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原来是这样

这次，李元昊没有心慈手软，他把这位叔父当作骑兵的活靶子，万箭穿身而死。
这些无能的宋朝官吏对李元昊的野心一无所知，又漠视山遇带来的情报。我们不得不说，大宋帝国在国防上真的很糟糕，非但一味绥靖，连必要的军事情报也没有，以至于李元昊突然宣布称帝的消息传来，帝国朝廷手忙脚乱，无以应对。
在处死从父山遇后的第二个月，即1038年的农历十月，李元昊正式宣布称帝，国号为“大夏”，史称西夏。
二〇 奇耻大辱：大国打不赢小国
皇帝很生气。
这里说的皇帝是大宋皇帝宋仁宗，李元昊这个狂妄之徒，他也配称皇帝吗？只是朝廷和平主义思潮兴起，谁也不想开战，也没那个底气开战，只能象征性地做出两个制裁：其一，立即中止宋、夏的边关贸易；其二，以十万钱的高额赏金缉捕西夏间谍。
就在这时，西夏使者抵宋，带来了李元昊的亲笔信，要求大宋帝国承认西夏的独立，并且建立友好外交。宋仁宗看完后“呸——”的一声，把李元昊的信扔在一旁，断然拒绝其要求。要知道西夏所处的河西地区，在汉、唐时都是中原政权的地盘，岂是想独立就独立的呢？朝廷再出赏悬令，凡能擒杀李元昊者，即授予定难军节度使之衔。
自从澶渊之盟后，大宋帝国战事少了，国家比较安定，经济发展了，相对富庶了。因此，朝廷以为只要花点钱，就可以把李元昊摆平了。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李元昊反宋，并非一时头脑发热，而是从一开始就有明确而宏远的规划。假如宋帝国能早点发现苗头，运用经济手段还可能有成效，可是机会错过了，如今的李元昊已是下山猛虎，不可抵挡了。
正当朝廷还在想着怎么对付西夏时，李元昊却率先发难了。
1039年末，西夏大举出兵，进攻保安军（陕西志丹），拉开宋夏战争的大幕。
说实话，这几十年来，大宋的国防事业可谓是一落千丈。朝廷对外没有进取雄心，对周边的诸多势力，只是不断送予财物，以此维持边疆稳定。在这种消极思想的影响下，国家武备严重失修，将官对军事多缺乏专业知识，怯懦寡谋，军队的训练不足，更缺少实战经验。可想而知，战争一开打，大宋军队便一败涂地了。
在战争开始后几个月，西夏军队屡战屡胜，攻陷保安军，进逼金明寨，一直打到延州城下。时任延州知州兼沿边经略安抚使的范雍大惊失色，快马加鞭檄召副都部署刘平前来援助。刘平接到命令后，不敢拖延，带着一万多人马向延州开进。行至三川口时，遭到西夏军队的伏击，几乎全军覆没，刘平也被西夏兵生擒。
三川口一战，大宋帝国颜面尽失。偌大的国家，居然被小小的西夏打得丢盔弃甲，国家之尊严何存？朝廷把最能干的大臣派往边关，曾经提出御敌十策的夏竦出任陕西经略安抚使，韩琦与范仲淹两人为副使。这个组合看上去不错，都是名重一时的人物，可是一个问题产生了：意见不合！
韩琦力主与西夏决战，他认为李元昊入侵的兵力只有四五万人，宋军若采取守势，分兵把守各要塞，就无法形成一个铁拳捣碎敌人。范仲淹的看法则不同，他反对贸然进攻，认为应该婴城固守，持久作战，耐心等待机会出现时，再乘机出讨。两位副使，一个力主进攻，一个力主防守，把安抚使夏竦搞得左右为难，索性提交给皇帝裁决。皇帝一看，韩琦的方案好，速战速决，省得天天操心，于是大笔一挥，批准其计划。
康定二年（1041）二月，李元昊率领十万大军入寇，进攻渭州，直逼怀远城。敌人这个数量，远远高出了韩琦的估计。韩琦派任福领兵数万前往迎击，临行前嘱咐说，大军应直插敌后，见机行事，能战则战，不能战则据险设伏，截敌归路。韩琦虽是力主决战，但并非鲁莽行事，而是颇为小心谨慎。
任福领命而去，在张家堡遭遇到西夏军队，他率数千轻骑兵发起进攻，杀敌数百，赢得了一次小战斗的胜利。西夏士兵打了败仗后，把牛羊骆驼一扔，调转马头就逃。任福见状，你们这些小贼还想逃吗，追！于是一路追击，追到了好水川（宁夏隆德东）。此时，这位宋军总指挥早把韩琦的吩咐忘得一干二净了，他哪里晓得，从一开始自己就被李元昊牵着鼻子走，西夏军队佯装不敌，把这支大宋军队引诱到了预定的战场：好水川。当宋军行进到六盘山前时，夏军突然杀出，队列齐整，显然是有备而来。这时任福也意识到中计了，只能硬着头皮迎战了。
西夏铁骑率先出击，猛冲向宋军阵地。李元昊原本在兵力上就有优势，现在又占据天时地利，以逸击劳，很快宋军便支撑不住。战局本就十分吃力，此时夏军伏兵又从两旁杀出，宋军防线立马崩溃。此役宋军伤亡惨重，死亡人数超过一万人，主将任福战死，其下副将、偏将也死亡殆尽。在临死前，任福叹道：“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耳。”倒是还有一点血性与勇气，只是由于他指挥失当，即便一死也难以弥补其过失。
