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的另一半

    举办以教育为主题的联合国会议是好事，但有时候把资金分配给当地会更有帮助。我们希望看到一个草根运动，能够把女性主义组织、福音派教会和介于中间的所有人结合在一起，共同呼吁总统和国会通过三个明确的新方案。理想上，这三个新方案应与欧洲、日本和其他捐助国家的类似运动配合。如果有必要，可从美国的项目开始。第一个方案是为期五年、预算100亿美元的计划，为全世界的女孩提供教育及降低受教育的性别鸿沟。这个新方案会把焦点放在非洲，但也会支持（和督促）阿富汗及巴基斯坦等亚洲国家做得更好。其宗旨不只是资助新学校（还在校门边写上“由美国人民捐赠”），还包括进行一些实验以找到最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方式来支持教育。
    在一些国家，可给贫穷家庭的女孩提供校服，帮小区居民除虫，给表现最好的女孩提供奖学金，帮助女孩处理月事，支持学校的营养午餐或把墨西哥的“机遇”计划延伸到非洲。这些方法应随机进行严谨测试，然后由外聘的评估者进行评估，才能够判断哪些方法是最经济实惠的。
    第二项新方案，是美国应带动全球赞助贫穷国家碘化盐，以防止婴儿还在母体子宫里发育时就因为缺碘而失去大约十分的智商，而每年这样的儿童有几千万名。如同我们在女孩教育那一章（第九章）所讨论的，当母体缺乏一定量的碘时，女性胎儿的大脑发育特别容易受损，因此女孩将会是这个新方案的主要受惠者。加拿大已经有了赞助碘化盐的“微量营养素行动组织”（Micronutrient Initiative），但要做的远不止于此——让人揪心的是，有那么多女孩承受和将要承受无法修复的大脑损害，而根据一项估计，消除这些损害只需花1900万美元购买碘化盐。因此，这个碘化运动的成本非常低，也显示出尽管对外援助受到的批评那么多，但还是有一些方法是便宜、简单又非常经济的。碘化盐可能不是什么有吸引力的帮助，但是几乎比任何形式的对外援助都划算。
    第三个新方案是为期12年、预算16亿美元的产科瘘管病根除计划，同时为那些抨击孕产妇死亡的大型国际运动铺路。“世界瘘管基金会”（Worldwide Fistula Fund）总裁暨总经理刘易斯·沃尔医生（Dr.L.Lewis Wall）已经和人道议题的保守者迈克尔·霍罗威茨共同拟出一份巨细靡遗的提案，以此来发起终止瘘管的运动。这份计划包括在非洲各处兴建40家瘘管治疗中心，以及成立一个新机构来协调这项运动。这是在生育健康方面少数由民主党及共和党联合行动的领域，它将会引起媒体和公众注意到改善孕产妇护理的需求，让全世界最为孤苦凄凉的年轻女性得到帮助，提升非洲的产科技术，以及激发出采取后续步骤解决孕产妇死亡问题的活力。
    这三个步骤——资助女孩教育运动，赞助碘化盐预防智力障碍，以及根除瘘管——并不会解决世界女性的全部问题。然而，针对这三项措施所采取的行动，会让潜在问题在国际事务议程上变得更重要，也会证明相关问题的确有解决之道。人们一旦看到“的确有”解决之道，就会更愿意用各种方式贡献一己之力。这个运动触及越多人越好。然而，最有效率的支持者将不只是捐助金钱，也将付出时间——也就是在前线担任志愿者。
    如果你关心贫穷，就要深入了解贫穷，而不只是一味地想打击贫穷。而要了解贫穷，就要付出时间亲身观察体会。在谈到性交易时，我们提到娥米·芭苏（Urmi Basu），她在加尔各答为遭受拐卖的女性设立了“新光”收容所。几年下来，我们已经引介了几名美国人到“新光”担任志愿者，教那些娼妓的孩子学习英文。起先这几位志愿者觉得非常难以适应。我们介绍给娥米的美国人当中，有一位是西妮·伍兹（Sydnee Woods），她是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市政府助理律师，因在职场中找不到人生意义，她请上司准许她留职停薪90天，去印度的“新光”工作。被上司斩钉截铁地拒绝后，西妮辞了职，卖掉房子，搬到加尔各答。她觉得调适的过程非常辛苦，如同她在写给我们的电子邮件中所说：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我才老实跟自己承认我痛恨印度（嗯，至少是加尔各答）。我真的爱极了“新光”——那些小孩、母亲、职员、其他义工、娥米，但是对于生活在加尔各答的其他方面我都讨厌。在那里，身为一个单身的美国黑人女子，我觉得非常辛苦。我不时会碰到怀疑的眼神——不是因为肤色，而是因为我没有结婚，又常常自己一人（在餐厅里、在购物商场等）。那样的瞪视让我承受了极大的压力，我疲惫不堪，即使到后来也没有真正习惯。
