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落圆明园

万源阁是圆明园第二大藏书楼，楼分上下两层，藏有历代极其名贵的图书和字画。 
  另外，圆明园内还藏有难以数计的佛事用品。因为历代清帝笃信佛教，又极重孝道，圆明园内的宗教建筑成为大观。以佛寺、道观为主题的园林建筑差不多占到全园景群的八分之一，主要有皇家祖祠安佑宫、后湖北岸的慈云普护、圆明园西北部的月地云居、日天琳宇（佛楼）、同乐园北侧的舍卫城、福海北岸的方壶胜境、南岸的广育宫、长春园的宝相寺、法慧寺、绮春园的延寿寺、庄严法界、正觉寺等，圆明园里的每一座宗教建筑都是一个“聚宝盆”，小件的金银器皿不算，以含经堂焚香楼为例，仅此一处就有金塔、银塔、铜塔、琉璃塔、珐琅塔和紫檀木塔等各一座，这六座佛塔均为十三层，通高六尺六寸，其中金塔一件就用了八二色黄金达一百一十五公斤之多，六座佛塔造成后一起供奉在焚香楼内。令人称奇的是，第二年，又照原样铸造了一尊相同的金塔安供在焚香楼下。这样，单是焚香楼一处这七尊佛塔的价值就难以估算。 
  毫无疑问，如果圆明园能够保存到今天的话，它将会是全世界最伟大和收藏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随着圆明园的毁坏，许多价值连城的珍宝和文物也都同时惨遭毁灭，它们就像逝去的风一样，再也找不回来了。   
  两个世界的碰撞   
  外夷入见，如果诚心恭顺，必加以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御外藩之道宜然。 
  ——乾隆朝《上谕档》 
  待附庸国之礼，与待独立国之礼不同，贵国必欲以中国礼节相强，敝使死也不奉敕。 
  ——乔治·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中国与西方的交往历史很是久长，西汉时期的丝绸之路曾经远抵罗马帝国；盛唐时期，丝绸之路更是空前繁荣，大唐帝国还专门在广州设置了市舶使，管理海外贸易；公元十三世纪末，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远游中国，甚至曾经留在元朝皇帝忽必烈的身边供职；随后，不断有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人利玛窦（一五五二——一六一○）来到北京，以其学识和为人深得朝廷赏识，被尊为“西儒”，利玛窦在中国居留了二十一年，最后客死北京，葬在阜城门，是第一个被恩准葬在中国国都的外国人；此后，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欧洲传教士远渡重洋来到中国。 
  西方国家早期对中国的认识，主要是通过马可·波罗的游记和利玛窦的《中国布道记》。十四世纪马可·波罗的游记极言中国之富庶，引起西方人的极大兴趣。《中国布道记》是利玛窦的意大利文日记，由法国耶酥会士金尼阁（NicolasTrigault）整理出版于一六一五年。如果说《马可·波罗游记》具有强烈的传奇色彩，利玛窦的日记则带有纪实性质，大致是可信的。利玛窦在《中国布道记》里写道：“北京十分富饶，大部分物品是从外面运来的，但尽管富饶，除不需节约的富人，生活还是很艰难的。”金尼阁在《致读者》序中评价说：“迄今写中国的作者有两类，一类多凭想象虚构，一类多凭耳闻，不假思索予以发表。” 
  可以肯定的是，一直到明代后期，中国上下对西方世界、甚至欧洲的地理位置还一无所知，直到利玛窦向明万历皇帝贡献了一副世界地图——《万国舆图》，中国人才知道地球是圆的，才知道万里之外还有一个欧罗巴洲。清朝康熙皇帝对此说是赞同的，他曾经评论道：“自古论历法，未尝不善，总未言及地球，北极之高度所以万变而不得其著落。自西洋人至中国，方有此说，而合历根。”（《康熙几暇格物编译注》）遗憾的是，康熙之后，随着中西关系的变化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中断，近代世界观的萌芽也随之被扼杀，甚至出现了倒退。乾隆朝撰修的《清朝文献通考·四裔考》这样评价西洋的地理学说：“即彼所称五洲之说，语涉诞妄。”嘉庆朝撰修的《清朝文献通考·四裔考》仍然坚持“天圆地方”的说法：“大地东西七万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并且坚持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其实这个时候的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已经远远处在了落后的位置，只是中国的统治者们并不确切知道这一点。     
  战端重起   
  战端重起(1)   
