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零一代的鸡零狗碎

“我们的麻将棋牌运动，还是欣欣向荣的嘛！” 
  毕业以后，我彻底和组织失去了联系，我的工作单位是台资的，整个公司近300人只有一个党员，不排除偶尔有几个未暴露身份的。在一个惊蛰的春季，劳资双方发生了利益纠纷，于是有好事者站出来呼吁组织工会，大家通过EMAIL进行了热火朝天的贴大字报和串联运动。并且从上海分公司传来消息，当地员工已经组织了罢工。这让北方人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压力，一般来说，上海人一向是因为小家子气和没出息被北方人瞧不起的，没有理由我们还没罢工让他们抢了先。 
  我是其中的激进份子，在那个寂寞而骚动的年纪，我为如此接近革命而自豪。我贴的大字报犀利、深入而且雅俗共赏，很快就在群众中建立了良好的声誉，每天去食堂吃饭的时候，都有一些美女在旁边指指点点，还有什么比美女的青睐更能激发我的革命热情呢。 
  这气氛让老板很紧张，连忙找激进份子谈话；安抚坚定的保守派，实施内部分化；通过各部门领导向捣蛋份子施加压力；副董事长特地从台湾飞过来，发表了主题为“我也曾经是穷人，咱们都是一伙的”著名演讲。最后为了平复大家的情绪，资方做了让步，允许组织福利委员会，并承诺在方便的时候成立工会，福委会的主要工作是组织拔河、游泳和看电影。 
  令人泄气的是，在全民投票选举福委会委员的时候，我以极低的得票率被踢出局。后来想想也在情理之中，因为我的部门是做质量评估的，这是一个最容易得罪人的工作，比如，我恶毒攻击开发一部做的产品是垃圾；给开发二部挑出几个致命的bug，导致该项目被cancel；开发三部的课长是原来那个垃圾产品的主创人员；开发四部的梦中情人乐此不疲地和我打情骂俏。唯一让我感动的是，一位美女对我说：我没有投你的票，因为我觉得你不需要做这种无谓的牺牲。天哪，她一定是爱上我了，我想。 
  在这个惊蛰的春天，我把《咪咪的诱惑》当革命喜剧来看，钢铁工人咪咪和我们每一个不太坚定的革命者一样，随着革命的洪流起过哄，利用革命的便利条件勾引进步女青年，在资本家的高压下腐化变质、堕落消沉。影片最好玩的地方是咪咪为了报复勾引他妻子的警官，而去勾引警官的妻子，他的成功却是噩梦的开始，因为那个女人的模样绝对让每个男人都阳痿。 
  记得米兰昆德拉的《玩笑》里有过类似的情节，所有的一切激情最终被消解为悲怆的玩笑，我们只是被革命撞了一下腰而已，不过有的人撞得比较重罢了。   
  生命不可承受之进步   
  在顾影自怜的时候，我把自己定义成弱势群体，在一个需要暂住证的城市仓皇流窜，出远门挤公共汽车，出近门骑没有牌照的二手自行车，而且作为一个知识青年，永远落后在科技进步后面，人家配BP机了我还得让胡同口的大妈喊一声，人家用手机的时候我带个BP机穷人诈富，现在我的手机型号还很老土，没有彩信，也不能拍照，MP3都听不了。 
  我曾经是科技进步的狂热拥趸者，并矢志生命不息，进步不止。小时候我憧憬2000年实现了四个现代化，我家里会有一个机器人，负责洗衣服做饭擦地板，后来我看了一部外国电影《未来世界》，里面说机器人特别怕水，被水一淋就冒烟歇菜了，这对我的打击是毁灭性的，那就意味着即使实现了现代化，我还得撅着屁股在搓板上洗衣服，做饭的时候我得先帮它淘米洗菜，擦地板我得给它先涮好墩布，靠，我的地位启不是比机器还低。电话基本不在我的科技视线里的，因为那个东西没有什么实用价值，我们镇子太小，有事儿喊一声大家都知道了。如果非要通讯工具，我希望每个人都配一台无线电发报机，够高科技吧。 
  我的第一个BP机是工作第二年买的，数字的，作为中国第一批从事软件开发的高科技人员，我有足够的专业素质记住一堆数字组合代表什么意思，就像我的一些同事喜欢用Dos而拒绝Windows，多专业啊。每天八点我在楼下的煎饼摊排队买煎饼，BP机就会识时务地响起，我在一帮少女和大妈的侧目下从腰间很帅地掏出BP机，嗯，今天果然是晴间多云。领先了不过三个月，有一次我搬家，突然呼机响了，我掏出来一看不是我的，其中一个工人掏出一个和我型号一样呼机看了一眼，然后对另一个工人说，“我这个兄弟一直想请我做他的一家连锁企业，我心里很挣扎……”另一个回答，“是呀， 
  零售业没得做，科技含量太低，完全没有进入壁垒。”天哪，这是什么世道。 
  后来我在北京搞音乐，从此再也没跟上时代的步伐。当我的同学筹备买房买车的时候，我拥有了第一个手机，是CDMA的，贪图通话费便宜，出于艺术家的尊严，我的说辞是这样的，CDMA是下一代手机，绿色环保，信号好。如果我的手机争气，再坚持一年半载，我没准能赶上“换了世纪换手机”的时尚，但是它却半道撒手离我而去了。等人家开始炒作“绿色科技”概念的时候，我换了一个法国版绿颜色的手机，这种手机非常适合文艺青年，她带有欧洲的文艺气质、前挺后撅、肤色诱人、音量温柔、工薪价位、善于传播荤素段子。 
