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叹息

中日甲午战争为19世纪末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
    按中国干支纪年，战争爆发的1894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西方国家称第一次中日战争。
    甲午战争以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的爆发为开端，至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结束。
    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告终。
    中国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的结果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另一方面则使日本国力更为强大，得以跻身列强。
    名称：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朝鲜半岛称清日战争，其他国家称第一次中日战争）
    地点：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威海、黄海北部
    时间：1894年7月25日—1895年4月17日
    参战方：中国，日本
    结果：日本获胜，签订《马关条约》
    参战方兵力：清军630,000人，日军240,616人
    伤亡情况：清军31,500人阵亡，日军13,306人死伤（1,132人阵亡）
    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日渐强盛。
    当时的日本，正交叉进行两次工业革命，1888年，日本产业革命出现*，因此急需对外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
    但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国内本身就资源匮乏、市场狭小，加之国内封建残余势力的浓厚及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尖锐，因此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集团急于从对外扩张中寻求出路。
    为此，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所谓“清国征讨策略”，逐渐演化为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
    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
    第二步是吞并朝鲜。
    第三步是进军满蒙。
    第四步是灭亡中国。
    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所谓的“八纮一宇”。
    而甲午中日战争就是日本实现“大陆政策”前两个步骤的重要环节，由于其自身实力资源都不具备相应条件，所以实行以战养战的策略来达到目标的实力。
    当时的中国处于清朝晚期，正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沉沦。
    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在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方面向欧美看齐，因此清朝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景象。
    清朝于1888年正式建立了北洋水师，成为亚洲一个强大的海军力量，即使欧美列强也放缓了侵略脚步。
    但清朝并未像日本那样变革国家制度，因此所谓的“中兴”并未能使中国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
    此时清朝政治十分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国防军事外强中干，纪律松弛。
    19世纪末的东亚地区，一个是回光返照的老大帝国，一个是喷薄欲出的近代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日本必定不能避免一战。
    那时候，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日本的侵略行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
    美国希望日本成为其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助手；英国企图利用日本牵制俄国在远东的势力；
    德国和法国为了趁日本侵华之机夺取新的利益，也支持日本侵略中国。
    俄国虽然对中国东北和朝鲜怀有极大的野心，但尚未准备就绪，因此对日本采取不干涉政策。
    列强默许或纵容的态度，成为日本实施侵略计划的有利条件。
    冲突
    日本侵略中国是蓄谋已久、准备充分的。
    早在1867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在《天皇御笔信》中宣称“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蓄意向海外扩张。
    1871年，近代中日两国签订了第一个条约《中日修好条规》。
    第一款就说：“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倍敦和谊，与天壤无穷。
    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
    这是一个平等的条约！
    但日本并没有遵守这一条约，而是开始积极向中国扩张。
    1872年，日本开始侵略中国附属国琉球，准备以琉球为跳板进攻台湾。
    1874年，发生了琉球漂民被台湾高山族杀死的事件，日本利用清朝官员的糊涂。
    甲午战前中日冲突和日本大陆政策涂，以琉球是日本属邦为借口大举进攻台湾岛，这是近代史上日本第一次对中国的武装侵略。
    但当时日本和中国实力悬殊，加上水土不服，日军失利。
    在美英等国的“调停”下，日本向清朝勒索白银50万两，并迫使清廷承认日军侵台是“保民义举”（即间接承认琉球人是日本属民），才从台湾撤军。
    后来，由于清廷的软弱无能，日本于1879年完全并吞了琉球王国，改设为冲绳县。
    随后，日本又开始侵略中国的另一个属国——朝鲜。1876年日本以武力打开朝鲜国门，强迫朝鲜政府签订《江华条约》，取得了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特权。该条约第一条即宣称“朝鲜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公然把朝鲜的宗主国清朝排斥在外，充分暴露了日本独占朝鲜的野心。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中日两国同时出兵朝鲜，清军虽然在这次事件中压制住日军，但日本还是如愿在《济物浦条约》中取得了在朝鲜的派兵权和驻军权。
