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袁世凯传

我父亲在这次事件中虽然并未受伤，但以后对清皇室的交涉，都让他的助手代他办理，他本人却从此不再出门了。第二天，又有人在外务部的门口扔了一颗炸弹，当场并没有炸伤什么人，只是我父亲的办公室窗户上的玻璃受爆炸声浪的冲击，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小纹。他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此后就听从家里人的劝告，搬到地窖子里办公去了。有一天，我听得母亲惊慌地说了一句：“招儿二哥克文的小名。又惹祸了！”原来是，二哥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竟自把刺杀我父亲、原来要判处死刑的凶手，给放走了一两个人。可是我父亲对于这件事并没有深究。
  清王朝的“宣统皇帝”宣布退位以后，南京政府派了蔡元培等5人为“迎袁专使”，前来北京迎接我父亲南下，就任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不料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城内又发生了第三镇兵变的事件。兵变的借口是反对我父亲离开北京。事后听说这次兵变的把戏，是我大哥串通第三镇统制曹锟搞起来的。我父亲事先并不知道。但是，不管怎样，我父亲终于在南京政府的妥协下，在北京宣誓就职。
  从总统到皇帝梦的幻灭
  当我父亲宣誓就任临时总统以后，又过了一个时期，清皇室让出了中南海。我们又从当时所住的铁狮子胡同陆军部现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宿舍。搬进了中南海。我父亲自从住进了中南海，就没有再出过新华门一步。这是因为“东兴楼”门前的爆炸案件使得他余悸犹存。而且，大约在我们搬进中南海后不久，府内也发生了一次意外事件，说是有一个人把炸弹扔进海里，并未爆炸。这更使得他不敢轻易外出。说他不敢轻易外出，是因为我和我父亲同住在居仁堂楼上，如果他有事外出，一定要传车，传侍卫的人，还要换衣服，这些我不会不知道。可以这样说，我父亲是活着进的新华门，直到死后才被抬着出了这个门。
  我父亲在中南海内先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接着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后来又自称“中华帝国洪宪皇帝”。现在分别谈谈在这3个阶段里有关他的一些情况。
  我父亲当时一直居住在居仁堂内，有人说他当时住在怀仁堂，是错误的。他办公室，设在居仁堂楼下东头的一间大房间里。楼下的西部，是他会客、开会以及吃饭的所在。另外，在居仁堂的前院，还有一处叫做“大圆镜中”的房子，也是他会客的地方。他什么地方会什么样的客，是按着来客的身份以及跟他的关系来区别对待的。例如，一般生客在“大圆镜中”，熟客在居仁堂楼下西部，最熟的就在办公室内会见了。如果来客比较有身份，那么，会见的地方也可能有所改变。但是他接见张作霖却是个例外。张作霖是当时的27师师长，他由东北来京谒见我父亲。按照他的身份以及他和我父亲的关系，是只能在“大圆镜中”会见的。可是我父亲为了表示对他的优遇，却破例地在办公室内会见了他。当时办公室内的北面，安设着一个多宝格子。格子里摆设着一些古玩器物。其中有一个丝绒盒子，里面放着4块打簧金表。每一个表的边上环绕着一圈珠子，表的背面是珐琅烧的小人，样子是极其精致的。当时我父亲和张作霖分坐在沙发上谈话。张在谈话的时候不时地注视离他座位很近的这4块金表。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后，晓得他是爱上这几块表了，当时就送给了他。我父亲在送走张作霖以后，一路笑着上楼，说明了赠表的经过，并笑着对我们说：“他真是没见过世面。他既然看着喜欢，我就送给他了。”说完了，接着又哈哈大笑起来。
  我父亲的卧室，是居仁堂楼上的东头的一个大房间。他最喜欢二姐和我，就让我俩住在楼上西头的一个房间里。我家其他人的住处，也是经过他安排指定的。大致的情况是：我娘于氏是和二姨太太、大哥夫妇、还有大哥的姨奶奶和他的孩子们以及四哥夫妇都住在福禄居；大姨太太、三姨太太和二哥夫妇三哥夫妇，还有一部分小弟妹们，住在字廊后边的4个院子里；五、六、八、九4个姨太太和她们的孩子们都住在居仁堂后边的一所楼上。这个楼和居仁堂的楼上，是有天桥可通的。
