木，还会指谁呢？人们都暗暗替彭加木担心。
这次大会，又动员写“批邓”大字报。会后，有几位同事合写了一张“批邓”大字报，把彭加木拉住，好心劝他道：“你来签个名算了，免得麻烦。”
彭加木非常倔强地说：“我彭加木的名字，就是不签在这样的大字报上！”
这件事，被上面知道了。他们准备继“清队”、“清查5.16”之后，第三次揪斗彭加木。
就在这时，中国大地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八章 返疆
◆重回第二故乡
“四凶”肆为的日子，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风暴、动乱，结束了。被颠倒了的历史，恢复了本来的面目。
此时此刻，彭加木的心情既兴奋，又焦急。他急于想把被“四人帮”耽误了的时光追回来。他郑重其事地向党组织诉说了自己的心愿：“重上边疆，重当‘铺路石子’。无论是去西藏，去云南，去新疆，去青海，我都高兴！”
如今，那“内部控制使用”的紧箍咒，再也不会念了，彭加木可以展翅高飞了。尽管他在那“史无前例”的风暴中受了那么多磨难，他却不埋怨，不后悔，不观望，不犹豫，他的目光总是向前，向前。
组织上慎重研究了彭加木的要求，觉得青藏高原气压低，彭加木的身体恐怕吃不消；青海他没去过，开展工作较困难；云南和新疆他去过多次，比较合适。
新疆方面一知道彭加木要重上边疆，立即发出了邀请，于是，组织上决定让他去新疆工作。不过，考虑到彭加木年已半百，又有严重的上腔静脉后遗症，因此只同意他在每年夏天去新疆，其余时间在内地工作。
1977年，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给彭加木汇来了路费（他每次去新疆，都是新疆分院给他寄路费的）。7月，彭加木离开了上海，奔赴阔别了十多年的新疆。
一路上，他的感触颇深：在50年代，他从上海去新疆，只能坐火车到甘肃，再换长途汽车进疆；在60年代，火车可以直达乌鲁木齐了；如今，他坐着飞机进疆，花了六七个小时，便可从上海直抵乌鲁木齐了。
一路上，彭加木兴致勃勃地透过飞机的园形舷窗，俯瞰着祖国那广袤无垠的大地。飞机翼下出现巍峨耸立、顶上戴着白皑皑“雪帽”的博格达峰——天山的山峰，彭加木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了。他的心在激烈地跳动：
“哦，新疆——我的第二故乡，我又回到你的怀抱。”
唐朝诗人王维在《渭城曲》一诗中，曾感叹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如今，彭加木却是“西出阳关多故人”。当他走下飞机，老朋友们蜂拥而来，紧握着他的手久久不放，热泪夺眶而出。
是呵，在那乌云压城的岁月，新疆的老朋友们听到了关于“梅花党”的传说，听到了彭加木的消息，他们心急如焚——彭加木为了新疆的科学事业呕心沥血，怎么反而被颠倒为到边疆“刺探军情进行特务活动”呢？这是多大的冤枉啊！
正因为这样，老朋友们一听说彭加木劫后余生，仍重返边疆，何等欢欣，奔走相告。他们都巴不得想早一点看到虎口逃难的彭加木。
想不到久别重逢，彭加木却只字未提那痛苦的遭遇，一个劲儿打听新疆分院186的现况如何，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严师
彭加木劫后重返新疆，自然引起了记者们的关注。
有一次，一位记者问起了这样的问题：“你在新疆分院担任什么工作？”
彭加木一听，便知记者在打听他在新疆分院的“头衔”。
他幽默地答道：“我在新疆分院，担任铺路工作！”
彭加木的回答，使记者愕然。
确实，说来颇使人难以相信：彭加木多次来疆，是新疆分院的“开国元勋”之一，可是，他的唯一“头衔”只是“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从未在新疆分院担任过一官半职！在别人看来，这几乎不可理解，而在彭加木看来，却理所当然！
过去，彭加木来新疆是为了“铺路”；如今，彭加木来新疆也是为了“铺路”。
彭加木深知，人才是发展科学的基础。要推进边疆的科学事业，必须悉心培养一批科学人才。于是，彭加木在新疆，带了四个助手，开展植物病毒研究工作。
这四个助手，在植物病毒研究方面都是新手：
小李，她虽是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可是从来没摸过电子显微镜；小赵，新疆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在大学里没有学过多少专业知识；吾尔尼沙，维吾尔族姑娘，新疆医学院的毕业生，连讲汉语、看中文书籍，都感到吃力；小关，高中毕业生。
彭加木以他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格言：“我想作一颗铺路的石子，让别人踏在自己的背上走过去……”他，正是让这四个年轻人，“踏在自己的背上走过去”，走上了攀登植物病毒学高峰的道路！
小李还清楚地记得，在1977年夏天，陈善明带着她去见彭加木。当时，彭加木正在电子显微镜旁忙碌，小李心里可紧张呢，双手不知往哪儿放才好。谁知彭加木一见她，便拿来一堆病毒照片给她看，又领着她参观电子显微镜，小李看到电子显微镜构造那么复杂，操作又是那么精细，害怕自己难以胜任。
彭加木却鼓励她道：“没关系，慢慢做，就会的。我在学校里，也没见过电子显微镜。”过了几天，小李很快就熟悉彭加木了，知道他是一个没有架子的人，也就很随便了。
小李是个急性子的人。她在家里用缝纫机做衣服，缝错了，照理应当用刀片把线一点点拆开，然后重新再缝。小李一急，索性用手扯，一扯便把布扯破了，结果做成的新衣虽然一次也未穿过，却已打上了补丁！然而操作电子显微镜，却要非常细心、耐心。要拍一张病毒照片，从田间采样开始，切碎、浸取、差速离心、提纯、成膜，一直到拍摄，要经过几十道工序。不论哪一环节出了问题，都无法拍出清晰的照片。
彭加木技术熟练，一个上午能拍90张电子显微镜照片。可是，小李拍了一个上午，连一张都拍不好。小李着急了，越急越是乱了套！
彭加木见了，总是安慰她：“急事要慢做，欲速则不达。你要学好电子显微镜，先要改掉你的急性子！”
一开始，小李每拍一张照片，送到彭加木那里，总是打回票。彭加木是很严格的，不是说照片丝点不清，就是说反差太小，不合乎要求，绝不会“通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