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你是这样的宋朝

有人说，1852年，在上海租界成立的沈家湾义务消防队，是中国第一个消防队。也有人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由意大利军队招募了一批华人在天津租界组织的官办救火队，才是中国的第一支消防队。还有人说，1868年，香港成立了中国地区最早的现代消防队。
总之，许多人认为的中国首支消防队，不是中国人自己建立的，言外之意，中国人没有这个意识也没有这个能力。只有在租界，或者在殖民地，由洋人发起，才能够成立消防队。
但事实是这样吗？
实际上，宋代已经成立了世界最早的、专职的、公共的消防队。叫作潜火队。
我来介绍一下宋代的消防队基本情况，并跟近代上海的沈家湾义务消防队比较一下，看看相隔七八百年，哪一个消防队更加先进。
据《东京梦华录》“防火”条记载，汴梁城内的街巷，每隔三百步设一所“军巡铺屋”，每所铺屋置“铺兵”五人，负责“夜间巡警”。又在城中高处修建“望火楼”，“楼上有人瞭望”，楼下“有官屋数间，屯驻军兵百余人”，还有“大小桶、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叉、大索、铁猫儿”等消防设备。一发现哪处起火，马上驰报，潜火兵即刻出动，“汲水扑灭，不劳百姓”。
再据《梦梁录》，南宋临安的街道，每隔二百余步，“置一军巡铺，以兵卒三五人为一铺，遇夜巡警地方盗贼烟火”。在诸坊界建望火楼，高四十尺，日夜驻兵瞭望，发现烟火即拉响警报。军巡铺与望火楼的主要功能是消防报警。宋朝还将杭州城内外划成二十三个消防区，各区设置一个“火隅”，各隅视区域之大小分别配备消防官兵一百至数百员，负责本区域内的灭火。“火隅”有点像今天的消防中队。
来跟清末上海的沈家湾义务消防队比较一下。首先，看名字就可以知道，清末上海的沈家湾义务消防队并不是专业的，而是由不支薪水的志愿者组成的。换言之，是乌合之众，专业性肯定不足。宋代的潜火队则是由专职的潜火兵构成，平日接受严格训练。
救火最重要的是警报。清末上海沈家湾义务消防队的报警方式是这样的：凡遇火灾，先鸣警钟，并用钟鸣的长短来区分发生火警的地段。比如鸣钟一次，每历十秒钟，再鸣一下。代表第一个消防区发生了火警。第一区即苏州河北沿西华德路、闵行路暨吴淞路之东。如果每历十秒钟，鸣钟二下，则代表第二消防区发生了火警。如果每历十秒钟，鸣钟三下，又代表上海第三消防区发生火警，即苏州河至大马路（今南京东路）之间。在还没有广泛应用电话的清末，这看起来很先进吧。
但且慢。
来看宋人是怎么做的。在南宋杭州，设有望火楼，望火楼上的瞭望兵一旦发现火警，立即敲锣拉响警报，白天以旗为号，晚上以灯为号，指明失火方位。宋政府将杭州城内外划成几个防火警报区，并进行编码，如朝天门内的区域代码是三，朝天门外的区域代码是二，城外的区域代码是一，消防警报拉响后，消防官兵根据望火楼挂出的旗帜（或灯笼）数目与方向，便可立即判断出失火的大体方位。
跟沈家湾义务消防队的做法差不多吧。我有点儿怀疑，上海租界的消防队是不是从宋代消防制度获得了灵感呢。
外滩公园VS宋朝公园
城市消防队的情况先说到这里。想更具体一点了解的，可参见我新书《生活在宋朝》，里面有一篇《大宋消防队》。接下来谈城市公园。
许多研究晚清近代史的学者都认为，中国自古只有皇家园林、私家园林，而绝不会建造供公众游览、憩息的公园。比如雷颐老师便说，“举世皆知，中国园林可谓历史悠久美不胜收，但不是官家园林就是私家花园，从无‘公园’”。张鸣老师也说，“中国古代，没有公园，但私家园林却不少。最大的私家花园，一般都属于皇家。权贵和富豪，也有自己的园子，有的还相当精致。”
学者考证出，中国最早的公园建制，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由洋人引入的。他们还考证出，中国最早的一个公园于1868年出现在上海租界，为租界“工部局”修建，叫作“公家花园”。就是后来闹出“华人与狗不准入内”风波的那个外滩公园。
但事实是这样吗？
传统中国的皇家园林、私家园林确实非常有名。不过，可能有些朋友并不知道，宋朝有一部分皇家园林是对市民开放的。清代的北京市民可能想都不敢想进颐和园玩玩，但北宋开封的市民是每一年都可以进皇家园林游玩的。
明代《汴京遗迹志》记录说：“梁园，芳林园，玉津园，下松园，药朵园，养种园，一丈佛园，马季良园，景初园，奉灵园，灵禧园，同乐园，以上诸园，皆宋时都人游赏之所。”《汴京遗迹志》列出的园林，多数为北宋开封的皇家林苑，都向公众开放，任士庶游赏。