    1884年，日本帮助朝鲜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企图驱逐中国在朝鲜的势力。
    袁世凯率清军击败了日军，镇压了这次政变。
    但日本人还是利用了清廷的昏庸同清朝订立了《天津会议专条》，规定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两国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
    《济物浦条约》使日本取得了以保护公使馆为由出兵朝鲜的权利，《天津会议专条》则使日本取得了与中国在朝鲜共同行动的权利，这两个条约就为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埋下伏笔。
    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日冲突中，中方在硬实力上一直占有优势，但朝鲜甲申政变之后的十年时间，情况就悄然发生了变化。
    这段时间，日本一直关注着中国，日本军界要人山县有朋指出“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
    故自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军、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
    在1890年时，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7艘，总吨位27000多吨；
    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5艘，总吨位约17000多吨。
    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63000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包括6个野战师和1个近卫师。
    战前日本海军拥有军舰32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72000吨，超过了北洋海军。
    日本还出动乐善堂、玄洋社等间谍组织和人员潜入中国，加紧对中国各方面的情报搜集和渗透。
    而在此期间的中国，经过数十年的洋务运动，初见成效，开始得意轻敌。
    又在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认为西方人“并不利我土地人民”，只是想在贸易上占些便宜而已，于是就更加放松了军备意识。
    北洋海军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之下，火力弱，射速慢，航速迟缓。
    当时北洋水师有舰艇25艘，官兵4000人。
    到甲午战争前，北洋舰队的大沽口、威海卫和旅顺三大基地建成。
    但清朝军事变革基本停留在改良武器装备的低级阶段，陆海军总兵力虽多达80余万人，但编制落后，管理混乱，训练废弛，战斗力低下。
    1891年以后，北洋水师甚至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
    这是因为此时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为了准备她在1894年的六十寿诞，将这些费用来修建颐和园，供自己“颐养天年”了。
    中日两国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与明治天皇相比，对照何其鲜明。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了中国失败的命运。
    甲午开战时，清朝陆军总兵力达96万人，而日军总兵力为24万人，清军与日军的兵力之比达到4:1;
    然而，清军一线战场实际参战部队主要以淮军为主，只有十余万人(有说法是最多20万人)，实际参战兵力可能还不如日军(17万人)。
    战争爆发
    朝鲜问题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突破口，1890年，日本爆发经济危机，对开战的要求更加迫切，就在这一年，时任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第一次帝国议会的“施政演说”中抛出了所谓“主权线”和“利益线”的理论，将日本本土作为主权线，中国和朝鲜半岛视为日本的“利益线”，声称日本“人口不足”，必须武力“保卫”利益线，加紧扩军备战。
    战争的导火索终于来了，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军节节败退，被迫向清朝乞援。
    日本认为发动战争的时机已至，向清廷表示“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我政府必无他意”，诱使清朝出兵朝鲜。
    清朝没有识破这是日本的阴谋，于是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精锐2000人于6月6日后数日分两批在朝鲜牙山登陆，在此安营扎寨，准备镇压起义，同时根据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通知日本。
    6月10日，朝鲜政府和起义军达成了全州和议，清军未经战斗起义就平息下去。
    6月25日，原定计划的第三批清军在牙山登陆，驻朝清军总数达到2465人。
    甲午战争时的日本大本营在朝鲜向清朝乞援的同时，日本通过其驻朝公使馆探知清廷将要出兵朝鲜的消息后，欣喜若狂。
    当时的伊藤博文内阁正面临议会的不信任案弹劾，得到此消息后，便如同抓住救命稻草，全力着手挑起战争。
    1894年6月2日，伊藤内阁决议出兵朝鲜。
    6月5日，日本立即设立有参谋总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军令部长等参加的“大本营”，作为指挥侵略战争的最高领导机关。6月9日，日本派先遣队400多人，在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的率领下，以《济物浦条约》规定之日本有权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进入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同时又根据《中日天津条约》知照中方，其后又在6月12日派兵800人进驻汉城。在日军先遣队出发前，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训令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得施行认为适当之临机处分”，授权大鸟挑起衅端，找寻借口发动侵略战争。
    交涉破裂
    全州和议达成以后，朝鲜政府要求中日两国撤兵，于是大鸟圭介开始和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进行撤兵谈判。
