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身太久会被杀掉的

他决定再次利用观光梯。本来，安装那些镜子就不是只为了何樱，这个装置可以方便他将来在大楼里制造一系列混乱，而且安装的当初，他就想到了我，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他的威胁，这是侦探和凶手之间的宿命。
    发廊总是大楼里最后一个结束营业的地方，有无数次，他看着断电后的电梯沉入地下室。我是一个幽闭恐惧症患者，所以我只敢乘坐观光梯，但是观光梯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提供一个敞开的空间，当它停泊在地下室，它会比任何四面封闭的电梯更可怕。
    他是心理医生，他知道在心理上谋杀一个人，比谋杀她的肉体更容易，也更有效。
    他等了几天，特意等到周一。他知道“苏亚”的预告是有绝对把握的。周一我总是不断地上楼下楼，忙个不停。
    六月二十八日上午九点十分，每周一的公司例会，早在五年前，这个会议就多了一个隐身的听众。比尔总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四楼的安全通道里，将扩音器贴在古老的砖墙上，戴上耳机，席地而坐，这可以让他听得更舒服，反正这个时间大家都在会议室里，不会有人进出这个区域。
    十点十五分，散会。比尔收起耳机，他已经得到了足够多的消息。比如，当天下午还将开会讨论如何处理徐晨偷换药品的事件，我一定会参加，地点还是在四楼。
    中午十一点零九分，他在MSN上主动向我道歉示好，我们开始缠绵地聊天，几乎一直没有中断过。现在回想才觉得反常，他从来没有在白天跟我聊过这么长时间。他还问我有没有摄像头可以视频聊天，说什么“我就是想每时每刻看着你，放心一点”，他恨不得能看见我走出办公室，走进观光梯。事实上，他看到了。
    那天他史无前例地说了很多甜言蜜语，他的对话框不停地闪动，这就让我再忙，也会不时地回复他，如果我下楼开会，就一定会告诉他。
    下午一点五十九分，我接到孟雨打来的电话：“卢总让你动作快点，她马上就到。我正叫人开一间小会议室出来，四〇四或者四〇六。”
    我在MSN上告诉比尔：“我要去四楼开会了，你等我下班。”
    “好的。自己当心点。”他敲了两行，他还在第三行献了一朵“玫瑰花”的图案。当我走到门口，对话框还在继续闪动，他故意不断地跟我说话，以确定我是真正离开电脑了。他一边用上网本打字，一边绕到大堂北侧，乘坐货梯飞快地抵达十九楼。或者，那时候他早已坐在十九楼安全楼梯的台阶上，手捧上网本，就像他坐在我家三楼的台阶上那样。
    我怀疑他午饭以后就一直坐在那里，就在离我三十米的近处，伺机而动，专等着我下楼开会的消息。所以他才有那么多闲工夫不停地跟我网聊，如果他在发廊里，客人和助手哪能由着他这般清闲。
    由此看来，他真应该被评为本世纪最有耐心，最尽心尽力，刻苦耐劳，当然也是最有远大理想的连环凶手。
    我的最终推理讲完了。现在已经是七月八日清晨五点十分。分局办公室的化纤地毯散发着清洁剂的气味，雨下了整夜，几乎已经让人习惯了窗外的淅沥声，天空浓云低垂，还不见晨光。办公室只剩下王小山、比尔和我三个人，值班的人都打盹去了。
    我对比尔说：“现在轮到你讲了，你来告诉我们，刚才我们的推理都是错的。”
    
