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女皇之路

略过封建史家基于“牝鸡司晨”对她的种种辱骂不谈，现代史家对她的评价也很不一致。持肯定意见的80年代前有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汪篯、韩国磐等，80年代后有赵文润、王双怀、胡如雷等。汪篯认为“一、她帮助了普通地主的兴起，进一步打击了大地主、豪强地主；二、基本上消灭了关中地区的军事贵族的部曲、佃客制，为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凭这两点，就可以充分肯定武则天”。
胡如雷也认为武则天是个应该基本肯定的历史人物，因为她在执政的半个世纪中社会经济确实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肯定中也应当掌握分寸，不能评价过高。因为，武氏的消极政策和措施（主要指酷吏、贪官、奢侈浪费）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进步起了拖后腿的作用。[1]
而持否定意见的人也绝对不少，80年代前有吕思勉、岑仲勉、熊德基等，80年代后有黄永年、雷家骥等。黄永年发表的《武则天真相》一文，对她 “得到高宗信任”、“得到人民拥护”、“知人善任”、“对唐代文化的高涨大有贡献”等说法，一一驳斥，全盘否定，最后干脆来了一句：不要因为她是女的就特殊照顾。
那么该如何评价武则天呢？她究竟是郭沫若笔下的“政启开元、治宏贞观”的杰出女政治家，还是岑仲勉口中“实无丝毫政绩可记”、只是捡了个馅饼吃侥幸没饿死的篡位者？每个人的着眼点不同，看重之处也不同，实在是个很难说清的问题。但既然写了这篇文，说不得也只能加入到这场口水战中。^_^
要评价一个帝王，私德不影响其政绩，故此武氏杀子杀媳及养面首之类此处略而不论，主要论述其内政和外交。其掌控天下的时间可从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废太子贤为庶人开始算起，至神龙元年(公元705年)中宗复国为止，大约25年左右，其中独立掌政21年（自弘道元年12月高宗病逝算起）。
在政治方面，武氏掌权后中央集权程度大大加强，主要表现在削弱相权和加强监察力度两方面。由武皇开始，太宗开创的以门下省为中心的政事堂制度改为了以中书省为主。按唐制，中书省出旨，门下省负责封驳，并有权驳回帝王所下的圣旨，因此门下省的地位下降，也就意味着相权对于皇权的牵制能力减弱。也是从这个时代开始，尚书省的左右仆射未加同中书门下三品的称呼，不得进入政事堂，不再成为真宰相。武皇更大力提拔资历较浅的小官上位做宰相，首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称谓，以进一步削弱相权，加强皇权。这是唐代宰相制度的一大变革。
加强监察力度方面，她完善了十道巡查制度，每年定期派遣特使巡视地方各州县，所到之处震慑官吏，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力度。酷吏和铜匦也是为监察百官而设。酷吏是武周开国的大功臣，但对社会来说自然是一大弊政。而铜匦除了告密之外，还兼具自荐、直言等功能，这些在武周后期已经得到发挥，因此人亡并未政息，匦检制度一直有延续下去，最为出名的受益人大概就是杜甫了。
对于武氏加强皇权的种种举措，很难以进步与退步来一言判定，只能说这些措施对于她巩固帝位有很大帮助，而皇权的稳固客观来说有助于社会的稳定。武周时代的政局当然比太宗高宗时代动荡，但考虑到女主代唐江山易位的冲击，又觉得区区一个扬州之乱，实在不算什么了。武氏对于全国的掌控力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得出来。比如穷乡僻壤间也在推行应用她所造的新字，再比如大谷文书•集成载武则天长安三年(公元七O三年)三月括逃使碟并敦煌县碟，记载了敦煌县收到括逃使碟所作的处理，一日办完，没有差错，可见偏远地区官吏的办事效率。而她对于相权的削弱，也必须看到这是在封建皇权一路走强的大趋势下，故此扣上一个破坏三省六部制的帽子未免太过。玄宗时代倒是权相秉政，地方失于监控，但也由此引发了极具破坏性的安史之乱。
用人方面，史界对于武则天的评价已渐趋一致，即尽管她有种种失误，任用了如来俊臣之类的酷吏、杨再思等的谄媚之辈，杀了黑齿常之等不少能臣名将，但总的说来，她很善于利用各式各样的人才为自己服务。酷吏作打手，小人拍马屁平衡心态，执掌中枢的主要还是李昭德、狄仁杰、魏元忠、姚崇等才学之士，虽然她常常定期更换清理^_^ 从她三番四次任用武家人为相，但过不了几天就罢相来看，在亲与贤之间，她还是能把握好分寸的。她在位期间，大力提倡科举制，破格用人，科举出身的宰相上升到27人，几乎占到宰相人数的一半，打破了高祖太宗时期宰相基本由高门士族把持的局面，是贵族制向官僚制过渡的重要阶段。通过自荐和试官，大量出身庶族的地租和新兴商人也加入到官僚行列，扩大了统治基础。这也是武周政权能维持多年不坠的原因之一，而造成的严重后遗症则是滥官，宰相最多时达到了十几个，政事堂都坐不下了。