    大鸟虽然口头上答应袁世凯撤兵，甚至就要达成书面协议，但是日本发动战争的决心已定，不可能同意撤兵。
    所以日本政府一方面电令大鸟拒绝达成共同撤兵协议，另一方面则在6月15日抛出了“中日两国共同协助朝鲜改革内政”的方案，从而使共同撤兵协议一笔勾销。
    此后，日本开始不断增兵，6月16日大岛义昌少将率领混成旅团第一批部队在仁川登陆，到6月28日混成旅团第二批部队登陆，侵朝日军达到8000余人，比起驻朝清军已占绝对优势；而清廷决策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则一直希望中日共同撤兵，既未向朝鲜增援军队，又没有按袁世凯、聂士成等人的建议由清军先撤兵，举棋不定，最终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
    日本之所以提出“共同改革朝鲜案”，其目的是一面使自己的军队以“协助朝鲜改革内政”为名赖在朝鲜不走，一面又拖住了驻朝清军，完全是为发动战争而采取的挑衅手段。
    清政府拒绝了“共同改革朝鲜案”，并强调日本必须撤兵，于是日本在6月22日向清政府发出了“第一次绝交书”。
    此后，李鸿章一味寄希望于美、英、俄等欧美列强调停，让日本撤兵。
    由于前述的各国利害关系，美、英、俄只是对日本表示“谴责”而已，并未采取强硬措施，加之日本灵活的外交策略，列强最后都采取了观望态度，于是调停均告失败。
    7月14日，日本向清政府发出了“第二次绝交书”，拒不撤兵，并反诬中国“有意滋事”，扬言“将来如果发生意外事件，日本政府不负其责”。
    至此中日谈判破裂！
    日本向清廷发出“第一次绝交书”以后，便着手开始单独改革朝鲜内政的策略。
    与朝鲜交涉期间，大鸟圭介一方面逼问朝鲜否认自己是中国属国，另一方面提出五项二十七条改革方案，强迫朝鲜限期接受。
    但是朝鲜政府当时是亲华的，据当时日本驻朝公使馆一等书记官杉村濬所说：“当时的情况是，趁朝鲜变乱之机出兵的清国，暗中有所图谋，本应予以反对，但朝鲜政府不仅无丝毫憎恶之感，反而予以同情”。
    因此朝鲜十分反感于日本的蛮横，敷衍日本的要求，并一再督促日本撤军。到7月17日，日朝谈判也宣告破裂。
    战争爆发
    1894年7月期间，日本发动战争的阴谋愈发明显，中国国内舆论和清军驻朝将领纷纷请求清廷增兵备战。
    朝廷里也形成了以光绪帝载湉、户部尚书翁同龢（光绪帝老师）为首的主战派。
    然而慈禧太后并不愿意其六十大寿为战争干扰，李鸿章为了保存自己嫡系的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实力，也企图和解。
    这些人形成了清廷中的主和派。
    到7月中旬中日谈判破裂以后，一直按兵不动的李鸿章才应光绪帝的要求，开始派兵增援朝鲜。
    而随着中日、日朝谈判相继破裂，列强调停均告失败，日本终于可以放手大干，1894年7月17日，日本大本营作出开战决定；7月20日，日本编成了以伊东祐亨为司令的联合舰队，随时准备寻衅；
    同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其”废华约、逐华兵”，要求48小时内答复，朝鲜继续敷衍日本，于是日本决定出兵控制朝鲜政府，以找到与驻朝清军开战的“委托”。
    1894年7月23日凌晨，侵朝日军突袭汉城王宫，击溃朝鲜守军，挟持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解散朝鲜亲华政府，扶植国王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上台摄政。
    日本舰队击沉了高升号运兵船！
    日本嗾使朝鲜亲日政府断绝与清朝的关系，并“委托”日军驱逐驻朝清军。
    控制了朝鲜政府后，1894年7月25日（农历甲午年六月二十三日），日本不宣而战，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了增援朝鲜的清军运兵船“济远”、“广乙”，丰岛海战爆发，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的“浪速”舰悍然击沉了清军借来运兵的英国商轮“高升”号，制造了高升号事件。
    至此，日本终于引爆了甲午中日战争。
    1894年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双方正式宣战。
    清朝在其宣战诏书中指出朝鲜历来是清朝的附属国，清朝是应朝鲜政府的要求出兵的，相反日本“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理昭然”，令清朝忍无可忍，因此“着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
    日本明治天皇睦仁在宣战诏书中则针锋相对，声称“朝鲜乃帝国首先启发使就与列国为伍之独立国”，声称其开战原因是“帝国于是劝朝鲜以厘革其秕政……朝鲜虽已允诺，清国始终暗中百计妨碍……更派大兵于韩土，要击我舰于韩海，狂妄已极。”
    表示其目的是“使朝鲜永免祸乱”、“维持东洋全局之平和”、“宣扬帝国之荣光于中外”，日本的这些无理借口和诡辩之辞都充分体现了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质。
    过程
    这时在清廷内部，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占上风。时年慈禧太后六十岁，她盼望从速结束战争，以免耽误她大办庆典，因此倾向和议，但迫于清议，一时尚不敢公然主和。
    中日甲午战争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
    1894年7月25日至9月17日
    在此阶段中，战争是在中国境外的朝鲜半岛及黄海北部进行，陆战主要是平壤战役，海战主要是黄海海战。
    1894年7月下旬，中日两军在朝鲜境内开战。
    清军在丰岛海面被日军偷袭之后，很快也被在陆上的成欢驿的日军偷袭（详见成欢之战），由于朝鲜政府已被日本控制，叶志超、聂士成等部驻牙山的清军被迫绕道汉城，北撤到朝鲜北部重镇、平安道首府——平壤。毅军以分统马玉昆率五营一队（约2100人），与淮军盛字军以及奉天的奉字练军、盛字练军一起，构成了四大军29营，于8月先期入朝，在平壤与从牙山退回的叶志超、聂士成部汇合，朝廷命叶志超为驻平壤各军总统。
    平壤之战是双方陆军首次大规模作战。
    当时驻守平壤的清军共三十五营，一万五千人；
    进攻平壤的日军有一万六千多人，双方兵力旗鼓相当。
    平壤城的地势也非常险要，易守难攻。
    而且清军还得到朝鲜人民的支持。
    当时虽然朝鲜政府被强行拉到日本阵营，但朝鲜的平安道观察使闵丙奭积极协助清军作战，甚至连日本推上台的傀儡大院君李昰应都暗中给清军传递情报。
    可惜清军并未充分利用这些优势，由于其主帅叶志超指挥失误和临阵脱逃，导致清军失败，以至于影响了整个战局。
    日军分四路围攻平壤，兵力分散，由于李鸿章“先定守局，再图进取”的作战方针以及清将叶志超的胆小昏聩，左宝贵等人攻打日军的行动不断遭到叶志超的阻挠，日军遂顺利完成了对平壤的包围。
    1894年9月15日，战斗在三个战场同时展开：其一为大同江南岸（船桥里）战场。
    其二为玄武门外战场。
    其三为城西南战场。
    在大同江南岸战场，晨三时，日军第九混成旅团在大岛义昌少将的指挥下，首先向大同江南岸清军发起进攻。
