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原来是这样

于是乎吴璘在西北收复的三路十三州之地，一夜之间全部放弃，这可是所有将士拿命拼来了，这种结局谁也没法接受，整个兵营都充斥着悲伤的哭泣声。
后来宋孝宗召虞允文进京入对，并问及弃地之事。虞允文慷慨陈词，由于没有纸笔，他索性用手中的笏板为笔，在地板上画起地图来，向皇帝说明放弃土地的危害。宋孝宗这时才顿足道：“史浩误朕！”只是为时晚矣，吴璘所放弃的十三州之地，早已落入金人之手了。
随着老将张浚入主枢密院，主战派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在刘锜去世后，南宋中兴名将硕果仅存的，只有张浚与吴璘。张浚在高宗皇帝时就当过宰相，在朝野都享有极高的威望，他也是坚定的主战派。秦桧当权后，张浚失势，直到完颜亮南侵时，朝中无大将，宋高宗才重新起用张浚。宋孝宗向来敬重张浚为人，隆兴元年（1163）正月，他升迁张浚为枢密使，同时都督江淮军马。
宋孝宗由议和走向主战，也是大势所驱。
在张浚出任枢密使后，金国遣使前来索取被南宋收复的海州、泗州、唐州、邓州、商州之地，并致信张浚称，要按照旧约（即绍兴十一年之条约）来划定边界以及岁币，否则将兵戎相见。此时金国已经平定耶律窝罕之乱，南宋政府坐失良机，错过了最佳的北伐时机。张浚坚决拒绝金人之要求，他回信答复说：“疆场之一此一彼，兵家之或胜或败，何常之有？”言下之意，彼一时，此一时，你金国也不一定能在战场打赢我南宋。
张浚的强硬立场，令金世宗勃然大怒，遂派遣蒲察徒穆、萧琦等将领分别屯兵于虹县、灵璧，积粮修城，做好南侵的准备。
看来宋金之战，势必还要在战场上一决雌雄。
张浚入见皇帝，力劝宋孝宗移驾建康府，鼓舞士气。他分析说：“金人秋必为边患，当乘其未发攻之。”不能被动挨打，应该先发制人。与宋高宗相比，宋孝宗恢复中原的决心是比较大的，他对张浚说：“公既锐意恢复，朕难道独甘偷安吗？”于是决定出师渡淮，北伐收复中原。
由于当时金兵重兵屯于虹县与灵璧，进攻这两处据点便成为北伐的首要目标。时任淮西招抚使的李显忠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充当先锋；建康都统邵宏渊献上攻取虹县、灵璧二城之策。张浚便派遣李显忠出濠州攻灵璧，而邵宏渊出泗州攻虹县。
隆兴元年五月，众人翘首以盼的北伐开始了。
由于张浚战前工作做到位，北伐伊始，进展十分顺利。
李显忠渡过淮河后，金将萧琦率领精锐骑兵拐子马来战。北伐军士气如虹，大破金兵，进而收复灵璧。李显忠率军入城时，秋毫无犯，中原百姓风闻王师北伐，纷纷前来投奔。不久后，金将萧琦向李显忠投降。
邵宏渊在进攻虹县时，则遇到金兵顽强抵抗，久攻不克。李显忠便令在灵璧投降的金兵前往向虹县守军劝降，告以利害祸福。在李显忠的心理攻势下，金守兵军心瓦解，守将蒲察徒穆也放下武器投降。
尽管首战告捷，但宋军内部却出现不和谐因素。邵宏渊本是主攻虹县，但功劳却被李显忠抢走了，他心里不是滋味。再者，当时邵宏渊军中有一名士兵违纪，被李显忠处决，这更令他感觉没面子。于是邵宏渊与李显忠两员北伐主将之间出现了裂痕。
拔取金兵两城后，北伐军再接再厉，挥师进攻宿州。李显忠再度发威，大败金兵，追击二十里，克复宿州。当宋孝宗得悉此捷报后，大为鼓舞，他写信给张浚，称赞说：“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
不过，宋孝宗高兴得太早了。
宿州失守后，金国很快组织大军反扑，出动十万步骑兵欲夺回失地。李显忠邀邵宏渊夹击金兵，但邵宏渊却按兵不动。不仅如此，在李显忠与金兵血战时，邵宏渊居然还和部下说风凉话：“当此盛夏，摇扇于清凉且犹不堪，况烈日被甲苦战乎？”试想想，主将都袖手旁观，将士哪有死战之心。李显忠孤军难敌金重兵集团之围攻，便连夜撤军到符离。金兵追至此，宋兵大败，军资军械损失殆尽。幸亏金人没有乘机南下，否则的话，宋军的损失将更加惨重。
张浚主持的北伐就这样草草而终。
南宋发动的这次北伐战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时机选择不对。宋孝宗在对金态度上，较宋高宗为强硬，但上台之初尚且在和战之间犹豫，错失利用金国内乱的良机。当张浚北伐时，金世宗的统治已经稳固。
其二，北伐的规模有限。在此之前，朝廷刚刚命令吴璘放弃西北三路十三州。吴璘是南宋将领中屈指可数的令金人畏惧的名将，没有他在西北牵制金兵，北伐的威力大打折扣。与完颜亮集六十万兵力从海陆大举南征相比，南宋的北伐只是小打小闹，进攻方向单一，故而符离一败，北伐便宣告失败。
