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加木失踪始末

新疆综合考察队（1956-1959年），参加北疆阿勒太地区及玛纳斯河流域的野外考察，在乌鲁木齐建立实验基地，协助新疆分院筹划开展伊犁河流域综合考察和新疆盐湖考察工作。
华南热带生物考察队（1957年），参加海南岛及雷州半岛野外考察。
治沙队（1960年），在陕北榆林治沙试验站参加生物固沙试验；
综合考察委员会中心分析室（北京），协助建立中心分析室并指导分析工作。
1962年5月2日—1967年2月，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肌肉蛋白及病毒形态、结构的研究，建立电子显微镜实验室并参加实验操作。
1962年-1964年，新疆化学研究所，协助建立化学所并进行盐湖考察及病毒研究（罗布泊以西及南部地区）。
1965年，广州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真菌室，协助建立电镜实验室，进行柑橘黄龙病的研究。
1973年-1978年，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植物病毒研究，课题组长，参加实验工作。
1977年7月原9月，新疆化学研究所，植物病毒研究。
论文目录：
1，黄豆芽植酸酶的研究，1953-1954年7月《中国科学》杂志发表。
2，原胶原的研究，1966年《中国科学》。
3，新疆马脑炎病毒的电子显微镜观察，1962-1965年《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报》。
4，不同来源的原肌球朊物理化学性质的比较研究，1955年《生理学报》（19，389）。
5，原肌球蛋白和副肌球蛋白晶体的电子显微镜观察，1963年《生理化学与生理物理学报》（3，206）。
6，用电子显微镜直接观测原肌球蛋白和副肌球蛋白分子，1965年《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1965，5，7-16）。
7，新疆盐湖考察报告，阿克苏盐山盐溶洞的考察，1965年地质地理方面的内部刊物。
8，紫胶的净化、加工方法的研究（未）。
9，生物固沙试验（实验报告），1973年以“病毒组”名义发表的论文，有关柑橘黄龙病病原体的研究。
10，与柑橘黄龙病有关的一种线状病毒，《中国科学》1973年3期（313-315），英文发表在ScientiaSinica，1974年13NO3（421-438）。
11，水稻里条矮缩病病原体的研究：传毒灰飞虱中类似病毒的质粒，《中国科学》，1974年2期（158-163）。
12，桑树萎缩病病原体的研究：桑树黄化型萎缩病病原体的电子显微镜研究，《中国科学》，1974年3期（283-291）。
13，在桑树萎缩型及花叶型萎缩病病原体的电子显微镜研究，《中国科学》1974年7期。
14，桑树萎缩病病原体的研究：桑树萎缩型萎缩病病原体在病树中一年内的消长，《科学通报》1977，2期。
15，桑树萎缩型萎缩病病原体的研究：桑树黄化型萎缩病媒介昆虫——科目附录彭加木的学术档案菱纹叶蝉的传毒作用及其带毒情况，《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1977年。
16，枣疯病病原体的忾显微镜研究，《中国科学》，1974年6期。
17，西安地区的番茄为什么发病，《生物化学与物理化学学报》，1975年2期。
18，我国禾谷类病毒的病原问题：水稻普通矮缩病、水稻黄矮病和大麦土传花叶病的病原问题，《科学通报》1977年1，2。
19，我国禾谷类病毒的病原问题：小麦丛矮病的病原问题（1）《科学通报》1977年1期。
20，小麦丛矮病的病原问题（2）《科学通报》1977年3期。
21，我国谷禾类病毒的病原问题：用血清学方法测定水稻普通矮缩病媒介昆虫的带毒率，《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1978年10卷4期。
22，我国禾谷类病毒的病原问题：小麦丛矮病病原的鉴定，《中国农业科学》，1978年1期。
23，我国禾谷类病毒病的病原问题：水稻黄矮病病原的鉴定及其分离提纯，《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1978年10卷4期。
24，小麦丛矮病病毒抗原的分离提纯、制备抗血清以及检测单株麦苗、单的传毒虫带毒率的方法，《医学报》。
25，柑橘黄龙病病原体的研究：线状病毒质粒的净化和免疫血清的制备，此工作坚持研究员4年，现已解决了提纯问题，获得了大量较纯净的病毒质粒，制备出抗血清。
26，指导并协助新疆化学的病毒组进行新疆哈密瓜、玉米、小麦病毒病病原体的电子显微镜观察，《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1978年10卷3期。
外语水平：
英文：阅读较流畅，可进行科技写作及口语，但较生疏。