    清军分兵抗拒，重创日军第9旅团。
    日军中、右两队司令官武田秀山中佐和西岛助义中佐拼命督战，攻陷了左右两翼的堡垒。
    但随即遭到清军的步炮协同夹击，再遭重创，这一仗日军遭受了重大伤亡，据《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战史》公布的数字，
    “将校以下死者约一百四十名，伤者约二百九十名”。
    中队长级大尉军官被击毙四名，少尉军官被击毙二名。
    第9混成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第21联队长西岛助义中佐、炮兵第5联队第3大队长永田龟少佐均被击伤。
    玄武门为日军的主攻方向，因此集中了优势兵力，由立见尚文少将的第十旅团（又称朔宁支队）和佐藤正大佐的第十八联队（又称元山支队）担任主攻。
    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登玄武门指挥，激战中，左宝贵中炮牺牲，其部下三位营官也先后阵亡，午后二时玄武门遂被日军攻陷。
    日军向城内推进，遭到清军的奋力抵抗，只得退守玄武门。
    在城西南战场，野津道贯亲率日本第五师团本队，于晨七时从平壤西南用炮火掩护步兵冲锋，清军马队进行反击。
    至中午，野津道贯见难以得手，下令暂停攻击，退回驻地。
    此时，军总统（总指挥）叶志超贪生怕死，在战局胶着的情况下，竟于午后四时树白旗停止抵抗，并下令全军撤退，日本便在清兵的退路上设下埋伏。
    当天雨夜，撤退的清军中伏，阵脚大乱，死亡2000人，被俘500余人。
    平壤之战以清军大败告终。
    以后6天中，清军狂奔五百里，一路逃至鸭绿江边，于21日渡鸭绿江回国。
    日军一路高歌猛进，占领朝鲜全境。
    黄海海战
    黄海海战发生于1894年9月17日，即平壤陷落的第三天。
    日本联合舰队终于在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的黄海海面挑起—场激烈的海战，这是甲午战争中继丰岛海战后第二次海战。
    也是中日双方海军一次主力决战。
    这场战役发生于鸭绿江口大东沟（今辽宁省东港市）附近海面。
    9月15日上午，北洋水师护送4000余名入朝援军到朝鲜。
    返航后在大东沟遭遇日军阻截，战斗由此爆发。
    日本海军在大同江外海面投入战斗军舰则有12艘，包括其全都精华，几乎可以说是倾巢出动。
    中午开战后，北洋舰队重创日本比叡、赤城、西京丸号诸舰，但北洋舰队中扬威、超勇二舰亦受重创。
    黄海海战过程：
    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号
    1894年9月15日上午，北洋舰队的主力，计军舰10艘，附属舰8艘，在丁汝昌率领下到达大连湾。
    凌晨1时，铭军的十个营共四千人分乘五艘运兵船，向鸭绿江口的大东沟进发。
    中午，舰队抵达大东沟（今辽宁省东港市），到次日早晨，军队全都登陆。
    9月17日上午8时，运兵船卸载完毕。
    9时，北洋水师定远号旗舰上挂出龙旗开始返航。
    10时23分，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率先发现了北洋水师。便挂出“东北方向发现三艘以上敌舰”的信号旗。
    10时30分，北洋水师镇远舰桅楼上的哨兵看到西南方向海面上有几簇黑烟，发现日本舰队。丁汝昌随即命令各舰升火、实弹，准备战斗。
    12时05分，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在先，本队在后，呈单纵阵，接近北洋水师。
    12时20分，北洋水师在行进中由双纵阵改为横阵，旗舰定远位于中央，其余各舰在其左、右依次展开，舰队呈楔形梯队。
    同时丁汝昌还发出命令：“各小队须协同行动，始终以舰首向敌；诸舰务于可能之范围内，随同旗舰运动之。”
    12时50分，双方舰队相距5300米，北洋水师旗舰定远舰首先开炮。
    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在距北洋水师5000米处即向左转弯，航向北洋水师右翼。
    联合舰队航向北洋水师右翼，冒险将舰队暴露于北洋水师阵前。
    十秒钟后，镇远舰也发出炮弹，紧接着，北洋舰队各舰一齐发炮轰击。
    三分钟后，日本旗舰松岛舰也开始发炮还击。
    12时53分，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开始发炮还击。
    定远主桅中弹，信号索具被炮火所毁（一说因战船老朽发炮时震塌飞桥），在飞桥上督战的丁汝昌身负重伤。
    刹时间，双方各舰百炮一齐怒放，硝烟弥漫，海水沸腾。
    开战之初，双方的力量对比如下：
    北洋水师：
    火炮/门：195
    鱼雷发射管/架：556
    总排水量/吨：32100
    总兵力/人：2126
    平均航速/节：10.2
    日本联合舰队：
    火炮／门：268
    鱼雷发射管／架：568
    总排水量／吨：40840
    总兵力：3916
    平均航速／节：14.5
    其中，日本第一游击队平均航速达19.4节。
    另据英国海军年鉴统计，当时速射炮的发射速度是原后装炮的六倍，由此计算，日本舰队的火力实际上相当于北洋舰队的三倍。
    依航行次序，日舰配备情况如下：
    第一游击队：
    舰名：“吉野”
    舰长：河源要一
    满载排水量／吨：4216
    航速／节：22.5
    主炮／门：150mm速射炮x4
    舰名：“高千穗”
    舰长：野村贞
    满载排水量／吨：3709
    航速／节：18
    主炮／门：260mmx2
    舰名：“秋津洲”
    舰长：上村彦之丞
    满载排水量／吨：3150
    航速／节：19
    主炮／门：150mm速射炮x4
    本队第一群阵：
    舰名：“松岛”旗舰
    舰长：尾本知道
    满载排水量／吨：4278
    航速／节：16
    主炮／门：320mmx1
    舰名：“千代田”
    舰长：内田正敏
    满载排水量／吨：2439
    航速／节：19
    主炮／门：120mm速射炮x1
    舰名：“严岛”
    舰长：横尾道昱
    满载排水量／吨：4278
    航速／节：16
    主炮／门：320mmx1
    本队第二群阵：
    舰名：“桥立”
    舰长：日高壮之丞
    满载排水量／吨：4278
    航速／节：16
    主炮／门：320mmx1
    舰名：“比睿”
    舰长：樱井规矩之左右
    满载排水量／吨：2284
    航速／节：13.2
    主炮／门：170mmx2
    舰名：“扶桑”
    舰长：新井有贡
    满载排水量／吨：3777
    航速／节：13
    主炮／门：280mmx2
    本队左侧：
    舰名：“西京丸”
    舰长：鹿野勇之进
    满载排水量／吨：4100
    航速／节：15
    主炮／门：120mm×1
    舰名：“赤城”
    舰长：坂元八太郎
    满载排水量／吨：622
    航速／节：10.25
    主炮／门：120mm×1
    北洋舰队的12艘军舰配备情况如下：
    舰名：“定远”旗舰
    管带：刘步蟾
    满载排水量／吨：7335
