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易中天 清算品三国

现在诸事讲究炒作，看来同样一件事，换一个匪夷所思的提法，就可以化平淡为离谱，化腐朽为神奇，也算是一种炒作方法呢！   
  18 何进属于什么集团？   
  “公元189年，灵帝驾崩，留下十四岁的儿子刘辩和九岁的儿子刘协， 
  根本控制不了局势。以大将军何进为首的士人集团和以“十常侍”为代表的宦官集团在宫廷斗争中两败俱伤，政权落到了西北军阀董卓的手里。”(《品三国》38页)“灵帝去世后，士人和宦官的矛盾白热化，双方都大开杀戒。”(《品三国》43页) 
  董卓入京以前，宫廷里的斗争是什么性质的？是什么集团和什么集团的斗争？我们还得从东汉政权内部斗争的源头说起。 
  东汉自和帝(公元88—105年在位)之后，外戚、宦官交替专政，外戚和宦官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日趋激烈。所谓外戚，就是皇亲国戚，是后妃的家庭成员，也就是皇帝的外祖父、舅父、表兄弟、岳父、内兄(大舅子)、内弟(小舅子)等等。宦官就是太监，这不必多做解释了。到了桓、灵二帝统治时期，又有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异军突起，便是官僚士大夫集团，其中包括在职或下野的官僚士大夫、海内名士，以及他们的子弟太学生。他们往往与外戚结盟，把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宦官集团。宦官集团把这些人视为眼中钉，诬称他们为“党人”。古人认为“君子不党”，“党人”的涵义就是结党营私，要造反的人，是宦官集团送给官僚士大夫集团的一个恶号。 
  公元166年，桓帝在宦官的示意下，下诏在全国搜捕“党人”，司隶校尉李膺等二百余人被捕下狱，由于外戚大将军窦武上表营救，桓帝才下诏将“党人”赦归故里，但还是要“禁锢终身”。这里所说的“禁锢”，并不是囚禁的意思，而是指禁锢他们的仕进之路，终生不许出来做官。这就是东汉晚期历史上的第一次“党锢之祸”(党人被禁锢的灾祸)。公元169年，在灵帝统治时期，又发生了第二次“党锢之祸”，所谓的“党人”被处死或被徙、废、禁者达六七百人。黄巾大起义爆发之后，“党人”才被解禁。 
  董卓入京之前，宫廷里的斗争，仍然是这种斗争的继续，就是外戚集团与官僚士大夫集团结盟，共同反对宦官集团的斗争。大将军何进，是灵帝何皇后的哥哥，是屠户出身，没有多少文化，怎么会是“士人集团”的代表人物？作为皇亲国舅，他是外戚集团的代表。而西园八校尉中的中军校尉袁绍、典军校尉曹操以及尚书卢植等，则是官僚士大夫集团的代表人物。这个集团的骨干力量是中央和地方的官员，所以只能称为“官僚士大夫集团”，而称为“士人集团”是不准确的。 
  当时外戚集团分裂了，何皇后之兄大将军何进拥戴皇子刘辩(即少帝)；灵帝的母亲董太后之侄骠骑将军董重则拥戴皇子刘协(献帝)，两方进行了窝里斗，严重地削弱了外戚集团的力量；又加官僚士大夫集团掌握不了多少军队；而手握重兵的大将军何进又优柔寡断；所以在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两败俱伤，官僚士大夫集团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作出了引董卓入京的错误决定，使政权落到了西北军阀代表人物董卓的手里，掀开了中国政治上最黑暗的一页。   
  19 军阀割据不等于地方自治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中央政权失去控制之后，拥兵自 
  重的地方官就成了割据一方的诸侯王。帝国境内，开始了地方自治，军阀割据和诸侯兼并。”(《品三国》39页) 
  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爆发，东汉政权被起义军打得焦头烂额。黄巾军主力失败后，在外戚、官僚士大夫和宦官激烈斗争的背景下，董卓进京，控制了朝廷。公元190年，关东各州郡以讨董卓为名纷纷起兵，实际上是军阀混战的开端。他们逐鹿神州，烽烟四起。到了公元196年，曹操挟献帝定都于许县时，全国军阀割据的形势，大体上是这样的： 
  曹操：占据兗、豫二州及京畿地区，以许都(今河南许昌市西南)为中心。 
  袁绍：占据冀、青、并三州，以邺县(今河北临漳西南)为中心。 
  公孙瓒：占领幽州，以易京(今河北雄县西北)为中心。 
  袁术：占据 
  扬州的淮河流域，以寿春(今安徽寿县)为中心。 
  孙策：占据江东，即扬州的吴郡和会稽郡(今江苏、浙江、上海一带)。 
  刘表：占据荆州，以襄阳为中心。 
  吕布：占据徐州，以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为中心。 