  我有几个同事平均半年换一个手机，款式功能令人眼花缭乱，领导甲的手机会自动回拨，总是在不知情的时候擅自打电话，暴露了很多小秘密，让领导很苦恼。为了给领导分担烦恼，我决定主动拿我的文艺手机和他换，他的手机有彩信功能，传播段子的时候还可以配图，科普效果大大加强了嘛。 
  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艺术家，我已经摆脱了对科技的盲目崇拜，而变得审慎、刻薄、幸灾乐祸。科技就像一个婊子，年轻美貌的时候只跟有钱人厮混，年老色衰了谁都能上，它给你带来生理和心理的满足，也掏空你的钱包和身体，没准还给你来点奇怪的病。比如电磁波就会伤害你的心脏和肾。基于某种丧心病狂的仇富心态，我把腰里同时别着手机呼机商务通的人定义为弱智群体，如果是身边的人，我还会恐吓他们：天哪，你的肾还要不要了。 
  那首歌怎么唱来着，输了肾，赢了世界又如何。所以在未来的日子，我希望我的腰间什么都不带，除了一颗坚强的肾。按照美凤的标准，十五分钟，六个姿势，胜似闲庭信步，耶！   
  体态改变命运   
  我基本上算是一个相信科学的人，偶尔搞一点反动会道门也只是属于娱乐性质，比如相面算命什么的。而根据大师的言论，其实那也是科学的一种，只是被很多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庸俗化了。 
  别的不说，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和总结，我发现人的性格和体态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也就是俗称的面相。小时候看的电影里，坏人都长得特别像坏人，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满足群众日益上升的不平衡心态，所有长得像好人的一律是坏人，这种改变其实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长得像坏人的基本上80%就是坏人。 
  按照心理学的解释，这其实是心理暗示的作用，比如你长得很窝囊，你自己就会下意识地把自己归入那一类，而别人总忍不住想欺负你一下，久而久之，你就成了一个窝囊的人。 
  按照体液学的解释，人的情绪是因为分泌的体液成分决定的，而体液同时会影响到体态，同一类性格的人分泌的体液比例相似，因此长得也会比较像。 
  我不做科技已经好多年，所以以上的解释都是胡说，如果不幸言中，纯属我的面相长得好。就拿我的切身体会举例子吧，年轻的时候，我特别瘦，脸有菜色，风一吹就跟着走，是标准的骨感美男。因此说话办事特别尖酸刻薄，有仇必报，没事找事，我给自己取的笔名叫万一，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的意思，颇具鲁迅的文风。有一次在校报上写了一篇恶毒攻击崔健的文章，招来他的一帮fans在我的宿舍门口贴恐吓信。上班以后在一家台资企业，依然上窜下跳，把自己搞成和资本家坚决作斗争的姿态，妄图组织工会，还想领头闹罢工。那会儿我刚开始做音乐，全是又狠又猛的heavy metal， 
  歌词基本上表达了自决于人民、看谁都不顺眼的思想内涵。 
  现在想起来，其实我那个单位挺好的，福利待遇都不错，一天管三顿饭，平均一天真正的工作时间才三小时，剩下的时间可以偷偷打游戏。而且伙食很好，把我亏空了二十多年的营养连本带利全补回来了，三年时间生生把一个骨感美男搞成了肉感美男。 
  随之我发现自己的性格也在慢慢地转变，比如不那么容易激动了、凡事不太较真、待人和蔼可亲、几乎不当面顶撞领导。上网以后我给自己取的ID叫共同提高，透着一派毫无原则的和气，在历次险恶的网络江湖大掐架中，我都把自己择得很干净，不参与、不旁观。一方面我特没主见，看谁都好像说得挺有道理的；另一方面，我总跟不上掐架的进程，形势变化太快，掐到后来，大家都忘了一开始要争论的话题是什么。要搁在革命战争年代，我肯定是那个拉革命后腿、增加前进道路曲折性的不稳定分子。现在我做的音乐从容、唯美、沉得住气、完全没有以前的浮躁和歇斯底里，我女朋友经常会忍不住夸我：越来越像大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