    第15章
    
    一
    七月九日上午九点二十分，我提前拿到了出院小结和账单。十点四十五分，我背着手提电脑和为数不多的杂物，回到了茂名路的三〇一。
    我懒得把行李打开来，先取出电脑上网。
    何樱姐在MSN上对我说，苏亚的父母状告帕罗药业“爱得康”实验致病人自杀一案，将在十一天以后，也就是七月二十日周二开庭。当初原告在任锦然的自杀案发生后，推迟了开庭的时间，以为能搜集到对他们更有利的证据，可是这一会儿，他们似乎又后悔没有早点把官司结束了。因为苏亚的案子从自杀变成了谋杀，这等于丢掉了所有的赢面，还不如撤诉，省下一笔诉讼费。当然他们还不甘心撤诉。
    何樱姐对苏怀远和齐秀珍颇有微词，她说这对老夫妇“很奇怪”。
    一开始坚持女儿没有任何自杀理由的是他们，听起来似乎唯一的理由就是参加了“爱得康”的实验，被这药给毒死的。结果警察进一步调查，发现果真不是自杀，是谋杀，他们又不乐意了，支使律师给法院提供了一大堆证据，什么严重抑郁啦，工作压力太大，感情生活不顺利等等，硬要证明他们的女儿是自杀的。
    他们当初起诉帕罗药业，不是口口声声说是为了给女儿“讨回公道”吗？居然现在连杀死女儿的凶手也没兴趣追究了，显然，关心的只是从官司里得一大笔赔偿金而已，难道他们就是这样为苏亚“讨回公道”的吗？
    何樱为此抱怨了好几天，其实归根结底，是她觉得自己一个多月前的同情心白白浪费了。于是我少不得夸她善良，夸她单纯，再假装责备她“实在太天真”，让她的气顺过来。
    现在看来，“爱得康”前方的阻碍已经彻底被扫清了。既然实验药品都被徐晨换成了安慰剂，那么参加实验的病人自杀，“药品组”和“安慰剂组”的评估数据不分伯仲，这些都不是问题了。“爱得康”大可以重新开始第三期实验，就算药效不逮也可以在技巧上早作安排，比如说，让评估医师给病人一点暗示，安慰剂都能这么奏效，暗示的效果更是不容小觑。何樱说，这是卢天岚的原话。
    然而，这只是理论上的局面。在现实中，我住院期间，卢天岚亲自出面跟瑞安医院接触了几次，院方说什么也不愿意再接“爱得康”的实验。
    卢天岚不得不联络另外几家三级甲等医院，两三天内大约谈了四五家，都是她当销售部经理的时候培养起来的老关系。许多年了，私底下的金钱往来也不少。得到的回复都是婉拒，明里暗里给再多钱也不成。
    原因很简单，一种药，开始实验不到两个月，参加实验的病人死了两个，临床药理中心的主任被撤职查办，连医药公司本部的电梯都掉下来两次，还出了一个车祸，把一辆三菱SUV撞成了橘子。虽说这些倒霉事在理论上跟“爱得康”都没关系，甚至，“爱得康”还在两个大药瓶里一颗未动，但是，谁能说真的没有关系呢？就像谁能说安慰剂真的没有药效，哪种药品真的有某种确实的效果呢？人能了解多少？
    如果哪家有胆量把这个实验接下来，这一回，莲红色的小药丸真的从药瓶里被拿出来，散发给病人，还会发生什么更邪门的事情呢？
    估计这些天何樱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里，没人八卦，憋坏了，就把嘴上的唠叨换成了网聊的热情，从我昏迷醒来到出院，前后才八天半，她的打字速度就快了好多。
    七月九日是星期五，她跟我聊了一通以后，又搬出了老一套。她让我刚出院不要操心去想工作的事，双休日在家好好休息，周一要是觉得精神还不好，再休息几天也没关系，干脆养好了再来上班，反正，有她呢。
    说实话，我待不住。
    我问：“要不要我下午就过来？”
    何樱回：“你别毁坏我形象好不好？刚出院就来上班，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虐待你呢。”又说，“你实在想来，就周一吧，不用赶早上打卡，晚点来就行。”她就是这个毛病，心里想，嘴上客气。
    我待不住是真的。我想起还没吃午饭，可是我一点不饿，只是觉得这房间让我胸口发闷，周身僵硬，把门窗再开大都不行。难道是我的幽闭恐惧症加重了。
    我摇摇晃晃地下楼，走出弄堂，拐进Seven–Eleven。我从冷藏柜前面走过，绕过洗发水和纸巾，来到饼干零食的货架前，找到了整整两排简装方便面。我蹲在那里，轻轻触摸塑料袋底下的干面，它们就像一副副细小的骨骼。我花了整整二十分钟，无声无息地把它们一包接一包捏得粉身碎骨，一寸完整的都没有留下。
    拖着麻木的腿走出Seven–Eleven时，我显得更加一瘸一拐，并且漫无目的。我大约走出四五站地，途径两个全家超市、一个联华、一个罗森，还有一个家乐福。我默默地走进去，默默地把所有的袋装方便面都捏成粉末，尽责尽力，一丝不苟，再默默地走出来，没有人发觉。
    比尔没有反驳我的推理。在那个黢黑的清晨，他甚至还对我笑了笑，说：“我就说嘛，你这个小脑袋还不算太糟糕。”
    但是接下来，他还是对我说了很多话，这个婆婆妈妈的家伙，我就知道，他被抓走之前一定会嘱咐我一番。他说：“有件事我一定要告诉你，不说以后就没机会了，所以你这一次不可以不愿听……是关于‘柠檬’。”
    二〇〇七年平安夜之后，比尔曾代替我去见“柠檬”，把“柠檬”当年留在我这里的《环境资源保护法》还给他。这只需要五分钟，结果“柠檬”主动留他在张江的意利咖啡馆小坐，与他聊了许多。
    “柠檬”说起了校园毛主席像前最大的那片草坪，我总爱在那里睡午觉。他喜欢端详我熟睡的样子，睡着的时候，怎么看着我，都不会觉得不自然，所以他就贪心地看了个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