其三，南宋荒于兵事已久，军队战斗力低下，特别是中兴名将陆续谢世后，高级将领青黄不接。更有甚者，像邵宏渊这样的将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综合以上三点，南宋北伐，无天时（错失金国内乱之机），无地利（放弃西北十三州），无人和（李显忠、邵宏渊不和），安得不败！
北伐失败后，朝中主和派乘机大肆攻击主战派，把北伐收复中原的主张诬为“邀功钓誉”，身为皇帝的宋孝宗处境尴尬，进退两难，只得下罪己之诏称：“朕明不足以见万里之情，智不足以择三军之帅，号令既乖，进退失律。”为了平衡主和、主战两派，宋孝宗把主和派领袖汤思退与主战派领袖张浚同列为相兼枢密使，可是这么一来，朝廷完全陷入两派混争之中，乱得不可开交。
在中国历朝中，宋代政治较为清明，但有一个很大的弊病，就是向来有党争的传统。本来朝中大臣意见不同有争议这是正常的事，若以事论事，把争议限制在问题本身，在国家利益上能以大局为重，那么两派尚有妥协合作之机会。
我们必须看到这样的事实，主战派多是拳拳爱国，以收复中原为己任，满腔热情，但此时已非岳飞的年代，南宋军队积弱难返，要提升战斗力绝非旦夕之功，欲收复中原，尚须深谋远划。同样，我们也不能把主和派单纯认为是投降派，像秦桧这样的卖国贼毕竟不多，他们的一些观点还是针对时弊的。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
在于政治立场上的争论，往往变成意气之争，变成对人而不对事，党同伐异。主战派攻击主和派是卖国求荣，这不完全是事实；同样，主和派攻击主战派是贪功邀誉，更是胡说八道。就这样，双方争议不休，即便宋孝宗有恢复之志，也陷入进退两难之境。
四一 乾道和议：长使英雄泪满襟
不管怎么说，事实摆在那里：北伐失败了。
就在这时，金人抛出和谈条件，共四条：其一，故疆，就是宋金两国边境如旧约所规定；其二，岁币如旧，每年金银二十五万两及绢二十五万匹；其三，称臣，宋仍然向金称臣；其四，还中原归正人，就是把中原逃往南宋的人遣返。
对于这四个条件，除了岁币之外，其余三点南宋都表示不可接受。与旧条约划定的边界相比，南宋政府还控制了海、泗、唐、邓等州，朝廷认为，这四州之地，乃是金帝完颜亮撕毁和约后被南宋所收复的，既然金人背约在前，南宋当然不承认旧条约的规定，新条约应该以实际控制区重新划定边界。至于宋向金称臣，那更是不干了，你想打就打，想撕毁条约就撕毁，我还向你称个屁臣。归还中原人，更是不可能，这里既有抗金志士，又有金国叛将，归还岂非把这些人送上死刑台？
金人知道南宋君臣比较要面子，便修改了一条：把金宋之礼，由君臣变成叔侄，宋主向金主称侄而不称臣。
和议一起，朝中主战派与主和派更是水火不容。张浚、虞允文、胡诠等是坚定的主战派，反对任何议和立场。张浚为备战做了大量工作，在江淮一带增置大量战舰，招揽淮北、山东豪杰，各军的弓矢器械都十分充足。同时，张浚重用金国降将契丹萧琦，萧琦本是契丹望族，沉勇有谋，张浚意在约契丹为援，牵制金国。可以说，张浚公忠体国，俨然是南宋的长城。
倘若主和派与主战派能和衷共济，有军事为后盾，可进可退，可攻可守，就算议和也能争取到最大的利益。然而这种想法只是奢望，主和派只是把张浚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他们抓住张浚北伐失败这个把柄，大肆攻击，还向皇帝说“愿以符离之溃为戒”，并指责张浚跋扈，浪费国资等。倾向主战的宋孝宗没了主意，张浚悲愤之下，连续八次上书乞致仕，最后宋孝宗诏罢张浚。
几个月后，张浚在忧愤中病死。
临死前，他给儿子张栻（南宋著名理学家）写了一封家书，也是他的遗言：“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张浚是宋代名臣，为南宋朝廷立下汗马功劳，早年他起兵勤王，平苗、傅之乱，后宣抚川陕，重用吴玠，确保川蜀之安全。秦桧当权时，他未能得到重用，及至晚年，当国家再遭入侵时，不顾年迈，毅然挑起重担，可谓精忠报国也。
张浚死后，朝中主和派更加得势。
汤思退是人如其名，一心“思退”，不求进取。为了和议速成，他竟然尽废边备，罢筑寿春城，解散万弩营，停修海船，撤海、泗、唐、邓四州之兵。张浚为抗击金兵所做的努力，竟然在短短的时间内毁于一旦。南宋自毁长城，金兵却毫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