  我父亲在做大总统期间，每逢阳历新年，一定要在怀仁堂招待外宾。宴会后，总要有北京京剧界的名艺人来唱“堂会”。那一天，他穿着蓝色的总统服，头上戴着插有白缨的蓝色鸭舌帽，胸佩勋章，斜系大绶。我和二姐当时都也有“总统小姐”的礼服：上身是大红绣牡丹的外褂，里面衬着“和尚领”，系带子的淡青色绸衬衣，下面是淡青色绸裙子，红色缎子高跟鞋。这种礼服的样式，到底是什么人规定的，那就说不清了。
  我父亲从什么时候起想要当“中华帝国”的大皇帝？有关这一事件的酝酿和发展过程，我们是知道得比较晚的。这是由于他凡是涉及到政治上的大事，向来对我们守口如瓶，加以我们被深深地闭锁在中南海内，所有府外的情况，我们了解得极少。但我们也自有其有利条件，那就是，在和大哥、二哥的闲谈的时候，他们有时会露出一鳞半爪，使我们能比较简单地晓得某一个事件的经过。我父亲要称帝这件事，由于大哥在政治上有野心，所以一向讳莫如深。他怕过早暴露，会给自己多树敌人。至于二哥，他是一个不愿过问政治的“名士派”，又和我是同母兄妹，因此，他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了我。在我晓得这个消息后，渐渐发觉全家上下的精神面貌，确实和以往有所不同，仿佛将要发生什么大事似的。
  我父亲在这一阶段里的表现，也自然不同往常。他有的时候似乎很高兴，有的时候又非常不高兴。比如说，他在晚间上楼以后，二姐和我去看他，如果他心里高兴，就会有说有笑，有时说得高兴，还会和以前一样地哈哈大笑起来。有一次，我俩在叫了他一声“爸爸”以后，他温和地对我俩说：“你俩要好好念书，好好学习规矩礼法，将来要当公主啦！”有的时候，在我俩叫了一声以后，他却简简单单只“嗯”地应了一声，说上一句：“去玩吧！”这时候，我们便意识到，爸爸又在不高兴了。另外，我俩有的时候还听到伺候他的丫头对别的佣人说：“总统男女佣人对他的称呼是：当他做总统以前，称他为”宫保“；及至做总统以后，就称为”总统“。洪宪帝制时期，也未更改。今天又有气，大家小心点！”真的，在这天吃饭的时候，他一定是板着面孔，鼻子里有时发出一声叹息似的“嗯”声，并且一边吃，一边嫌菜做得不好，在闹脾气。这时候，就是他所最宠爱的五姨太太也要看个合适的当口，才敢淡淡地解释一两句。但是，她的解释，也同样要碰我父亲的钉子。他这种态度的转变，大概是和外间对于帝制反映有关的。
  我父亲的生活习惯，在这个时期里也同样有所改变。我们觉得，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从容，而是比较紧张。他做大总统的时候，经常是晚间九时上楼，到了这个时候，却深夜还在办公和会客，以至我俩姐妹虽和他同住一个楼上，可是常常很晚了还不见他上来。因此，他那逗我们说笑玩耍的事情，就成为很少有的了。
  他虽是这样日夜紧张忙碌，可是并不能阻止那内外交攻的情势向他逼来。首先是，蔡锷在云南发动了起义，组成护国军。紧接着日本帝国主义也改变了原来的赞成帝制的态度。这些已经是够使他恼火的了，家庭间因此而惹起的纷争，就使得他更加恼火。其中最突出的是“立太子”的问题。大哥克定以前在彰德车站骑马的时候把一条腿摔坏了，左手也连带着受了伤他左手的手心没有厚皮，所以经常戴着一只手套。。因此，我父亲说他“六根不全”，将来怎么能够“君临万民”。他曾露出这样的口风：要在二哥、五哥二人之中，择一立为“太子”。二哥人极聪明，有才气，我父亲常常夸奖他“有天才”。五哥待人诚恳，学问也不错，我父亲也同样很喜欢他。当时的“大典筹备处”曾给各个弟兄每人做了一身“皇子服”。有一天，四哥、五哥、六弟、七弟、八弟5个人，在“新华宫”洪宪称帝以后，我父亲命令把中南海的总统府改名为“新华宫”。内，各自穿着“皇子服”，合着拍了一张照。大家一看，五哥那一套上的金花式样和其他弟兄的有所不同这张照片，现在还在我处保存。，只有二哥的那一套是和五哥的相同。这反映了我父亲的用意所在。在这两人之中，二哥年长，又不时替我父亲外出办事，颇得我父亲的信任。更重要的是，我父亲对他有所偏爱，因为他既是三姨太太的长子，又是过继给大姨太太而为她所溺爱的一个爱子。因此，二哥将要被立为“太子”的呼声更高。大哥听得了这个消息，便扬言说：“如果大爷大哥称呼我父亲为”大爷“原因不明。要立二弟，我就把二弟杀了！”因此，“新华宫”内闹得人心惶惶。有一天，我特地把大哥所说的话告诉了父亲，并且和他说：“咱们家要闹‘血滴子’了！”我父亲听了以后，只简单地说了“胡说”两个字，并没有什么其他表示。但是雍正夺位的惨剧，到底不能不使他无动于衷。
  “立太子”的事，并没有到此为止。原因是二哥的呼声虽然最高，但五哥的“皇子服”毕竟也有那不同式样的金花。五哥是二姨太太的长子，如果五哥立为“太子”，二姨太太就是未来皇帝的母亲，也就是未来的“皇太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