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亡：从项羽到韩信

这已经是后话了。
安葬了项羽以后，老谋深算的刘邦，马上着手安排韩信。垓下之战结束，韩信指挥齐军参与平定各地残敌，东进到东郡定陶县（今山东定陶），筑营休整。刘邦一行，由谷城东南而下，迅速抵达定陶，马不停蹄，一路驰入韩信军大营，当即召见韩信，解除了韩信的军事指挥权。想来，此时的韩信，一方面对刘邦的突然出现感到惊诧，另一方面，对刘邦夺军收权的举动并不感到意外。同样的事情，已经多次在刘邦和自己之间演出，他哭笑不得，很无奈。
韩信是军人，他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连百万之军，攻必克战必胜。垓下之战，他获得最高统帅权，指挥六十万大军与项王决战，他的全部心思，都在如何用兵取胜上。胜利之后，他难免惆怅茫然，不知所向。刘邦是政客，他的人生最高境界，是获取天下，执掌最高权力，做秦始皇。垓下之战，他将全部军权交与韩信，既期待又不安，心多用在战后的安排上。胜利之后，他是放船出港，顺风扬帆，一步一桨驶入预定的航道。
解除了韩信的指挥权以后，刘邦全面控制了军队，他重新部署将领，精心安排人事，调整疆土封邑，开始做称帝的准备。
汉五年正月，刘邦宣布天下大定，从此休战息民，赦罪人，赏有功，重新安排天下。他下令说：“楚国已经平定，义帝没有后代，楚国地区需要安定，楚国人民需要抚慰。齐王韩信，熟悉楚国风土人情，变更改立为楚王。王淮北之地，定都下邳。”同时下令说：“魏相国彭越为国操劳，亲民爱兵，多次以少胜多击破楚军，今以魏国旧地封彭越为梁王，定都定陶。”将楚汉战争中左右胜负的两大功臣做了妥善的安排。
韩信、彭越安排妥当以后，刘邦召集各国诸侯王和主要将相大臣会聚定陶，协商称帝的事宜。经过慎重协商和周密安排以后，由楚王韩信领头，联名韩王韩信、淮南王英布、前衡山王吴芮[18]、赵王张敖、燕王臧荼一道向刘邦上劝进皇帝号疏。疏中申明，刘邦在各诸侯王中军功最高，德行最厚，汉王的称号已经不能与此相称，一致请求刘邦接受皇帝的称号[19]。刘邦故作推辞以后，正式接受了皇帝的称号，成为汉王朝的开国之君，第一任皇帝。
于是，在博士叔孙通的主持之下，按照秦王朝的礼节制定了即位的仪式，刘邦嫌麻烦，噼里啪啦一阵大删减，只愿意接受最简略的即位礼，精明柔顺的叔孙通一一照办了。
汉五年（前202）阴历二月初三，汉王刘邦在定陶县城北的汜水北岸正式即皇帝位。即位仪式，简略而盛大，起台筑坛，告祭天地先祖，以韩信为首的六位诸侯王领头居首，以太尉卢绾为首的汉与诸侯各国大臣、将军三百余人跟随，共同奉进皇帝尊号。想来，即位的场所可能就在军营中，千军万马，呼声雷动。
刘邦即位后，汉国王后吕雉尊称皇后，太子刘盈尊称皇太子，又尊称已经过世的母亲刘媪为昭灵夫人，各种名目头衔礼仪制度，都要一一制定，由战乱到安定的种种安排，都要逐一处置，从此以后，中国历史又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联合帝国——汉帝国的时代[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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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记·淮阴侯列传》曰：“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史记·陈丞相世家》作：“汉王大怒而骂，陈平蹑汉王足。”合理地推想，古人席地而坐，接见韩信使者时，陈平站在刘邦身后，所以能“蹑汉王足”而不引起使者注意，张良年岁大、地位高，坐在刘邦身边，所以能够“附耳语”。
[2] 巨鹿之战前，张耳和赵王歇被秦军围困在巨鹿城，陈馀驻军在秦军包围圈外，因为兵力单薄，一心等待各诸侯国援军前来共进解围。张耳派遣张黡、陈泽突围到陈馀军中求援，陈馀不得已派兵五千由张黡、陈泽率领救援张耳，结果全军覆没。巨鹿之战后，张耳怀疑陈馀不愿发兵，张黡、陈泽二人为陈馀所杀，从此友情断绝，反目成仇。事见《史记·张耳陈馀传》，也见拙著《秦崩》第六章之九“巨鹿之战”。
