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风云中的毛 泽 东与周恩来

  谭震林真是个舍得一身剐的人，他顶撞起毛泽东：“我不该早入党40年，不应该跟着你干革命，也不应该活到65岁！”
  毛泽东气得手发抖，他没想到谭震林会这样，多年来没人敢在他面前这样“放肆”，盛怒之下，都说着气话：“那你可以退党嘛，就不革命嘛！不活65岁怎么办哪？你已经活了嘛！”
  周恩来从“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过程中已经十分清楚发 展下去会是什么结果。他不无担心，他不想眼看着再两败俱伤。 尽管事先他嘱咐过三老四帅们要冷静，可事态正在激化。他站起 来，打起圆场：“在怀仁堂会议上，几位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 理解，发了脾气，责任主要在我。会后他们也向我作了检查，他 们也感到说了一些对不起主席的话，也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 检查。”
  毛泽东知道周恩来又在“和稀泥”，他多么希望周恩来能像 林彪那样紧跟他，能像林彪那样劈头盖脸地像骂彭德怀那样骂一 顿这些人，可他又深知周恩来的性格，要不怎么会在赫鲁晓夫面 前说到周恩来“有弱点”呢。而周恩来也比谁都清楚毛泽东的性格。他知道自己若像陈毅、谭震林一样拍案而起，他就有可能在 24小时之内被打倒。可是，对于一生离不开工作的周恩来来说， 他宁愿自己入“虎穴”，入精神“地狱”，也是万万不能离开工作 的。他若賦闲，就等于生命消亡。他已经把共和国这个大家完全 和自己融为一体了：就像一个主妇为了自己孩子的安宁，会舍弃 自己，会退让，会明知是错也要去做。于是有人便说周恩来是 “中和者”。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挑战者是伟大的，而“中和者” 也同样伟大。中国应该庆幸有雄才大略的毛泽东，也应该庆幸有 缜密如丝的周恩来。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他现在离不开周恩 来，周恩来干具体事务的能力是任何他人都无法代替的。毛泽东 就一直怀着对周恩来这种矛盾心理，颇有些“无奈”。
  这一次又是这样。
  毛泽东一向善于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从不搞四面出击。他现在集中攻击的仍是“三老四帅”：“他们根本不认错嘛！恩来同 志，我提议这件事要认真地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开两次，一个月 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
  说罢，毛泽东愤然退场。
  毛泽东一走，会议室像塌了半边天，沉默了好一会儿。
  周恩来继续主持会议：“根据主席的指示，像今天这样的会，还要继续开下去!”他转向老帅和副总理们：“谁有什么话，先说吧！”他有意缓和一下紧张不安的气氛。
  谭震林火气未消，也不寄什么希望：“已经没有我们的发言权了。”
  于是，会场成了 “中央文革派”的天下，先是批谭震林，接着是徐向前，又是叶剑英，他们也不肯退让。当江青说到“叶剑英在京西宾馆气焰那么嚣张，又是拍桌子，又是叫口号，这是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时，叶剑英反唇相讥：“有什么话，都要摆在桌子面上，不搞背后动作，这是我的脾气。发火，拍桌子，这都是事实，这是我的习惯，改不了啦!”
  周恩来见这样争论下去无法向毛泽东交差，也附和着批评了叶剑英：“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认错呢？难道对毛主席的严厉批 评，你们就都无动于衷吗？什么错都不认，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错了又有什么要紧，检讨了就好嘛!”