俄、德、日、法可借助字典阅读专业科技书籍。
后记
写于1983年的《彭加木失踪始末》一书，“雪藏”多年，终于出版了。这是一本采访异常艰辛，出版也历经曲折的书。
我在本书的序章中已经提及，这本书最初是应上海人民出版社特约而写的。关于这本书的曲折经历，也在序章中写及。
我手头保存着当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清样。此书在当时无法出版之际，我曾后经在清样前面写了一个简短的说明，作为“备忘录”。真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篇简短的说明，记录了一系列年月日，记录了这本书无法出版的经过：
此排印稿为初稿。为写《彭加木》一书，我于1980年7月4日—7月24日赴记疆采访，深入罗布泊现场。1980年8月3日—8月15日写出初稿。8月16日送上海人民出版社。10月13日谈审查意见。10月21日改毕。1980年12月13日发排。1981年3月5日校毕初稿清样。1981年10月20日改定二稿清样。1981年12月11日又改清样。1982年2月17日根据审查意见，排出第三稿，打了纸型。付印前夕因故暂停。1983年11月9日收到此校样，告知决定不出。
叶永烈
1983年11月19日
在这里，我也附上原书清样上的后记：
1980年6月30日，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有关编辑来到我家说：“彭加木同志不幸失踪了，全国人民很关心，很想知道他的一生。我们约请您写作这本书。”
当时，寻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彭加木生死未卜。我和大家一样，也很关心他的命运。每天看报，都随手把有关他的消息剪了下来，收集一起。于是我欣然答应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热情约稿。于7月4日飞往乌鲁木齐，翌日奔赴现场。在新疆度过了20天，到了罗布泊、库木库都克以及彭加木的“坐印”处，到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的电子显微镜实验室以及彭加木的卧室、工作室。经过实地采访，以及向五十多处彭加木的家属、亲戚、好友、领导等了解情况，我为彭加木的献身精神所感动，开始酝酿怎样写作这本书。
想不到，当我回到上海，却听到许多关于彭加木的谣言，仿佛是在编“梅花党”续集！我强烈地感到，人们对彭加木的思想境界以及动人事迹，是多么不了解！这些谣言之所以能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原因之一便是因为“四害”横行时那凭空捏造的谣言，“梅花党”的流毒没有肃清。这件事加深了我写好这本书的责任感。我想，应当通过这本书，使广大群众了解彭加木，学习彭加木。这样，我憋着一口气，赶写了这本《彭加木失踪始末》。
在这里，首先应当感谢彭加木爱人夏叔芳及其子女。当我在新疆采访她时，正是她由于失去最心爱的人而万分痛苦的时刻，我实在不忍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去打搅她，可是，她是最了解彭加木的人，从大学同窗到毕业后同甘苦、共命运，如果不请她回首当年，是无法写作这本书的。她的哥哥夏镇澳同志也给了不少帮助，回忆了与彭加木的长期交往。
另一位值得深切感谢的是彭加木的哥哥彭浙。“长兄如父”，他在父亲病逝之后，曾竭尽心力照料彭加木。他是如今健在的唯一最了解彭加木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人。他已是66岁的老人了。他从广州飞到乌鲁木齐，我曾去机场接他。他到住地刚放好行李，就不顾路途劳累，开始同我畅谈，当天竟一口气谈到夜里十一点多。他的女儿彭泥，也帮助回忆了一些情况。第二天一早，又找我长时间地谈话。我劝他先休息一会，他却说：“在这最悲痛的时刻，回忆童年的欢乐，会减轻我的痛苦！”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王应睐教授，是彭加木的启蒙老师，指导过他写作毕业论文和一系列科学研究；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副所长曹天钦教授也曾指导过彭加木的科学研究工作，与他共事多年；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陈善明副教授与彭加木是至交，多年来保持亲密的友谊；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党委委员兼办公室主任王芷涯同志，是彭加木的入党介绍人，并多年担任彭加木所在支部书记。他们都在百忙之中接待我，介绍了彭加木同志的感人事迹。
当年为彭加木治好癌症的主治医师曹凤岗，对我详细述说了当年为彭加木治病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