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书版）

因为它是具有太多的理由和逻辑性了。这说来话长，首先，把一些“先进国家”的（工业）革命理解得太“轻而易举”，按黄仁宇的说法，这本身就是一种误解；即使是像英国那样的国家，也是经过了一场大革命和长时期的努力才成功了的。更不用说那些“跟进”国家了。而中国在二十世纪面临的现代国家的“三层重建”（以及“反帝反封建”诸问题），更不是清人能够应付得了的，无论它做得多好。所以我们若想“否定”革命或把革命轻易地越过去，恐怕都是不可能的。（55）
  最后，本文还想就人口思想的一些问题略加讨论。在这场争论中，双方都紧紧地围绕马尔萨斯的人口思想为辩论的中心，马尔萨斯短、马尔萨斯长，一以马氏的“马首是瞻”，我觉得，这似乎是不必的。马氏是两百多年前的人物，他的思想已经在世界范围的历史中发生作用，至今也不能说没有意义；但它毕竟不属于严格的学术思想，我们为什么念念在兹，总是以马氏设问，而不能另行设立一套问题意识和自己的人口思想体系呢？
  另外，当我们面对着中国的人口思想，如康熙皇帝、乾隆皇帝，以及洪亮吉等人的人口思想时，若非加以忽视，便是当头一个“反向提问”：他们有没有节制人口的思想？好像只有谈到“砍杀人口”才是够味，反之则失去了其意义和现代价值似的。所以，在有关方面，我想，我们还有许多的基本建设要作。
  早年笔者曾就人口问题作过一点研究，随后传闻“淡出江湖”，也就不免于“孤陋寡闻”（56）和“落伍时代”之讥。兹作此文，以就正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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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旷新年：《计划生育政策是民族自杀政策》（《二十一世纪》2009年2月号）；括号里的那几项中，“资金”是“借”来的，“技术”是“学”来的，“资源”是“浪掷”的；易富贤：《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称之为“吃祖宗饭”（（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页）。
  （2） 以上参见《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海洋出版社1999年版。
  （3） 参见拙作《求学偶得》之三《政府和政府角色》。
  （4） 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二十世纪的先声》，载《史林》2006年第5期。
  （5） 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54页、第81页、第156页、第10页。
  （6） 李伯重：《堕胎、避孕与绝育——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及其运用与传播》，《中国学术》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1页。
  （7） 参见高王凌：《马尔萨斯阴影下的人口争论》，载《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
  （8） 参见高王凌：《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9） 南怀瑾：《原本大学微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7页，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二十世纪的先声》，载《史林》2006年第5期。
  （10） 《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第49～50页。
  （11） 据中新网2008年12月24日电：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2007年年末，全国总人口132129万人。
  （12） 参见我的博客：《关于人口数字的疑问》，2008年12月。
  （13） 如李中清认为，中国人口直到近代以前在总体水平上维持低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低于0.5‰，远低于其他地区和国家，《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65页；而作为对立一派的曹树基在这一点上则与之持有近似的论点，认为清代前期的人口高速增长“是一个虚构的命题”，其年平均增长率不足7‰，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35页；我之所以不大同意的理由，特别是从经济史的观察，参见《马尔萨斯阴影下的人口争论》。
  （14） 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中译本，三联书店2000年版。（以下简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54页、第81页、第156页、第10页；按：该书英文版出版于1999年。
  （15） 李伯重：“堕胎、避孕与绝育——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及其运用与传播”，《中国学术》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1页。
  （16） 《堕胎、避孕与绝育》，第73页。
  （17） 《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31页。
  （18） 《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37页。
  （19） 《堕胎、避孕与绝育》。
  （20） 陈意新：《节育减缓了江南历史人口的增长？》，载《中国学术》2000年第3期。
  （21） 《堕胎、避孕与绝育》，第89～90页、第84～85页。
  （22） 于允科先生、符友丰教授、李零教授的谈话，2003年3月。
  （23） 《堕胎、避孕与绝育》，第73页。
  （24） 参见高王凌：《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海洋出版社1999年版。
  （25） 参见高王凌：《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海洋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
  （26） 在读了本文的草稿后，夏明方教授告诉我说（2003年6月），费孝通即曾指出，在广西的一些地方，“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这样他们就“使人口安定在不会增加的水准上”，引文见《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页。
  （27） 《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23页。
  （28）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77页。
  （29） 陈意新、曹树基：《尊重中国人口史的真实》（未刊稿）。
  （30） 曹树基、陈意新：《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中国历史人口——评美国学者近年来对清代以来中国人口的研究》，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31） 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1《意言》；在此之前，明人徐光启有“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之说；之后，汪士铎有“二十年即加一倍”之说，二者皆有所见而发，参见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4页、第237页。
  （32） 《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第856页。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许多知识青年在插队的村庄，也都发现人口大约增加了一倍的现象。
  （33） 《节育减缓了江南历史人口的增长？》。
  （34） 《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中国历史人口》。
  （35） 周孝正教授的谈话，2003年3月。
  （36） 《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65页。
  （37） 《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第835页、第836页。
  （38） 《人类的四分之一》，第216页。
  （39） 《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第832页。
  （40） 参见高王凌：《关于“清代人口研究”的几点质疑》，（《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清代人口研究述评》（《清史研究通讯》1983年第2期）、《十八世纪中国人口的增长和清政府的农业经济对策》（1981年第一次全国清史讨论会论文，《未定稿》1982年第32期）等。
  （41） 参见高王凌：《清代初期中国人口的估算问题》（1983年南京人口会议论文，《人口理论与实践》1984年第2期）；《清代初期的人口数量和人口控制》（第二、三节），《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在南京会议上山西医学院教授倪江林也使用了“倒推”法来测算清初人口，当然他的统计在方法上就更为严密。
  （42） 《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第870页。
  （43） 《人类的四分之一》，第47页。
  （44） 李伯重：《“最低生存水准”与“人口压力”质疑》，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又见《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77页。
  （45） 参见《“最低生存水准”与“人口压力”质疑》。
  （46） 参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译本，中华书局1989年版，多处。
  （47） 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48） 有关“工业”的概念和清代工业的发展，以及江南（传统）“工业区”的出现，参见高王凌：《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知识分子》（美国）1987年秋季号；《关于康乾盛世的几个问题》，载《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4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1995；以及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更早关于的“原始工业化”提法，见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第九章；据说在这之前，还有伊懋可和不少学者都采纳了这一术语，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