武氏对于科举制的影响是怎么评价也不为过的。开殿试、开武举，首创糊名、誊录，独重进士科，以词赋文采作为录取标准等举措，无一不为后世借鉴沿用。唐代科举入仕者自武氏立后以后成倍增加，拜相人数自她登基以后大幅度上涨，因此无法否定武则天时期的政治是以科举出身者为中心。不过她在大兴科举的同时，轻儒学，废学校，也造成了一定负面后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她对奴婢部曲制度的打击。唐代奴婢和部曲属于贱民，按《唐律》的规定地位等同于牛马，贵族王公占有大量家僮奴仆。武氏以法令形式限制了奴婢的数量，同时规定不许人以杀害奴婢部曲，奴婢死亡也要禀告官府，地位有所提高。汪篯先生认为武氏统治期间基本上消灭了关中地区的军事贵族的部曲、佃客制，不仅是对门阀制度的冲击，也解放了大量劳动力，是有助于社会进步的。
经济和文化方面个人认为是武氏得分最多之处。武氏对于农业的重视，即使封建史家也不得不认可。做皇后期间她便多次主持劝课农桑的亲蚕仪式，上书建言十二事里也着重提到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并以她的名义编写删定了一本名为《兆人本业记》的农书，颁发全国各地，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本由最高统治者御撰的农书。登基为帝后她重视兴修水利，修建的大型水渠达20多项，在唐代诸帝中仅次于统治天下45年的唐玄宗，南至江苏、广西，北至青海、内蒙古，有的能灌溉田地9万亩之多。尤其以洛阳为中心的关东地区，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商业手工业等均进步显著。全国人口自永徽三年的385万户，增长至神龙元年的615万户，这是太平盛世的人口增长率，反映出高宗武皇的统治时期基本社会稳定，没有大的天灾人祸。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表明武周时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跌。有学者认为武周的经济发展是初唐的马鞍型低谷，因其发展速度不及贞观，经济规模不及开元，但这本身就表明武周时代的经济有继续向前发展，以此来表明武则天的统治不力，是不恰当的。
武氏经济方面的失分一在于逃户，二在于恶钱。史书上有“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的说法，虽不免夸大，但武周时存在严重的逃户问题应是事实。只是不能单纯地认为是政府放任土地兼并等苛政引起的，也有可耕地减少等自然迁徙的因素，武氏对逃户采取了宽容态度，允许他们在新乡落地生根，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逃户带来的压力。然而无可否认，户籍的疏于管理对于均田制、府兵制的衰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至于禁断恶钱不力，倒是武周弊政之一，到了玄宗时代，还令宋璟头疼不已，直接导致了他罢相[2]。
此外，武周晚年生活渐趋奢靡，广建宫室，修明堂，立天枢，铸九鼎，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据说府库为之耗竭。考虑到老太太毕生心血注定一朝而亡，想在临死前过把瘾，这心态也颇可理解，毕竟天下哪有那么多大公无私的帝王。不过不管怎么花钱，武氏始终注意不超越最后的底线，她会去敲诈胡商，向僧尼收税，甚至要求京官减两月俸禄来筹钱，但决不去动用为赈灾而设的义仓，不去卖官鬻爵，比她儿子还是强多了。
文化建设则是武氏的强项。《全唐诗》将有唐三百年风骚归功于太宗名下，但文艺之盛实始于武周时代。贞观仍处于南北文风交融的时期，君臣致力于淳风俗教化，将文学视为点缀升平的余事，虽然喜爱，却并未全情投入。而武氏对于文学的醉心自非贞观君臣所及，由她开始科举取士的标准明文变成了词藻文采，带动文风大畅，名家辈出。先后出现了初唐四杰，文章四友，号称“燕许大手笔”的张说，首位史学理论批评家刘知几等等，沈宋奠定律诗雏形，陈子昂高举建安风骨，上官婉儿引领宫廷诗人，可谓星光熠熠，开盛唐时代文坛繁盛之先声。这期间的书法、音乐、舞蹈、体育等，也极一时之盛。这可从唐人的诗文笔记中看出，当时的社会开放而宽容，男女都很喜欢户外运动、歌舞、及宴饮。
宗教方面，佛教大盛。直接受到武皇扶持的有华严宗、禅宗和律宗，隋唐八宗里就占了三个宗派，其间出现的译经大师有实叉难陀、义净等。道教的地位虽比李唐时有所下降，但她并未着力打压，反而肯定“老子化胡”为事实，道士马元贞等也颇受她的重用，和道士郭行真、明崇俨的关系更是为人熟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