    航速／节：14.5
    主炮／门：305mmx4
    舰名：“镇远”
    管带：林泰曾
    满载排水量／吨：7335
    航速／节：14.5
    主炮／门：305mmx4
    舰名：“经远”
    管带：林永升
    满载排水量／吨：2900
    航速／节：15.5
    主炮／门：210mmx2
    另外六艘舰艇为炮舰镇南、镇中和鱼雷艇福龙号、左一、右二、右三。
    战斗开始不久，北洋舰队旗舰“定远”舰由于下水12年，7年未修，主炮炮塔起火，丁汝昌烧伤。
    信旗被毁（一说为被日军舰炮击中）。丁汝昌拒绝随从把自己抬入内舱，坚持坐在甲板上督战。
    可是他也只能鼓一舰士气。
    日第一游击队4舰利用航速优势绕攻北洋舰队右翼“超勇”、“扬威”，二舰相继被击中起火，退出战斗。
    日舰“吉野”也被北洋舰队击中起火，但很快被扑灭。
    13时30分左右，“超勇”沉没，管带黄建勋落水，“左一”鱼雷艇驶近相救，抛长绳援之，黄建勋不就，从容死难，舰上官兵也大部壮烈牺牲。
    当日本第一游击队绕攻北洋舰队右翼时，本队也与北洋舰队主力交相攻击。
    日本军舰“比睿”、“赤城”、“扶桑”、“西京丸”遭到北洋舰队截击。
    “定远”、“来远”、“经远”重创日舰“比睿”、“赤城”。“赤城”舰长坂元八太郎阵亡。
    “西京丸”也受重创。
    14时15分左右，日本舰队绕至北洋舰队背后，与第一游击队形成夹击之势。
    北洋舰队腹背受敌，队形更加混乱。
    在混战中，北洋舰队一直冲杀在前的“致远”舰受到“吉野”、“高千穗”等的集中轰击，多处受伤，船身倾斜。
    伊东祐亨令第一游击队救援“赤城”、“比睿”。
    “吉野号”冲在最前面，正遇上全身着火的“致远”舰。
    邓世昌见吉野恃其船捷炮利，横行无忌，愤而说道：“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
    决意与之冲撞，同归于尽。
    邓世昌毅然全速撞向日本主力舰“吉野”号右舷，日本官兵见状大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致远舰右侧鱼雷发射管被击中，引起大爆炸，3时30分，以右舷倾斜，在东经123度34分，北纬39度32分的黄海海面上沉没。
    全舰官兵除七名遇救外，其余自邓世昌以下全部壮烈殉国。
    （此说法目前最接近事实，致远舰冲向吉野号，有可能就是为了使用鱼雷攻击。也有另外的说法是致远舰是被日舰火炮击沉，战前北洋水师已经把鱼雷抛入海中。）
    书写到这里，梵雨有感而发，特意做了几首诗来缅怀邓世昌管带！
    《无题一》
    梵雨
    甲午海战风云生，
    大清颓废日得胜。
    邓氏祠堂今犹在，
    肯于君王在出征。
    《无题二》
    梵雨
    甲午海战英雄出，四十九年中华定。
    六十余年勤勉业，遥望东方辽宁出。
    日寇不忘当面耻，欲将战火重燃起。
    兵出东海整装齐，誓将东京夷南京。
    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又称维新变法，是指1898年6月至9月21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要领导人物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但戊戌变法因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所以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至中南海瀛台，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共6人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百日维新是戊戌变法的一部分。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中文名：戊戌变法
    外文名：HundredDaysReform
    起始时间：1898年6月11日
    结束时间：1898年9月21日
    目的：学习西方，改革制度，发展工商业
    主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
    别名：维新变法
    创办报纸：《时务报》、《国闻报》
    结果：失败
    性质：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
    影响：有利于资本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发展
    序幕：公车上书
    正式开始：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
    背景：《马关条约》的签订
    分享
    变法背景
    国际局势
    经济
    19世纪下半叶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阶段。这个时期，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促使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开始向垄断阶段过渡。美、德、英、法等早已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位居世界前列，而原本相对落后的俄国、日本，在发展了资本主义之后，也迅速强大起来。在这种局势下，变革旧的制度和旧的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世界潮流。
    政治
    19世纪后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议会改革等，使更多的民众获得了选举权和参政权，政治民主化进一步扩大。英、美等国实现了文官制度改革，整顿了吏治，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从而保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行。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长期的发展中日趋完善。这些国家都为中国人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示范。
    国内局势
    社会背景
    民族危机的加深。19世纪末，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法，美，德、意、日、俄和葡萄牙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因此加紧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侵略，西方列强趁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偌大的中国被分割成了一块块列强的“势力范围”，整个国家已呈豆剖瓜分之势。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危机；《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再次遭受割地、赔款，以及大量主权进—步丧失的厄运。甲午战争的惨败更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迫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
