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盛世（出书版）

英国人在写礼品清单时，十分强调这架望远镜的特殊之处，还特意强调了它是大科学家牛顿所发明。可是英国人的一片苦心白费了。在翻译时，翻译图省事，语焉不详，而且漏掉了牛顿的名字。
  这些东西让皇帝兴趣索然。
  真正让皇帝感兴趣的是其中的印刷品，喜欢绘画的皇帝承认这批画作确实十分精美。留在圆明园没有北上的巴罗写道：“（这批印刷品）主要是英国贵族和名人的肖像。为了易于接受，用黄色的摩洛哥革装订成三册。皇帝对这批肖像极其欢喜，派飞骑来到圆明园，（向英国画家）索要每一个人的姓名、爵位和官衔，并将其译成满文和中文。”
  看过之后，皇帝命人把这些贡品摆在澹泊敬诚殿前，供中国百官观赏。
  虽然对这些小件礼品有些失望，不过对于那些留在北京的大件，皇帝还是充满期待。毕竟，这些东西用了三千人才运到，光安装调试花了二十多天的时间，其新奇巧妙，应该可想而知。
  为了早点见到这批礼品，皇帝取消了每年生日之后都要举行的狩猎活动，提前返回北京。回到北京后，皇帝没有进城，而是直接去圆明园看贡品。因为马戛尔尼不愿在他面前下跪，所以他没法叫马氏陪同讲解：“皇帝一到圆明园，便前来观看礼品——这是当时在场的丁维提告诉我们的。他宁愿表现出这一合乎情理的好奇姿态，因为他知道马戛尔尼不会来向他夸耀这些‘贡品’。特使只是在第二天才获悉皇帝参观的事。”
  然而皇帝的反应大出英国人的意料之外。英国人对“天体运行仪”寄予了很大希望。它向中国人立体而清晰地展示了太阳系的全貌。中国人的宇宙观还停留在天圆地方阶段，而英国人已经通过仪器，直观地告诉了中国人地球是如何围绕太阳运动的。“该仪器准确地模仿地球的各种运动，月球绕地球的运行；从仪器上还可看到太阳的轨道，带四颗卫星的木星，带光圈及卫星的土星等……它所设计的天体运行情况可适用一千多年。”
  然而在翻译过来的清单中，这个仪器被称为“天文地理大表”，中国人认为，它是用来测算节气的。甚至认为它和那种被称为“八音盒”的音乐装置类似。
  皇帝也没有兴趣弄明白这架奇怪的大表到底是做什么用的。他关心的是里面的机关消息是不是与以前见过的钟表有什么不同。然而，据中国匠人汇报，并无新奇之处：据派出学习之西洋人及首领太监、匠役等佥称，连日留心看得大表内轮齿枢纽运转之法，并无奇巧，与京师现有钟表做法相同。
  皇帝因此对它就没了兴趣。
  至于地球仪，皇帝更看不上眼。因为这东西康熙的时候就传到中国来了。宁寿宫、乐寿堂里的地球仪已经放了上百年了。英国人想要通过地球仪展示的是他们的地理知识和航海成果。“该地球仪标有受英王陛下之命在世界各地远航所发现的新地方，并画出所有这些远征的航海路线。”而这些奇怪的地名和符号，皇帝根本看不懂。况且翻译也没有提到什么新航线的问题，只翻成：“天下万国四州山河海岛，都画在球内。亦有海洋路道，及画出红毛船只。”
  对于那架“地理运转架”，皇帝和中国官员只注意到了其座架花纹一般，不如宫中旧藏：“地理运转架一件……座架上装饰花纹尚不及景福宫仪器精好。”
  唯一引起皇帝兴趣的是帕克透镜。英国天文学家在皇帝面前卖力地做着各种示范。他将一块金属放在透镜前面，一会儿工夫，金属熔化了。皇帝十分惊奇，由此得出了结论：“无论透光镜或望远镜的原料都是玻璃，同一种东西通过欧洲人的技巧而做出不同功能的仪器来。”
  这真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不过皇帝并不以为奇。西洋人的长处就在于制造这些淫技奇巧而已，于人生日用并无大的裨益。试想，谁会用这样笨重的家伙来点火呢？只有和砷表现出了漫不经心的兴趣和一定程度的敏锐。“和砷用它来点他的烟斗——似乎这个仪器只是个‘笨重的打火机’——并提了几个问题：‘是否可以用这透镜去火攻敌方的城市？阴天时它们如何起作用？’但他并不听回答。”
  帕克透镜的表演以哄堂大笑结束：“一个冒失的太监伸出手指被烧痛了，匆忙把手缩了回来，这引起了哄堂大笑。示范表演就到此为止。这太可怜了。”
  皇帝又看了一眼气压计，确定了他的失望。“他看了一眼气泵，临走时冒出这么一句话：‘这些东西只配给儿童玩。’”
  在礼品中，英国人最希望中国人重视的是“君王”号的缩小模型，这是一艘装备着一百一十门大炮的战列舰，是英国舰队中最出色的战船。如英国人所愿，皇帝被它吸引了片刻。但是他提的问题却遇到了翻译上的困难。
