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演讲集

什么东西其实都是被“叙述”出来的。科学也好非科学也好，其实是被语言编织出来的，很多东西是被“说”出来的。不知道这个说法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我从一个简单的角度入手告诉大家：文学和医学，其实这两个学科是最接近的——都是“人学”！进一步讲，它们又都是历史学，都是哲学，都是社会学、心理学，都是政治学！如果你不能跳出狭隘学科的技术分野，那你不论从事什么工作，你永远也成不了大师，你永远是一个干活的人，不论你的专业怎样。你不要以自己的专业为荣或以自己的专业自卑。你说我是扫大街的，我就自卑吗？不一定。扫得好一样可以成为世界一流人物。台湾有一个人就是掏耳朵眼儿的。就因为特别敬业，特别刻苦钻研这门技术，想办法怎么给人掏得好，结果后来在全世界开了几百家分店，都是一流的现代化设备，很多名流富豪慕名而去。什么事情干好了就是一流的。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是二十多年前考入北大的，那个时候考北大中文系是天下最光荣的事情，我所考入的那个文学班里，全国省级高考状元九名，空前绝后，此后就再也没有过。所以，到了班里以后，一个个都特别牛，一说就是：我是北大中文系的，怎么怎么样……那时我心想，人怎么怎么样，跟这个专业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还得看你自己的造化。多少年过去了，全班50多人，一半以上还不是“泯然众人矣”吗。只不过你可以跟别人吹吹牛，说你在北大中文系上过学而已。所以我说，有些人是“吃北大”的，有些人是“被北大吃”的。任何一个单位、一个学校、一个医院都是这样。当我们刚到这个单位的时候，我们是吃这个单位的，但是，一个有出息的人总有一天会变成让单位吃我：让我所在的集体因为我而获得荣誉，因为我而增加光彩。我觉得这才是有出息的人。   
  福柯：医学不是一个学科，它是文化，   
  大家可能都知道，有很多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都是学医出身的，这已经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最著名的有孙中山、鲁迅、郭沫若。我的专业是现代文学。现代文学的两大巨头鲁迅、郭沫若，都是学医出身。这其中没有规律性的东西吗？怎么学着学着医，就放下手术刀去写字了呢？还有，许许多多文学作品非常珍爱医学题材。就说电视剧吧，你统计一下里面有多少医学题材的，有多少里面写到病写到医院的。就连恐怖分子也喜欢到医院里面去作案。我们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就是从一个医学题材开始的。还有很多很多，比如：巴金。巴金的《第四病室》、《寒夜》等等都和病有关。其实，医学的思维、医学的语言，它的术语，早就进入了文学，进入了日常生活。我们平时说的很多话，都是从医学语言转来的。像什么“会诊”呀，“感冒”呀、“非典”呀、“上眼药”呀，这些都进入日常语言了。它不在原来的意义上使用了。比如我说：某某和某某处于非典型恋爱阶段。它已经脱离了原来的意义变成了一个日常的可以转喻的词汇。所以说医学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科。特别是2003年的非典，它让很多中国人意识到： 
  医学不是一个学科，它是文化，它是政治！ 
  这次非典疫情的成功控制，虽然焦点首先在医学界，但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危机的转折，实事求是的说，主要不是医学的功劳，而是政治的功劳。疫情从什么时候开始转折的？就是政府下了决心，社会动员起来了，动员起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没有动员起来，问题就丛生，就解决不了。我当时住的那个地方，是城郊结合处，老头老太太都戴着胳膊箍，都是坚壁清野、人自为战、村自为战，每条小路都封锁了。网上有些笑话比较夸张，说看见北京的车来了以后，村里儿童就放倒了“消息树”，喊着“北京人来了”。虽略带夸张，但实际情况很接近。那个时候我出门回家只能走一条路，你想抄近路是不可能的，老头老太太就把你拦住：我们这个村就不能有任何外人来。所以，联合国的官员就怀疑中国，说中国怎么这么快就把非典收拾住了。因为他不了解中国国情，按照他们的想法，中国半年也控制不住。正是这个时候，许许多多的知识份子、像我一样的大学老师，重新想到了国家的问题；正是这个时候，想到了我们离不开国家；越是希望个人自由的人，越是对个人自由度期望比较高的人，这个时候，他就会想到“自由与非自由”的关系，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可以提出“医学是什么”的问题？ 