    经济基础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初步发展的原因有三：一是帝国主义的入侵所带来的刺激。《马关条约》中允许列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列强纷纷加紧资本输出，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进一步破坏。这在客观上促使中国城乡的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二是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打着“自强”、“求富”的口号，兴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引导和刺激作用；三是因为一些觉醒的国人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抵制洋商洋厂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他们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利用有利时机大力发展民族工业。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为资产阶级开展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经济基础。
    阶级基础
    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他们开始谋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符的政治权利。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为戊戌变法奠定了阶级基础。
    思想基础
    近代以来新思想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封建统治的危机也一步步加深，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思考要通过何种道路来挽救中国的问题。林则徐、魏源等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成为学习西方的先声。但是他们的思想由于受到种种限制，并没有付诸实践。洋务派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付诸行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主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希望以此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是甲午战争的惨败却表明靠洋务运动并不能救中国。
    早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萌芽
    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中的很多人亲身参加了洋务运动的实践。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后，他们认为洋务运动仅将“制器”作为学习的重点是不够的，中国真正要学习的是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早期维新派主要针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改革方案，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他们只进行一些理论上的宣传，很少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有很大的局限性。尽管如此，他们掀起的维新思潮仍然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对康、梁维新思想的产生起到了思想先导的作用。
    维新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康有为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来宣传变法。他之所以要借用孔子的名义来宣传西方的政治制度，康有为的思想在当时极具震撼力，为维新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体现了他对封建顽固势力的妥协。
    梁启超将维新思想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在当时的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中产生了较大反响，大大增强了维新变法的声势。
    严复认为要挽救中国，必须维新，要维新，必须大侣“西学”。他通过发表文章和翻译西方著作，无情抨击了封建顽固思想，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维新主张。严复虽然没有参加维新运动的实践，但是他对西学的介绍和宣传却对近代早期知识分子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也为酝酿中的戊戌变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维新派与顽固派的论战
    三个“要不要”的论战，即要不要实行维新变法，要不要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要不要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一种新思想的产生，必然会遭到保守思想的反对，维新派和顽固派的论战不可避免。这是一场维新与守旧、变法与反变法的争论，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维新派利用这次机会使自己的思想广泛传播开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更多的人倒向了维新阵营。
    主要人物
    康有为
    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学习儒家思想，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