  马腾、韩遂：占据关中(今陕、甘地区)。 
  公孙度：占据辽东郡，以襄平(今辽宁辽阳市)为中心。 
  刘璋：占据益州，以成都(今四川成都市)为中心。 
  那么，这种军阀割据的局面，是否如易中天所说，就是地方自治呢？不是的。古代有藩属制度，而没有地方自治制度。地方自治制度是近现代的政治制度，虽然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国家，具体内容不同，但大体上都有这么几个共同的特点： 
  一是地方政权受中央政权的领导。 
  二是重大问题由中央统一管理和实施，如外交、对外战争、重大工程等。 
  三是国家有宪法，地方有自治法，一切按法制办事。 
  四是地方上的重要人事任免事项，由中央任命或批准。 
  在这些特点中，最重要的是两条：中央领导和依法办事。而古代的军阀割据(近代的军阀也一样)，军阀就是草头王、土皇帝，我行我素，说什么算什么，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既没有国家观念，也没有法制精神，怎么能说得上地方自治？连藩属制度也够不上。因为藩属制度还要承认宗主国或中央政府的权威，还要年年进贡、岁岁来朝，重要的事情还要和宗主国或中央政府沟通。军阀连这些也是办不到的。   
  20 桥瑁没有发矫诏   
  “联军成立这事，《三国演义》说是曹操发起的，谓之‘发矫诏诸镇应曹公’，怕是抬举了曹操。曹操当时恐怕还没有那么大的面子。……发矫诏的事确实有，但那是东郡太守桥瑁干的，与曹操无关。”(《品三国》42—43页)我查遍了《后汉书》、《后汉纪》、《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以及《资治通鉴》等有关史书，并没有发现桥瑁发矫诏之事，只见到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这件事，大概易中天指的就是这件事吧？这事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英雄记》：“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陈卓罪恶(陈述董卓的罪恶)，云见逼迫(说是受了董卓的逼迫)，无以自救，企望义兵(希望各州郡能发来义兵)，解国患难。” 
  易书在45页也提到了这件事，但没有说这就是所谓“矫诏”。不过，除了这一条资料外，似乎也不会再有别的资料了。 
  “矫诏”是假传皇帝的诏书、圣旨；而“诈作京师三公移书”是假冒京师中三公的文书，二者有本质的不同，岂能随便混淆？ 
  在封建社会里，皇帝的诏书具有无上的权威(当然在三国那样乱世里，要大打折扣)，其它任何文件都不能称为诏书，其权威是不能和它比拟的。矫诏的罪过很大，甚至可以有灭门之罪，所以桥瑁斗着胆子，也只能“诈作京师三公移书”，还没敢发矫诏欺骗各州郡。   
  21 袁绍在何处诛杀宦官？   
  “何进被谋杀后，袁绍带着军队在京城捕杀太监，看见不长胡子就一刀砍将过去，许多年轻人只好脱裤子，‘验明正身’……弄得人心惶惶。”(《品三国》44页)袁绍是在什么地方诛杀宦官的？按照易中天的说法：是在京城里杀的。皇宫区以外称为京城，为百姓和商贾聚居之处。那就是说：袁绍杀宦官，不是在皇宫杀的，而是率兵跑到京城的大街上去了。大街上行人很多，其中不长胡须的男人不在少数。除了年轻人，成年人也有不长胡须的，现在北方人称为“老公嘴”。如果官兵来到大街上，以有无胡须为标准一路杀下去，那就不知道要误杀多少人；而且也会出现争着脱裤子，亮出镇家之宝的壮观场面，岂非成为千古奇闻！再者说：宦官都在皇宫里，你杀宦官跑到大街上来干什么！ 
  从《三国志·袁绍传》来看，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在哪里杀的宦官，但按照情理来推论，那肯定是在宫中，不可能在京城的大街上。而《后汉书·何进传》却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扑宦官，无少长皆杀之。” 
  可见，并不是在京城，而是在宫中杀的。《资治通鉴》的记载相同，当是取材于《后汉书》。   
  22 屯田制表述五误   
  “曹操在公元196年(汉献帝建安元年)接受谋士们的建议，开始实行屯田制。当时，由于连年战争，许多土地已成为无主田亩。曹操就将其收归地方政府，一部分交给军士和黄巾降卒耕种，名为军屯；一部分招募失地农民耕种，名为民屯；耕牛和农具则由政府提供，同时收取五到六成的地租。这就叫‘屯田’。所谓‘屯’，就是居住方式军事化，耕作方式集体化，可谓当时的‘生产建设兵团’，曹操的军政府变成了农场主。”（《品三国》47页） 
  易书关于曹操屯田制的表述，上引之不到200字的文字，错误就有五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