  我推荐大家看一本书，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临床医学的诞生》，我觉得我们学人文科学的人，都要读读这本书。福柯是当代最有名的最有创造力的哲学家，所有的人文科学、人文哲学没有不受他影响的。要知道，他的研究是从医学起步的。现在福柯的书很多，介绍福柯的书也很多。还有，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凝视之爱》，是介绍福柯的医学理论的。大家到了博士阶段，不仅仅要在自己的专业上提高。技术，它是有上限的。技术到了一定的程度再往上走是什么？是哲学，是艺术。把一个东西做到艺术哲学的境地就是大师了！就像庄子《庖丁解牛》里讲的“进乎技”，一个杀牛的人能杀到那样艺术的程度，这是我们每一个专业的人都应该向往的。 
  1、“病”是被规定出来的 
  福柯从医学出发，发现了很多现在影响人文学科的重要问题，比如说癫狂的问题。什么是癫狂？什么是狂人？谁来规定别人是精神病？精神病人是怎么样产生的？狂人是怎么样产生的？福柯一步一步分析，最后他发现：所谓的狂人其实是我们“规定”的！狂人是被多数和他不一样的人命名为、叙述为“狂人”的。我们从我们的生活经验也可以感到，我们问：“谁是狂人”？“怎么证明他是狂人”？回答是：大伙都这么说；所有的邻居都认为他有病；我们班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不正常。难道：多数人认为的就是真理了吗？这是科学的吗？这正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近年有一个电影叫《来了》，是一位北大毕业生导演的，讲一个有精神病的舞蹈家，挺有意思的。艺术家、思想家多多少少在一般人看来是不正常的，是“有病”的。周围的人都要强行把他送到精神病院，父母子女都不能理解他，太太要跟他离婚。理由是：他不正常，不正常就是有病，有病就会对我们造成危害。我们知道，许多国家、民族都把跟大家不一样的人叫做狂人，把精神病院变成一个变相的监狱。比如：前苏联政治斗争非常激烈。有很多领导人在斗争中失败之后就被送到精神病医院了，说他患了精神病。 
  还有监禁。福柯研究了监狱的问题，监狱的模式，监狱的结构。最后，福柯发现：医院和监狱非常相近，医院其实就是监狱，监狱也就是医院。因为监狱也号称治病救人，是救人的。监狱领导肩负的一个任务叫“帮助犯人转弯子”，不就是治病吗？不就是认为这个犯人是有病的人吗？我要给你转弯子：你为什么要吸毒啊，为什么喜欢偷女人内衣啊，你为什么老是去泡网吧呀，你心理不正常。 
  2、知识是一种权力 
  还有什么是知识？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很崇尚“知识”的社会。但是福柯解构了知识的来源：知识是怎么来的？我们所认识的“知识”是一堆什么东西？知识是怎样被建立起来的？我说你这“知识”是从哪里来的？要反思：知识是谁给你的？给你知识的这个人他有什么利益？要分析执掌媒体的人，他和文革有什么关系？任何一个东西都需要去分析，分析信息的来源，分析知识的组成。小时候学过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今天，知识其实是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在很多情况下实际是一种暴力。现代社会以传播知识的形式在传播权力的触角。 
  比如说，我们这种讲座的形式，其实仍然是一种权力的模式。古代孔夫子讲课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孔夫子跟学生席地而坐，讲累了，到河边游泳，然后上来继续讲，大家随便坐。这就是古代的大学。从一百多年前开始，我们引入了西方的这种上课模式，大家一排排坐好。实际上是被统治的模式，一个人在前面，用一块黑板突出他的地位，然后他在上面讲这个讲那个。不管怎么样抵触他，你必然受他一定的影响。这就是一种权力。 
  还有我们看戏看电影的方式全部改变了。我们中国传统的戏园子是大家一个桌子一个桌子围在那里嗑瓜子喝茶，演员你唱你的，我爱听不听。后来，我们变成了西方那样一排排坐好的模式，座位都编了号，不能乱坐，坐好了不许说话。电影一开始，啪，把灯一关，在一大黑屋子里老老实实地静静地看。这就是监控和塑造一个模式的国民的最好方法。从电影院里出来，大家都受着一样的潜移默化，一场一场……现代国民是这么被塑造出来的。所以，大家都有一样的意识形态。当我们说谁有病的时候，大家都赞同，说：对，他有病。“有病”就是这样被描绘出来的。大家看过曹禺先生的《雷雨》没有？《雷雨》中周朴园说他的妻子蘩漪有病。当然她其实没有病，她只不过是有一腔想反抗的怒火，她是一个受了五四影响的、要求个性解放的这样一个年青妇女。周朴园虽然也知道她没病，但是他就说她有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