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零一代的鸡零狗碎

最近我发现冒充大师其实是一种强有力的社交手段，于是我买了一本预测的书来学习，大师告诉我们，预测是一门有理论有系统有方法的科学，成为一个合格的预测师要做很多功课，如果很刻苦的话一两年才能稍有所成。而在社会上流传的各种预测其实都被一些神棍严重地庸俗化了，充分迎合了人民群众的低级趣味。这让我有点泄气，其实我只是想冒充大师而已，真的不需要这么复杂。 
  后来还是高科技救了我，我在网上下载了好多算命的软件，并一举成了单位极受欢迎的人物，经常有好几个同事围着我：大师，您再给算算，我表弟媳妇的外甥应该取个什么名字好。 
  李宏江后来参军成了李参谋，在他们驻地附近的饭馆吃饭只要提李参都会有打折。在揭批法/轮/功的日子里屡次被领导口误：我们要认清李宏江的真面目，深入揭批以李宏江为首的……想起来这可能是年轻时候冒充大师的报应吧。   
  我毁了某些人的一生   
  我的老板是个理想主义者，她总是教导我们：知道吗？我们在从事一个多么伟大的事业，是我们这样的人创造了The Beatles，并且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一代人的生活。是否改变了一代人我不知道，但是我很可能毁了某些人的一生。唉，这多少是个安慰，让我觉得生命不再那么卑微。 
  我年轻的时候写过一篇标准的愤青小说叫《鼓手》，发表在当时小开本的《通俗歌曲》上，在小环境内造成了比较坏的影响，后来我经常听别人说，某些外地青年因为看了这篇小说走上了摇滚音乐之路，其中就有完全找不到点儿的鼓手，手指太短的键盘手、不会劈叉下腰的吉他手……他们因为我毁了一生。 
  我是一个比较迟钝的人，从来不太相信文字的力量，至少我没有因为喜欢王朔的书就去做了流氓，也没有因为看了余秋雨的书就去电视歌手大奖赛当评委。现在想起来真有些后怕，并非每个人都如我一样没心没肺的呀。比如，我写过一篇《当小资遇见愤青》，转载率很高，很可能把很多人引上了小资或者愤青的歧途，更严重的是还有一篇《万人裸奔申奥活动》，也许过几年会有人对我说，你个天杀的居然毁了一届奥运会。 
  在写那篇小说的时候，我是一个软件工程师，对娱乐圈完全建立在不负责任的猜想和虚构上。两年后，我作茧自缚也进入了娱乐圈，紧接着，互联网的泡沫就轰轰烈烈地吹了起来，很多人不理解地问我：为什么舍弃了很有前途的IT业。我只好打肿脸充胖子：搞理想嘛。其实我猜大约是我“毁人不倦”的报应。 
  刚进唱片公司的时候，我做企划和制作助理，其中一项特别恐怖的工作是接待自荐歌手和作者，我的前任告诉我，全中国就属咱们听难听的歌最多。因为我也是通过自荐才找到这份工作的，一开始对他们还有一点同病相怜，久而久之，同情变成了痛心，痛心又变成厌烦，你知道，再慈悲的心灵也会麻木的。而且最惨的是，我发现对音乐的品位已经被摧残得不成样了，只要听见走调不太远的歌手我就会觉得他特有实力。 
  当然这么否定所有人有点不公平，事实上大部分成功的音乐人都有过自荐的经历，比如我自己，只是对于整个自荐群体来说，他们只是其中的万分之一而已。 
  剩下的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又可以分成几类：一类是牛比轰轰型，口气巨大，以唱片业的救世主面目出现。“只要我的唱片一出，刘欢立马就下岗了。”“给你们12个小时考虑，如果你们不签的话，我就去五大唱片了，别说我不给国内唱片业机会。”“你看，我比刘欢苗条，比赵传漂亮，比郑智化腿脚利索，比F4会唱歌，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能成为巨星的。” 
  第二类是死缠滥打型，有一个写 
  歌词的作者，写了几千首歌词，每天寄十首歌词给我，坚持了好几个月，并信誓旦旦，如果没结果就一直死磕下去。后来我实在绷不住了，给他回了封信，说因为唱片业太萧条，本公司已经改做饲料化肥业务了。还有一个“全能型”音乐人，一开始要做创作型歌手，但是唱的音全卡在钢琴缝里，又要求做幕后写歌，但是乐理不通，只好要求做宣传，但是认字儿太少，后来一看实在不行了，“老师，你们这儿要做饭的吗，我可是一个川厨子。要不你就借我50块钱，我没有回家的路费了。” 
  第三类是狐假虎威型，他们大都号称是某某某的亲戚或者朋友，在圈里很有面子，某某音乐人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某某导演已经内定他上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数个著名唱片公司抢着要签他等等。还有一个外地歌手自荐的时候，带来了他们当地的电视台摄制组，这个节目后来在一个类似讲述老百姓自己故事的栏目中播出，有熟人对我说：“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冷酷，你知不知道，你的几句话就毁了一个歌手的前途啊。”你看，他还会利用社会舆论呢。 