    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次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
    梁启超
    梁启超出生于小地主家庭，其父以塾师为生。梁启超自幼在家接受启蒙教育。11岁至广州应学院试，中秀才。后在“学海堂”就读，于经史子集无不涉猎，17岁中举人。18岁购得《瀛环志略》，从此开始接触西学。不久，以弟子礼拜见康有为，并于1891年受业于万木草堂，其“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1895年，中日甲午战败，遂随其师康有为并各省1300名举人联名上书，此即著名的清末“公车上书”。从此开始了他鼓吹变法，高倡改革的政治活动。
    过
    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的组织发动下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上书因顽固派的阻挠没有送到光绪帝的手中，史称“公车上书”。
    经济基础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初步发展的原因有三：一是帝国主义的入侵所带来的刺激。《马关条约》中允许列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列强纷纷加紧资本输出，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进一步破坏。这在客观上促使中国城乡的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二是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打着“自强”、“求富”的口号，兴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引导和刺激作用；三是因为一些觉醒的国人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抵制洋商洋厂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他们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利用有利时机大力发展民族工业。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为资产阶级开展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经济基础。
    阶级基础
    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他们开始谋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符的政治权利。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为戊戌变法奠定了阶级基础。
    思想基础
    近代以来新思想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封建统治的危机也一步步加深，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思考要通过何种道路来挽救中国的问题。林则徐、魏源等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成为学习西方的先声。但是他们的思想由于受到种种限制，并没有付诸实践。洋务派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付诸行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主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希望以此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是甲午战争的惨败却表明靠洋务运动并不能救中国。
    早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萌芽
    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中的很多人亲身参加了洋务运动的实践。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后，他们认为洋务运动仅将“制器”作为学习的重点是不够的，中国真正要学习的是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早期维新派主要针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改革方案，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他们只进行一些理论上的宣传，很少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有很大的局限性。尽管如此，他们掀起的维新思潮仍然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对康、梁维新思想的产生起到了思想先导的作用。
    维新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康有为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来宣传变法。他之所以要借用孔子的名义来宣传西方的政治制度，康有为的思想在当时极具震撼力，为维新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体现了他对封建顽固势力的妥协。
    梁启超将维新思想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在当时的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中产生了较大反响，大大增强了维新变法的声势。
    严复认为要挽救中国，必须维新，要维新，必须大侣“西学”。他通过发表文章和翻译西方著作，无情抨击了封建顽固思想，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维新主张。严复虽然没有参加维新运动的实践，但是他对西学的介绍和宣传却对近代早期知识分子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也为酝酿中的戊戌变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维新派与顽固派的论战
    三个“要不要”的论战，即要不要实行维新变法，要不要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要不要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一种新思想的产生，必然会遭到保守思想的反对，维新派和顽固派的论战不可避免。这是一场维新与守旧、变法与反变法的争论，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维新派利用这次机会使自己的思想广泛传播开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更多的人倒向了维新阵营。