好水川之战是继三川口之战后宋军的又一次惨败。在李元昊看来，大宋帝国不过就是纸老虎罢了，他甚至让人写了一首打油诗，在宋朝边关广为张贴。这首打油诗是这样写的：“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讽刺大宋边关重将夏竦、韩琦不过浪得虚名罢了，还配得上谈论兵事吗？
不久后，夏竦被撤职了，韩琦、范仲淹的权力也被削弱了。除了韩、范两人之外，朝廷又增派两人，共分四路守备陕西。
一连串的军事失利，令大宋帝国威风扫地，国家疆域虽然辽阔，但军事力量着实与之不相匹配。这个时候，在一旁冷眼观战的契丹人觉得有机会了。
自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大体上还是能和平相处的。辽国人收了钱帛，也确实恪守承诺，并没有违约大举南侵。在宋、夏战争爆发时，辽国的萧太后、辽圣宗都已去世，在位的皇帝是圣宗的儿子辽兴宗。
当宋军在好水川大败的消息传到辽国时，辽兴宗不由得怦然心动，没想到大宋帝国的军事力量如此不济，连小小的西夏都打不赢。他心里盘计，若是在这个时候发动南侵，势必可以渔翁得利。可是宋辽两国毕竟和平近四十年，这期间辽国也得到许多金帛，贸然开战，说不过去啊，得找个理由才行。什么理由呢？当年澶渊之盟谈判时，两国曾经在一块土地问题上陷入僵局，这块土块就是所谓的关南之地，瓦桥关以南十县之地。这块土地争端当年并没有完全解决，如今辽兴宗便以此为借口，派使臣出使大宋，要求索取关南之地。
这不明摆是趁火打劫吗？
宋仁宗也摆开架式，在真定、定州、天雄、澶州四地各备兵马十万，总共集结四十万人，同时招募一批义勇军，还打造五万副器甲。这是在告诫契丹人，我是有备的，不怕你的军事威胁。备战是备战，朝廷还是打算和谈。其实我们大可怀疑宋仁宗的抵抗决心，一个西夏就让帝国吃尽苦头了，何况契丹的力量，较西夏更为强大。这位温室中长大的皇帝在心里已经做出让步，不惜牺牲部分利益，以维持同契丹的和平。
大宋朝廷派遣富弼为特使前往契丹谈判。对于割关南之地的要求，朝廷坚决给予拒绝，但是并非无条件地拒绝。宋仁宗的底线是，要么与契丹和亲通婚，要么增加岁币，二选一。富弼把宋朝的意见提了出来，但是辽国谈判代表却不同意，坚持要割关南之地。富弼强硬地回击道：“你们若坚持割地，便是毁坏以前的盟约，要是这样，我朝只有横戈相待了。”同时他还以史为鉴：“当年澶州被围困，险象环生，真宗皇帝尚且不肯割让关南之地，如今两国修好，岂有肯割地之理？”
其实大宋外交底气真的很虚弱，明明是契丹人无理取闹，还得做出重大让步，忍耐的功夫真是到家了。富弼提出来，大宋方面可以把输给契丹的岁币提高，增加白银十万两，绢十万匹。你辽国不必动一兵一卒，唾手而得大量财物，还有什么话可说呢？确实，辽兴宗没得说了，他同意了。
这样，大宋又一次以屈辱的外交赢得了和平。
又是花钱消灾，窝囊，但没办法。谁让偌大的帝国边防如此孱弱呢？
与契丹新订立的盟约墨迹未干，西夏大军又一次大举入侵。
庆历二年（1042）闰九月，李元昊入寇镇戍军，宋将葛怀敏率军迎敌。在宋夏战争中，宋军作战虽然积极，在兵略机谋上却远不及李元昊，这位西夏皇帝善于用兵，精于伪装，总能设下圈套，引诱对手上钩。葛怀敏的军队在定川寨又遭到西夏军队的围攻，阵亡九千余人，其中包括主将在内的十六名将官。李元昊挟胜利之威，长驱直入，攻入渭州，烧杀抢掠，并扬言要“亲临渭水，直据长安”，一时间，陕西为之震动。
宋夏战争开战三年，三次会战（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宋军无不败北，而李元昊则创造三战三捷的辉煌胜利。
然而，李元昊并非真正的胜者。几年战争下来，他有点吃不消了。大宋帝国虽然损兵折将，但财力还在，人员可以得到及时补充。西夏本来就不富裕，战争更加深了经济的恶化。在经历几次挫折后，大宋边防在范仲淹、韩琦的主持下，也有很大的起色，防御能力大大提高了。这些都迫使李元昊不得不考虑与大宋和谈的事宜。
促使西夏与宋和谈，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西夏与辽国的关系逐渐恶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