  一八五六年，英国政府以“亚罗号事件”为口实，策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接着，法国政府以“马神甫事件”为借口，也出兵入侵中国。一八五七年十二月底，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Elgin）、法国全权大臣葛罗（Gros）率军攻占广州。一八五八年五月，英法联军沿海北上，直逼天津，并扬言进犯北京。咸丰皇帝急派桂良、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前往天津谈判，六月，清政府分别与俄、美、英、法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迎来了表面上的和平，而实际上，这却是大清帝国被西方列强蚕食的开始。继《中英南京条约》之后，一八四四年，清政府又被迫与美国和法国相继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浦条约》，这些条约的签订，理论上使中国开始向世界敞开了大门，而实际情形却并非这样。在清廷看来，这些不平等条约都是在武力胁迫下签订的“城下之盟”——道光皇帝在一个上谕里说得很明白：“虽愤闷莫释，不得不勉允所请，借作一劳永逸之计。”（《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五十九卷，第三页）——自然不能作数；而在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看来，既然条约已经正式签订，就需得不折不扣地执行，否则就是违背国际法通则。两者的出发点如此不同：清廷希望对外忍让一步之后，重新关起门来做自己的天朝大梦；西方诸强则希望从中国谋得更多的利益和更大的交往尺度。因此，在条约签订后的十几年间，清政府跟西方诸国龃龉不断。 
  为了进一步扩大既得利益，英、法、美三国于一八五四年向清政府提出修改条约的要求。其核心内容，除了通商方面的要求而外，还要求清政府同意在北京派驻公使。在英国人看来，只有公使进驻北京，才能表明英国和中国具有平等地位，同时也可以更便利地同清政府直接打交道；北京方面则坚决不同意此举。这时道光皇帝已于一八五一年去世，主政的是年轻的咸丰皇帝。咸丰皇帝认为外国公使常驻北京之事断不可行（历来只有贡使才有资格到北京来朝圣）这是“天朝”不易的规矩，破坏这一规矩，他将无法向列祖列宗交代；其次，咸丰皇帝也不希望这些外夷在眼皮子底下活动，在远离北京的地方由代表跟他们交涉已经够让人头疼的了。 
  一直到一八六○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公使驻京都是中外政治矛盾的焦点问题。 
  一八五六年，英国政府以“亚罗号事件”为口实，策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接着，法国政府以“马神甫事件”为借口，也出兵入侵中国。一八五七年十二月底，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Elgin）、法国全权大臣葛罗（Gros）率军攻占广州。一八五八年五月，英法联军沿海北上，直逼天津，并扬言进犯北京。咸丰皇帝急派桂良、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前往天津谈判，六月，清政府分别与俄、美、英、法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这一回，除了开放通商口岸、赔款等条件之外，“公使驻北京，用平等礼节”作为第一条内容写进了条约。为此，咸丰皇帝非常苦恼。这时候的大清帝国，除了外患，更有“内忧”：太平天国已经在南京定都，占据了大清国半壁江山。西方诸强也正是利用了清廷急于媾和、不愿在两条线上作战这一弱点，在谈判桌上占尽了主动。 
  公使驻京问题成为谈判桌上一个分量最重的砝码。为了阻止外国公使进京，咸丰皇帝甚至出了这样一个主意：全免五口关税，以换取《天津条约》的废除。对于臣下的疑虑，咸丰皇帝大加驳斥：“此时须将全免税课一层明白宣示，使知中国待以宽大之恩。此后该夷获利无穷，无须再赴天津伸诉冤抑。所许各项，全行罢议。此为一劳永逸之计。”这个口吻跟乃父当年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时实在是太相像了。不过，即使开出了如此优厚的条件，英法等国也不肯退让半步。 
  一八五九年英、法、美等国借口换约派军舰北上，六月二十五日，英法联军强行闯入大沽口，并对大沽炮台进行炮击。清守军奋起抗击，重创英法舰队，致使英法联军狼狈退出大沽。此次大沽口之战，是中西交战史上中国方面取得的第一个胜仗。 
  大沽口之战的惨败，促使英法两国组织了更大规模的报复行动。一八六○年六月，英法再次组成联军，以进京换约为名，扩大侵华战争：英国方面以额尔金为特使，部队指挥官是贺布·格兰特（HopeGrant）；法军方面以葛罗男爵为特使，部队指挥官是蒙托邦（Montauban）。两军总人数在两万人左右，其中英国约一万一千人，法国约七千人。同年八月，英法联军避开防卫严密的大沽，由北塘登陆，进而攻陷大沽，占领了天津。 
  在英法联军凌厉的攻势面前，咸丰皇帝变得惊慌失措，他一面派员前往天津与英法联军议和，一面急令负责大沽和天津防务的僧格林沁率部退守通州，设法阻挡英法联军进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