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 泽 东与郭沫若

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
  紧接着就说到高二适的文章，说：
  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
  同日，他也写信给郭沫若，全文是：
  郭老：
  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
  敬颂安吉！并问立群同志好。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
  郭沫若是一位性格十分爽朗的人，虽然在政界和学界声望和地位都很高，但不霸道，无意以己意压倒别人，倒是很乐意有人与他争论。他接到毛泽东转来的信稿，立即邀请《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等人到家里来，向他们介绍了这件事的经过，让他们读了毛泽东主席的来信，并请他们尽快发表高二适的文章。
  见此情况，穆欣当然不敢怠慢。
  7月23日，《光明日报》就将高二适的文章全文刊出。
  高二适在文章中把郭沫若和清人李文田合而论之驳之。首先认定不能否认《兰亭序》为王羲之所写，虽现《兰亭序》比《临河序》多数十字，这不排除当时注家对原文的增删。他也学郭沫若以《临河序》和《兰亭序》排列对照，将《世说注》“陆机荐戴渊于赵王伦”与《陆机本集》的全文对照为例，从而说明李文田（当然也包括郭沫若）所谓“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是站不住脚的。
  至于说到“笔法”“笔体”，高二适则认为：“右军博精群法，不名一体，”硬说《兰亭序》因为没有隶意，所以就不是出于王羲之之手，“斯乃胶柱鼓瑟，亦其无博识常理者。”高还认为，古人当时能写数种笔体，在什么场合用那一种笔体，而不是死守一种笔体，“使右军写碑石，绝不可作行草。而今右军书兰亭，岂能斥之以魏晋间之隶正乎？”同时他还认为，“夫太宗之收《兰亭》也，于羲之传亲为制赞。又誉右军作《兰亭序》，以申其志。文皇‘笔意’，更载‘学书先须知王右军绝妙得意处，真书《乐毅》，行书《兰亭》，草书《十七帖》云云。”“总之《兰亭》而有真膺，绝不能逃唐文皇之睿赏矣。”等等。
  郭沫若自然是不会同意高二适的看法的。8月12日，他即撰写反驳文章《〈驳议〉的商讨》。他说虽然《兰亭序》系智永伪托，但它仍然是佳书，是行书的楷模，它的书法价值是不能否定的。针对高文讲到“窃以太宗之玄鉴，欧阳信本（欧阳询）之精模，当时尚复有何《兰亭》真伪可言”，“总之《兰亭》而有真赝，绝不能逃唐文皇之睿赏矣”，郭沫若不惮其烦地从北京图书馆收藏的章钰手抄本《章安杂说》中，摘引了清代咸丰举人、着名书画家赵之谦批评唐太宗的一段话来回答高。这就是我们在上文已经收录的“要知当日太宗重二王，群臣戴太宗，摹勒之事，成于迎合。遂令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人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甚足惜也。此论实千载万世莫敢出口者，姑妄言之。”接着，郭沫若感慨地说：“与赵之谦‘妄言’相比，高先生的《驳议》却是在绝对信仰唐太宗及其群臣。……既是‘玄鉴’，又是‘睿赏’，凡是唐太宗所过目的，便绝无真伪可言。高先生之信仰唐太宗，似乎比唐初群臣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郭沫若的这篇《〈驳议〉的商讨》发表在1965年9月出版的《文物》杂志第9期，同期还载有郭沫若另一篇文章《〈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作者从考察王羲之哲学思想的角度，认为魏晋文人多好玄谈，尚旷达，喜欢依仿于老庄。王羲之的思想“是儒家与道家的混合体。”“他一方面渴想用世，另一方面又颇想遁世。”
  这就是说，王羲之思想里也有不少老庄思想。而《兰亭序》中，自“夫人之相与”以下一大段文字，在叙出“生死亦大矣，岂不痛哉”之下，有一句话是：“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而这明明是反庄子的观点。因为“一死生”之说见于《庄子·大宗师篇》；“齐彭殇”之说则见于《庄子·齐物论》。而且这些话，在《庄子》书中，可以说是比较精粹的语句。郭沫若说，这并不是说王羲之就不会有“悲夫”“痛哉”之类的感情，但那得有一定的环境和条件，而“兰亭修禊，是在暮春游乐，既在饮酒赋诗，又未感时忧国，而却突然以老生常谈的‘死生亦大矣’而悲痛起来，这是无病呻吟的绝顶了”。所以，郭沫若的结论是：“总之，传世《兰亭序》既不是王羲之做的，更不是王羲之写的。思想和书法，和东晋人相比，都有很大的距离。”