    我们的建议造成了如此痛苦的经验，这令我们非常内疚。我们问西妮这是否表示她后悔去了印度，她还会不会推荐其他人去做这件事？稍后，她发来一封迥然不同的电子邮件：我非常高兴我去了那里，我考虑明年再去“新光”。我爱上了所有的孩子，而其中两位，我一定要让他们接受教育，脱离红灯区。我知道自己在那里做了一些好事，这令我心满意足。这次经验（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永远改变了我。我变得放松、平静，好像天塌下来也不怕，而且轻轻松松就能够面对挫折和克服困难。我从来没有到国外旅行过（除了到百慕大、墨西哥和巴哈马观光之外），现在我无法想象不找机会到国外旅行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我在印度交到了一生的朋友。这很难用文字描述——我脱胎换骨，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我绝对会推荐这样的经验——尤其是推荐给其他单身的黑人女性。这个过程虽然辛苦，但是必要。印度改变了你——它让你面对自己，而那些事情可能是你原本不会去面对的。对我而言，面对自己只会带来好处，这对我就有非常正面的作用。
    事实上，加入这场全球运动的主要动机虽然是帮助他人，但结果往往是帮助了自己。如同金融家约翰·坦普尔顿爵士（Sir John Templeton）所说：“自我改善主要来自帮助他人。”
    社会心理学家近年来对于“快乐”这一情绪投入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一项惊人的发现是：我们认为会让我们幸福快乐的事物，事实上可能并不会让我们幸福快乐。比如中彩票的人一开始会兴奋得冲上天，但接着就会慢慢调适，一年之后，他们并不比没中彩票的人更为快乐。快乐程度似乎主要是源自内心，而不是明显地受到好坏境遇影响。比如接受肾透析治疗的末期肾病病人，他们一整天的心情跟健康人士对照组比起来并无差别。严重肢体障碍的人虽然一开始非常不开心，但是他们调适得很快。
    一项研究发现，意外事故受害者在半身瘫痪仅仅一个月后，大多数人的情绪都能调整过来。其他研究发现，在遭受中等程度的肢体障碍两年之内，受害者的生活满意度可以完全恢复到肢体障碍前的程度。因此，研究“快乐”的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建议，如果被卡车撞到而半身瘫痪，或是中了彩票，要记得，一年之后，你快乐与否的程度差别不大，所以过分悲观和过分乐观都不可取。然而，海特教授和其他研究者也表示，有些因素能够持续地影响我们的快乐程度。其中之一是“与超越个人的事物联结”——比如更大的使命或人道目标。传统上，进入教会或其他宗教机构就属于这项因素。而参与任何运动或是人道主义新方案，都能够因带来使命感而提升我们的快乐指数。人类是由神经构建的，会从无私的利他心中得到极大的个人满足。
    因此，我们希望你加入这个越来越庞大的行列，用任何你做得到的方式来表示支持——到巴基斯坦穆赫塔尔·马伊的学校担任志愿者，帮助“现在就平等”运动写信，或是赞助“托斯坦”好让一座村庄终止外阴切除。本书篇末列有救援组织名录，或是登录www.charitynavigator.org网站查寻，找出一两个你感兴趣的团体组织。慈善家和捐赠者通常对国外女权运动的兴趣不大，反而把较多金钱投入芭蕾或艺术博物馆等看似较有品位的目标上。若是慈善家对于现实世界女性的布施能够赶上对刻画女性的画作和雕刻的捐助，那就可推动一项强有力的国际女权运动了。
    我们并不是要你把所有捐助都放在国外女性的需求上，我们自己也没有如此。但我们希望你捐献一部分投入这些目标，而且不只是捐助金钱，也要付出时间。本书的部分版权收入将捐赠给一些妇女援助组织。如果你是学生，可以查询一下学校是否开设了探讨这些议题的课程或有无海外就学计划。也可以考虑在我们提到的组织担任暑期实习志愿者。或是在上大学前后，休学一年去旅行或实习。如果你是家长，请不要只带孩子去伦敦观光，也应该去印度和非洲走一走。在小镇会议上，问一问候选人孕产妇健康的状况。写信给地方报纸的编辑，呼吁他们大力推广女孩教育。
    历史潮流正在把女性从性玩物转变成发展完备的人。赋权女性的经济利益是如此庞大，每个国家都不得不朝那个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