    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学习儒家思想，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
    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次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
    梁启超出生于小地主家庭，其父以塾师为生。梁启超自幼在家接受启蒙教育。11岁至广州应学院试，中秀才。后在“学海堂”就读，于经史子集无不涉猎，17岁中举人。18岁购得《瀛环志略》，从此开始接触西学。不久，以弟子礼拜见康有为，并于1891年受业于万木草堂，其“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1895年，中日甲午战败，遂随其师康有为并各省1300名举人联名上书，此即著名的清末“公车上书”。从此开始了他鼓吹变法，高倡改革的政治活动。
    1896年，任上海《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为传播变法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当时知名的风云人物。
    1897年11月，赴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教学中积极宣传变法思想，培养出蔡松坡等高材生。
    1898年，入京协助康有为等促成“百日维新”。其间，梁启超活跃非凡，为变法事业鞠躬尽瘁，显示了卓越的宣传和组织才能。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等地，耳闻目睹西方之学，思想又有新变。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继续鼓吹变法维新。
    从1901年至1903年短短的三年间，撰写了近百篇文章，广泛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其人物涉及霍布士、斯宾诺莎、卢梭、培根、笛卡儿、达尔文、盂德斯鸠、康德等、其领域遍及历史地理、教育、政治，名人等各个方面，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被誉为“舆论界骄子”。
    1905年以后，国内革命形势继续发展，但梁启超对清廷心存幻想，思想逐渐落后于时代，成为保皇立宪的积极鼓吹者和参与者。
    袁世凯在1896年4月受到监察御史胡景桂的弹劾，指他在小站练兵时犯下“嗜杀擅权”、“克扣军饷”，“诛戮无辜”等多条罪状，荣禄当时视察新军，为新军军容所动，力保袁世凯，袁世凯才得以留任，1896年9月20日袁世凯抵达天津，1896年9月21日晚袁世凯听到杨崇伊从北京带来的政变消息，以为密谋已经泄露，为避免自己被牵扯上叛逆罪，于是将情况告知荣禄，结果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帝失去朝廷政权并遭软禁。
    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的组织发动下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上书因顽固派的阻挠没有送到光绪帝的手中，史称“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失败后，维新派积极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著书立说，介绍外国变法经验教训，在各地创办了许多报刊、学会、学堂，为变法制造舆论，培养人才。维新变法运动逐渐在全国兴起。
    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纪闻》，鼓吹变法；组织强学会。
    1896年8月，为了宣传变法而制造舆论中心，《时务报》在上海创刊。
    1897年冬，严复在天津主编《国闻报》，成为与《时务报》齐名的在北方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
    1898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南学会，创办了《湘报》。在康、梁等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
    1897年冬，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引发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在严重民族危机的激发下，维新变法运动迅速高涨。康有为上书光绪帝，指出形势迫在眉睫，如果再不变法，不但国亡民危，就是皇帝想做老百姓都要做不成了。后来，光绪帝接见康有为，表示不做“亡国之君”，让康有为全面筹划变法。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
    1898年4月，康有为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变法正式开始。变法期间，光绪帝先后发布上百道变法诏令，除旧布新。
    一九零九年，赢台，传来了一声叹息，“哎！大清国气数将尽啊！”
    一九一二年，深深的紫禁城中传出了一声叹息“哎！也罢，命张謇拟诏书吧！”
    紫禁城太和殿门口，一个太监正在宣读圣旨，跪在圣旨下的是袁世凯！那太监边读边流泪。
    奉旨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
    前因民军起事，各省相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於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於前，北方各将亦主张於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同日，颁布《关*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优待皇室条件》。《清宣统政纪》记载其主要内容是：
    甲、关*皇帝宣布赞成共和国体，中华民国*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如左：
    一、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二、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三、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四、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五、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