  第四类是精神错乱型，有一阵，一个大姐经常来找我，快四十的人了，死活想唱歌，有一天瞎扯了一下午，眼看夕阳西下，我忽然感觉她的言行有点不对劲，颠三倒四的，说什么单位要开除她，同事觉得她是精神病，她上午去另一家唱片公司，工作人员不让她报名参加一个唱歌比赛，她一气之下就把人家的玻璃砸了。听得我汗毛直竖，可不就是精神病吗。有一次来了一对父子，儿子为了当歌手跑到北京，父亲怕他出意外也从老家赶过来，面试完我把他们支走，十分钟以后，父亲拎着一兜 
  苹果返回来，紧紧握着我的手说：“老师，谢谢你，你救了我儿子，我这个儿子脑子有问题，老想唱歌，谁说话都不听，要不是你绝了他的念头，还不知道闹成什么样。”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碰到了太多可怜又可悲的人、悲怆又好笑的事儿，这些年轻人完全不了解娱乐圈，只是听到或者看到一些媒体不负责任的宣传，就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就像很多人看了我的小说就去搞摇滚一样。 
  他们碰到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有一颗善良的心，把工作当成是积德行善的修行，每当碰见那些不可救药的艺术青年，我都耐心地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唱片业很萧条，不是一个有前途的职业，业内环境不好，有无数黑暗的内幕，做艺人很艰难，卖艺卖身倾家荡产的例子无数。所以我劝你找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不要把音乐当作你的事业，而是爱好。我准备过完年就辞职，你有什么好工作一定给我留意一下……” 
  我不是开玩笑，当时好几家网络公司邀请我去工作，我也动摇了好几次，等我几乎下定决心的时候，IT业的泡沫破灭了。后来，很多朋友都问我：为什么这么有前瞻性，承受住了IT业的诱惑。我腆着脸说：搞理想嘛。其实我猜大概是好人有好报吧。     
  七零一代的鸡零狗碎 PART3   
  疯情万种的岁月   
  如果年轻5岁，我可能是那个长发披肩、穿一身黑色皮衣的重金属；如果年轻10岁，我可能是那个顶着彩色鸡冠头，舌头上钉钉的朋克。而现在我什么都不是，我坐办公室，玩着睿智性感的低调电子音乐，甚至我不去看摇滚音乐会，也不去迪厅，因为那些鬼地方烟熏火燎，对我的肺不好。歌中唱道：我能想到最疯狂的事，就是和摇滚一起慢慢变老。因为摇滚只属于那些。 
  据说人的一生只有几个机会改变命运，而一旦错过，则缪之千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还在南方的一个小镇子，经常有一些奇怪的歌舞团来走穴，海报上写着：南国疯狂摇滚歌手。我第一次听见的摇滚歌曲大约是《站台》，有一个半长头发的男人没道理地声嘶力竭，在台上撒泼打滚。滚得越凶，观众鼓掌声就越猛。 
  我初一就有一把吉他，会第一把位三个和弦的弹唱，在学校属于二线偏一线的歌手，每次开联欢会我都会去唱歌，大家都说我的范儿很正，会甩头、和观众交流、摆pose、在台上溜达来溜达去，后来我决定以摇滚歌手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一次联欢会前，我特意为自己设计了几个高难度标志动作，比如劈叉、下跪等。在开场的时候我背对观众坐在台阶上，灯光照出我的一个剪影，特抒情的那种，前奏完毕我一起身，正要唱歌，台下一片哄堂大笑，原来舞台不干净，我坐了一屁股白，这残酷的笑声彻底摧毁了一个摇滚歌手的梦想，至今我都这么认为，卫生条件对一个摇滚歌手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 
  我正儿八经听摇滚乐是在大学里，那时候我们都是一水儿的重金属，国内的是崔健、唐朝、黑豹，国外的是Bon Jovi、Def Lepard、Guns & Rose，我特别希望和自己的偶像一样长发披肩、皮衣皮裤、特立独行，只是我上的是工科大学，姑娘们比较死板，如果因此搞不上对象岂不是得不偿失，三年级我终于买了一件黑色皮衣，没穿一个礼拜就开始掉皮，迎风一甩，黑色的皮屑飞扬，穿着只能夜黑透了才敢出门，真他妈的叫锦衣夜行。 
  由于追求摇滚的表层未遂，我决定深入它疯狂的灵魂，我买杂志，看乐评，刻苦研究摇滚乐的起源发展和变异，我终于知道摇滚乐是一种可以用伟大来形容的音乐，比如，“ 
  披头士”改变了一代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性手枪”用性和暴力对抗传统的社会道德；“平克”见证了冷战时代的历史进程；RAP就像一把小刀剃着资本主义的腐肉；JIM HENDRIX、JIM MORRISEN都是摇滚的殉道者，他们的光辉照亮了我们的灵魂，你可能要说，他们都是抽白面死的，我会立刻反击你：抽白面只是一种表象，他其实是表达了对整个社会的失望和控诉，他用死来唤醒我们的无知和懦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