[3] 《史记·淮阴侯列传》蒯通说韩信文为：“大夫种、范蠡存亡越，霸勾践，立功成名而身死，野兽已尽而猎狗烹。”同一事，《汉书·蒯通传》作“大夫种存亡越，伯勾践，立功名而身死。语曰：‘野禽殚，走犬烹；敌国破，谋臣亡’”。据《国语》、《史记·越世家》，文种和范蠡辅佐勾践灭吴称霸后，范蠡隐退江湖，经商成功，文种继续从政，终于被勾践所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语，是当时常用的俗语，范蠡劝文种隐退时用之，蒯通劝韩信中立时用之，文辞不同而意义相同，最常用的文辞当是韩信在陈县被刘邦抓捕时的回叙：“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4] 《史记·淮阴侯列传》所载蒯通说韩信文为：“定齐，南摧楚人之兵二十万，东杀龙且。”战国秦汉游士的话，说起来东西南北顺口得多，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多要补充鉴定。龙且统领救齐的楚军，号称二十万。当时，楚军主力与汉军对峙于广武一带，不可能抽调二十万大军救齐，以理度之，龙且的楚军，不会超过十万，合齐军号称二十万。韩信潍水之战所破的二十万敌军，正是楚齐联军。所以，我在文中将蒯通的话改为“平定齐国，消灭二十万楚齐联军，击杀龙且”，去文采而近事实。
[5] 诸家的精彩评论，见《史记·淮阴侯列传》，《笺证》所引。
[6] 苏轼《代侯公说项羽辞》，王世贞《短长说》下，我都作为附录收于书后，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对照参考。
[7] 毛遂自荐事，见《史记·平原君列传》。
[8] 陈下之战，是垓下之战前楚汉之间的一次重要战役，不了解陈下之战，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垓下之战。由于史书记载的缺漏混乱，千百年来，陈下之战几乎被忽视不见。陈下之战的再发现，起因于现代历史地理学家们对于垓下地理位置的探讨。具体而言，历史地理学家们在复原项羽从荥阳撤退到垓下的路线时，注意到了陈下之战的存在。诸位专家对于这个问题的精彩讨论，可以参见卜宪群、刘晓满所撰写的综合性评论《垓下位置研究评议》，刊于《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笔者在仔细对比了诸家的意见后，重新核对史料，做了实地调查，大致有了比较明确的看法：一，陈下之战和垓下之战是前后继起的两场战役。二，陈下之战在陈县（即今河南淮阳）一带，垓下之战在垓下（今安徽灵璧和固镇之间）一带。三，决定楚汉命运的大决战是在垓下。本文的叙事，就是在综合判断的基础上写成的。
[9] 关于垓下城的具体位置，学界有多种意见。笔者以为，安徽省人民政府确定今安徽省固镇县濠城镇垓下村的古城遗址为垓下城故址，是目前最优的选择。我的考察和意见，参见本章之七“垓下行”及注释。
[10] 古书中关于战争的记事，往往语焉不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文言文难以写实详尽地表现物事。《史记·高祖本纪》中关于垓下之战的记事如下：“五年，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垓下。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项羽之卒可十万。淮阴先合，不利，却。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淮阴侯复乘之，大败垓下。”这段共87字的文章，已经是古史中难得一见的详细的战争记事。从这段记事中，联军三重纵深的六军阵的布阵比较清楚，楚军的布阵完全没有提及，笔者只能用古代战争中常见的前、中、后三军阵来填充，作为一种聊胜于无的参考，也作为一种铺垫性的假说。关于中国古代战争中军队的编制阵法，可以参见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中华书局，1979年。
[11] 垓下之战的详细战况，史书上没有记载，留下历史的空白。前军苦战后佯作败退，由后备军开阵接应，然后迎击追兵，再用奇兵获胜，是韩信得心应手的战法，背水之战时他就用此战法获胜。我据此推想垓下之战时韩信再次活用该战法，简略补写该段叙事。
[12]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说：“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这段历史故事，已经成为汉语的常用成语“四面楚歌”，比喻四面受敌、孤立无援的困境。
[13] 项羽统领二十八骑突破汉军重围的这次战斗，史家称为“东城快战”，其作战地点，在秦东城县境内一座无名小山，《史记》没有记其山名，只是说项羽在山上布置二十八骑，“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分二十八骑为四队，从四个方向冲下山坡。《汉书·项籍传》记载同一事说：“于是引其骑，四山而为环阵外向。”称这座小山为四山。，斜行下降。四山，当为四面斜坡之山，想来因山势得名。据历代地理书的记载和今人实地考察，四山在今安徽全椒、和县与原江浦县（今南京浦口）交界处，山高约五十米，山顶宽平，四面梯形缓坡，正合于史书所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