晚清出洋考察的清廷官员曾经应邀参观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一世的离宫，惊奇地发现这一处皇家宫苑居然对市民开放，“工人士女来游者甚众”。他们却不知道，开放宫苑，纵民游览，其实是宋代的一项制度安排。只不过这一制度在宋亡之后便中断了，以致生活在清朝的人已经不敢想象皇家禁苑竟然可以任由平民游玩。
另外，宋朝的私家园林通常也是对公众开放的。跟今天的私家园林完全不一样。宋人邵雍有一首《洛下园池》诗，就提到洛阳名园的开放性：“洛下园池不闭门，洞天休用别寻春。纵游只却输闲客，遍入何尝问主人。”邵雍的儿子邵伯温，写过一本笔记《邵氏闻见录》，里面也描述了洛阳私园的开放性：牡丹花开时节，人们“于花盛处作园圃，四方伎艺举集，都人士女载酒争出，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引满歌呼，不复问其主人”。
对游人开放的皇家园林与私家园林，即使不能说是公园，至少也是城市公园的雏形吧。
那么宋代有没有真正的公园呢？也有。这个许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宋代的公园叫作郡圃。有时候，宋人也称其为“公园”。所以“公园”这个概念，宋代就有。
宋代的每一个州郡、甚至县城，都设有郡圃。韩琦在《定州众春园记》中说，“天下郡县无远迩小大，位署之外，必有园池台榭观游之，所以通四时之乐。”这些郡圃，都是对市民开放的公园。只不过，有的公园是定期向公众开放的，有的则是完全开放的。
宋代郡圃在开放期间，对游人完全不作任何歧视性的限制，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官员还是平民，男性还是女性，均可入园游赏。反倒是在清末，不少被今日研究者认定为“公园”的城市公共园林，却针对游客身份作出了种种限制，“公园”的开放性与公共性大打折扣，比如上海的外滩公园禁止华人入内；天津植物园要求男女分开游览：“星期一、二、五、六，准男客入览。星期四、日，独许女客入览”，保定的莲花池公园也规定：“星期六只准妇女游览，不准男子入内。”而我们的学者，宁愿认定不怎么公共的外滩公园为中国首个城市公园，却不愿意相信开放的宋代郡圃就是名副其实的公园。我觉得很讽刺。
厘金VS工商税
这是宋代城市公园的情况。先说到这。最后介绍一下晚清出现的厘金。
厘金是什么，实际上就是商税。
厘金有很多问题，弊端，但平心而论，商税是必须要征收的。不征商税，清政府财政便面临崩溃。
有学者的研究指出，“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后，洋务派旋即大力举办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洋务运动，无论是在中央财政投向还是地方政府支出方面，厘金都参与了早期现代化的建设，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清政府征收厘金，也可以看作是响应近代化的需求。
在征收厘金之前，清政府对工商税是极不重视的。不少研究晚清史的人还进而提出，在近代西方冲击之前，在晚清洋务运动之前，中国的政府都是不追求工商税的，只知道抑末崇本。都这么说。教科书也这么教学生。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我们来看宋代。宋朝是历代王朝中最重视工商业与工商税的。甚至表现得有点“贪婪”。对于传统社会来说，政府对工商税的重视，与今天政府对工商税的重视，意义完全不一样。传统王朝一旦将政府的注意力从总额有限而征收成本高企的农业税转移到商业税之上，那便是获得了近代化的第一推动力。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传统政府为了扩大商业税的税基，势必要大力发展工商业。为此，宋朝需要积极修筑运河，以服务于长途贸易；需要开放港口，以鼓励海外贸易；需要发行信用货币、有价证券与金融网络，以助商人完全交易；需要完善民商法，以对付日益复杂的利益纠纷；需要创新市场机制，使商业机构更加适应市场，创造更大利润……这是重商主义的连锁反应，最后极有可能促成资本主义体系的建立。
我们说宋代商业发达，城市繁华，港口开放，社会活跃，政府开明。这些归根结底，也许都可以归因于宋朝的重商性格。
从宋朝的财税结构来看，在宋朝的财政收入中，从宋真宗朝开始，来自工商税与征榷的收入超过了农业税，北宋熙宁年间，农业税的比重降至30%，南宋淳熙—绍熙年间，非农业税更是接近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