  这正是周恩来策略。
  这次会议使得“中央文革派”个个扬起了头。
  这以后，林彪、江青一伙则变本加厉地攻击老帅和副总理 们。全国范围的批判“二月逆流”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余秋里和 谷牧支持老帅们，康生就说：“二月逆流还有两个小伙计!"政治 局常委李富春协助周总理处理日常工作，经常通宵不眠，几个副 总理在他那里讨论问题，康生就污蔑他是“俱乐部主任”。这使 得周恩来十分着急，他担心他所依靠的这些中坚力量一旦倒了， 整个中国将陷于瘫痪。他在寻求解救的办法。
  这时江青派人送来一封亲笔信，大意是“强烈要求政治局立 即免去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 臻等所担负的领导工作，勒令他们停职检查，接受批判。此意见 康生已同意……”
  周恩来看罢信，心思沉重地静坐良久，便给西山叶剑英处打 电话：
  “我是周恩来。我知道你们都在那里，在一块议论一下会议 上的情况也好嘛！……我没有什么事，只是对你们有三点建议: 第一，要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和他们奉陪到底； 第二，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阵地决不能放 弃。放弃阵地，就是退却，逃兵；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査，要讲 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你们都是身经百战的军事家，战略战术比我 懂，不能匹夫之勇。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 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污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老帅们还是理解了周恩来的用心，都做了检查。
  周恩来也得到了向毛泽东说明情况的机会。
  1967年4月初，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来到“文革” 以后毛泽东住进的“游泳池”。毛泽东心事重重地问周恩来：“现 在北边的情况怎样？”
  “还不能掉以轻心。”周恩来陈述着，“苏军在邻近我东北、 内蒙边境地带，调兵遣将，陈兵几十万。他们的意图是明显的。 从各种情况分析：一种可能是搞边境摩擦，小打小闹；第二种可 能是炸毁我们的核设施；第三种可能是大动干戈，发动全面进 攻。”
  “苏修是亡我之心不死啊！”毛泽东沉思着，说道：“要把这 种形势告诉全国人民，加紧备战，准备打仗。特别是军队，一定 要有准备，要防患于未然，防止突然袭击。几位老帅怎样？”
  周恩来从这句问话里感到了毛泽东对老帅态度的松动，趁势 汇报说：“政治局和中央文革联席会议，已经开过几次了。四位 老帅和三位副总理，也都做了深刻的检讨。”说着，从皮包里取出一摞材料，递给毛泽东，并说，“他们都认识到在怀仁堂的发 言是错误的，感到对不起主席，是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不理解，认识不清楚，对主席的战略部署跟得不紧，还有些居功 骄傲，对自己的战友被打倒，想不通，不满……”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的怨气也已平息。他点点头说道：“他们能认错就好嘛。我并没有打倒他们的意思，只是想狠狠地 批评他们一顿，让他们改变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不要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
  1967年五一节前夕，4月30日的夜间，毛泽东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来到自己家里。在书满四壁的会客室，毛泽东又恢复了往日与他们的亲近关系，放松地仰靠地沙发上。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毛泽东逐个问了几位副总理、军委 副主席的情况后，说：“今天开个团结会。我们还是要搞团结嘛。”
  毛泽东看着大家，说道：“开始，我不知道什么是‘大闹怀仁堂’。后来，我听了几次汇报，才搞清楚了。碰头会上的发言，是对运动有意见，是老帅发牢骚嘛。”
  这一说，在座的心情顿时轻松了许多。 毛泽东也说得更加轻松了： “噢，这些话，是在党的会议上 讲的，是阳谋，不是阴谋。”他笑了 ： “以后，大家有意见，可以对我讲嘛!”
  “主席啊，我们没办法跟你讲呀。”
  “一天到晚被拉过来拉过去地批斗，我以为没得机会了……”
  陈毅、谭震林等几个直性子脸上露出了许久未有的笑容。他 们说着，肚里仍然有不少冤屈。
  毛泽东安慰他们：“那些天，你们思想不通，过不了关，我 心里也着急啊！你们仅仅是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思想上想不 通，这也不奇怪。想不通心里就憋着气，就犯了错误。承认错 误，检讨了就好嘛!”
  当晚，周恩来拿出一份亲自拟定的参加“五一”庆祝活动的 名单，请毛泽东批准。名单上赫然写着李富春、叶剑英、陈毅、 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的名字。而那时，各种节日 是政治资格的“检阅台”。谁能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谁就意味着“没倒”。
  毛泽东最终为“二月逆流”平反，是在粉碎林彪集团之后。那时毛泽东说：“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那个王、关、戚、‘五. 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副总理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騷。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地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 的。他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讲就好了。有时候，我们也搞 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好多年才搞清楚。”
  ●4.周恩来、毛泽东先后到达武汉
  武汉的形势一直是中央关注的重点。
  1967年7月初，周恩来接到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电话， 陈司令员汇报说：“近20多天以来，经过支左人员的工作，武汉 没有什么事，两派之间的武斗已经停止，武斗器械也上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