  对于这场学术辩论，毛泽东是一直以浓厚的兴趣注视着的。
  8月17日，毛泽东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聚会，公务之余，他向有关同志问道：“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么样了，能不能打赢？”显然，他的观点是倾向于郭沫若的。
  说也凑巧，就在这天，郭沫若将《光明日报》所排《〈驳论〉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文的清样，送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改正了其中一些错排了的字，于8月20日退回给郭沫若。又附一信，说：
  8月17日信及两篇文章清样，均已收读。文章极好。特别是找出赵之谦骂皇帝一段有力。看来，过份崇拜帝王将相者在现在还不乏其人，有所批评，即成为‘非圣无法’，是要准备对付的。第1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是否如此，请酌定。
  “第1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指的是毛泽东发现了清样上的一个差错。郭沫若在《〈驳论〉的商讨》文中，有一处讲到“《世说》作者临川王义庆”（指南朝刘宋临川王刘义庆），但清样上后面有一个地方竟将这人误为“王义庆”。毛泽东发觉后，在清样第一页的空白处批注道：
  《世说》作者是刘宋大贵族刘义庆，他是刘裕的中弟刘道怜的第二个儿子，过继到刘裕的小弟刘道规为嗣。刘道规有武功，死后追封临川王，刘义庆因此袭封为临川王。史称他‘爱好文义’，有着述，招引一批文士，以为篆属，其中有鲍照那样有名的人。以上均见刘宋《宋书》宗室传（见《刘道怜》、《刘道规》两传）。《世说》一书大概是鲍照等人帮他集录的。但《宋书》却未说到刘着《世说》，1962年重印《世说新语序》载明‘南朝宋刘义庆撰’，老本子《辞海》亦如此说，请查核。
  由此可见，毛泽东读郭沫若的文章是相当认真的。他甚至为了核对一字之差，查阅了三种古籍和工具书。
  次日，《光明日报》刊登出郭沫若的《〈驳论〉的商讨》，一场长达六七个月的“关于《兰亭序》真伪问题”的学术讨论，就这样逐渐展开了。
  许多专家学者在《光明日报》和《文物》杂志上发表文章。短短半年时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了争鸣文章有几十篇之多。支持郭文观点的有张德钧、启功、龙潜、赵万里、于硕（于立群）、史树青等人；支持高二适观点的，有唐风、严北溟、商承祚等人。赞成和不赞成郭论的，都畅所欲言。
  这场学术讨论（亦可谓“学术争论”）自始至终都贯穿了“百家争鸣”的精神。
  即便是毛泽东亲自过问甚至可以说是介入了这次讨论，也都是让大家畅所欲言，一点也没有打棍子，扣帽子，更没有谁以势压人。
  尽管关于《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学术问题，一时不可能作出结论，也无须由谁作出结论，但这次讨论，大家把问题摆出来进行讨论，无论对问题本身或者对推动学术界对其他问题进行讨论，都是有益的。
  1972年，郭沫若在《新疆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一文中，还回顾了这次讨论。他再一次重申了自己的看法，说：“《兰亭序》帖虽伪，并不贬低它的价值，只是它不是王右军所书而已。不仅字迹不是王右军所书，序文的后半段也不是王右军所作；这样说也不贬低王右军的价值。一定要坚持《兰亭序》的后半段绝非伪作，那倒是有损于王右军的。”
  1973年，文物出版社将这次讨论的文章分上、下编汇编出版。上编是郭沫若以及和郭沫若持相同观点的文章，下编为高二适以及和高二适一样观点的文章。书名为《兰亭论辩》。编者在“出版说明”中指出：这次辩论“对于我国书体史、书法史以及文字发展史的研究，都有一定的意义；特别是在鉴定书法问题上，乃至在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广袤领域中，如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将会有所启发。”应当说，这场由郭沫若发起，并得到毛泽东的推动而顺利展开的辩论，总体上开展是好的，只不过最后的《兰亭论辩》提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的高度，有点画蛇添足，引起不同意郭沫若意见的另一方不满，高二适看到后，就拍着《兰亭论辩》这本书，有些愤愤然地说：“看来，我是唯心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