  皇帝扫兴地走了。不过基于他不同寻常的英明伟大以及他的军事素养，他后来还是补看了一下英国火炮的演练。不过很不幸，他们没有用英国炮手。“来了一名官员，他要求把炮弹即刻送到圆明园去试射。但中国人自以为技术熟练，没有要用我们的炮手。”
  这次没有英国人目击的演练效果如何，不得而知。不过从此之后，这些欧洲的最先进的迫击炮就再也没有被搬出来用过。总的来说，皇帝认为英国人是一个爱吹牛的民族，开始所称的极大极好的贡物，只不过是“张大其词”，很多甚至比不上中国人自制的“精巧高大”。
  皇帝总结说：
  现今内府所制仪器，精巧高大者，尽有此类……至其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
  英国使团还有一样撒手锏。这虽然不是什么高精尖产品，但使团成员几乎个个认为它会在中国打开销路，这就是英国马车。
  中国马车几千年来一直没有大的变化。由于车轮是木制的，座位位于轮轴上方，人正好坐在重心上，又没有弹簧等减震设备，因此乘客饱受颠簸之苦。坐上几十里路，往往困顿不可言状。
  英国人马上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发现，甚至皇帝坐的马车也是一样的不舒服：“皇帝轿后有一辆二轮马车，式样笨重，又无弹簧座位，同中国的普通马车相差无几……同英国赠送的舒适、轻便、华丽的马车比较起来，上下悬殊简直无法比拟。”（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而中国人乘坐英国马车的感受也让他们信心大增。斯当东写道：“特使在这段路上乘坐从英国带来的马车。从北京到鞑靼区这条路上，这样规模的大马车，大概首次遇到。特使有时约请几位同行的中国官员进到车来同坐一起。中国官员最初怕车身太高，容易倾覆，特使告诉他们绝对安全。他们坐在车上，看到各种灵巧设计，尝试到舒服的弹簧座位，可以随意开关的玻璃窗和百叶窗，车子走得又稳又快，他们乐不可支。”
  如果说皇帝的科技知识缺陷使他无法理解英国科技仪器的过人之处，那么他的屁股总能感受到西洋马车的舒服吧？
  他们因此判断，这将成为英国人用来交换茶叶的有力武器：“中国人的民族感情总无法否认和抵抗舒服方便的实际感觉。如同钟表和布匹一样，将来英国马车也将在中国是一大宗商品。”
  不料，事实证明这又是一个可笑的一厢情愿。英国人“进贡”的两辆有弹簧减震设备的马车，根本没有被乾隆看见。因为车子的形制不合中国规矩：
  所有礼物当中，那辆哈切特制作的漂亮马车最叫中国人伤脑筋了。京城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光是车上哪一部分是供皇帝乘坐的就让他们争执不休了。那辆冬天用的马车驭座篷罩带有漂亮的花边，装饰着玫瑰垂饰。它华丽的外表和高耸的位置让大多数人立即认定这是皇帝的座位。但是车厢之内该由谁坐就难以判断了。他们检视了窗户、百叶帘、帷幔，最终得出了结论，那只能是给他的嫔妃坐的了。那个老太监跑来问我，听说那个漂亮的高座是给车夫坐的，皇帝的座位在车厢里面，他面带讥笑地问道，难道我认为大皇帝会容忍有人坐得他还高、把背冲向他吗？他想知道，我们是不是有办法把那个驭座拆下来，移到车厢的后面去。（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原来，西式马车车夫的座位位居车厢的前面且高高在上，车夫背对皇帝，不合中国的礼制，只好将这辆车“束之高阁”。
  这件事很容易让人想到乾隆的重孙子媳妇慈禧的另一件事：1898年，外国人送给太后一辆德国杜依尔汽车公司生产的第一代奔驰轿车。从普通人角度分析，这大奔至少要比马拉的轿车减震性能好，也要比人抬的凤辇减少颠簸感。然而，史料记载慈禧对这辆大奔并不满意。因为这辆车里，司机坐在太后的前面，这让慈禧很扫兴。因而仅仅坐了一次，这辆豪华的大奔就被慈禧弃而不用了。从那时起，这辆大奔就一直停在颐和园内。据说在“文革”动乱期间被砸烂后扔进了废品堆。
  对礼品的失望加重了皇帝对英国人的反感。他认为自己受了“张大其词”的英国人的骗了。
  而马戛尔尼偏偏选择了这个时候通过和砷向皇帝提出了英国的几项主要要求。他认为，皇帝认真观看了英国礼品后，应该对英国有所敬畏了。
  见到马戛尔尼的这封信，皇帝才明白了英国使团的主要目的，并非是庆祝他的生日，而是想提出这些过分的要求。
  即使是心情良好，皇帝也绝对不会考虑同意英国人要求中的任何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