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你是这样的宋朝

北宋仁宗朝，“车驾行幸，非郊庙大礼具陈卤簿外，其常日导从，惟前有驾头、后拥伞扇而已，殊无前典所载公卿奉引之盛。其侍从及百官属，下至厮役，皆杂行其道中。步辇之后，但以亲事官百余人执挝以殿，谓之禁卫。诸班劲骑，颇与乘舆相远，而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所过有旗亭市楼，垂帘外蔽，士民凭高下瞰，莫为严惮。逻司街使，恬不呵止，威令弛阙，玩习为常。”
如此简陋的皇家仪仗，恐怕还不及后世一个县长下乡视察时之威风。围观皇帝的士庶，非但没有跪伏、回避，还跟随在皇室扈从之后，“夹道驰走，喧呼不禁”。皇帝车驾经过的街路，“士民凭高下瞰”，官方也“不呵止”。
问：宋代虽然也有太监，但有宋300年，太监之患没有像前面的汉唐和后面的明朝那样恶劣，请问何解？
吴钩：宋代对宦官势力的遏制远比汉、唐、明三代严格而有效。宋人自认为本朝“宦寺供扫洒而已”，当然不够实事求是，因为宋代宦官实际上是允许参与政务的，包括率军作战。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宋代确实没有出现宦官窃权乱政的情况。原因何在？《宋史》的《宦者传序》说得很清楚：“祖宗之法严，宰相之权重”。“祖宗之法严”代表了皇室对宦官的抑制态度，唐代宦官乱政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不能不令宋代皇帝对内臣专权充满警惕。宋室的防范措施包括限制宦官的数量，如太祖强调宦官“自有定员”，不得超过50人；到宋哲宗时，宦官改为限额100人。宋代虽然有宦官率军作战，但都是临时性差遣，并不能长期独掌兵权（童贯是唯一的一个例外）。
对宦官集团更重要的掣肘力量来自以宰相为首的政府，即所谓“宰相之权重”。宋代采用“以外统内”的治理框架，外廷宰相领导的文官集团有权过问内廷事务，包括参议宦官之任用、升迁。而内廷则不许干预外廷国政，用宋人吕中的话来说，“我朝所以无内朝之患，以外朝之除拜，在内不得而知，内庭之请谒，在外可得而知之也。”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宋仁宗时，有个叫作杨怀敏的宦官因有过失，被罢免了“入内副都知”的职务，但皇帝大概比较宠信他吧，准备下旨让杨怀敏官复原职，但是皇帝的意见（当时称为“词头”）却被政事堂（宰相机构）下面的知制诰驳回了。知制诰告诉仁宗皇帝：根据本朝制度，被免职的副都知，是不可以官复原职的，所以臣不敢草拟这道诏书，封还词头。
问：感觉宋朝的宰相都好牛，也不怎么给官家面子，是因为宋朝独特的继承制度吗，就是太祖和太宗血脉交替继位，您怎么看？
吴钩：宋朝的宰相牛，我觉得是因为宋朝士大夫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自觉与抱负，同时宋代又形成了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共识与格局。
问：有观点认为，宋代士人的地位空前提高，甚至到了可以与君主共治天下的地步，但也有观点认为宋代一系列制度使得权力进一步集中，皇权得以更加强化。您如何评价这两种看法？
吴钩：我当然更认同前一个看法。虽然“共治”一说早已有之，如汉宣帝自谓“与我共治者，唯良二千石乎”，唐太宗也曾对群臣说：“朕与公辈共理天下。”但汉唐皇帝所说的“共治”（共理），只是将士大夫当成辅政之工具，只有到了宋代，士大夫才得以以政治主体身份，当仁不让地要求与君主“共治天下”。
问：为何以士大夫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在宋朝能与皇权形成均势平衡的局面？
吴钩：简单点说，我认为，1.宋代士大夫群体自身力量的成长，士大夫群体以天下为己任意识的养成。2.宋朝皇帝本身的文明与克制。3.宋朝形成了一套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君臣各有职守不可相侵的制度。
问：综合来讲宋是中华文明的巅峰时期，同意这个观点吗？
吴钩：同意。王国维先生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问：宋朝的经济科技文化都是华夏历史上的巅峰，可是后世中国人都以汉唐为傲。请问这是何故，谢谢！
吴钩：我也有同样的疑问，一直以来，“人们往往一提到汉朝、唐朝，就褒就捧：盛世治世。一讲到宋代，就贬就抑：积贫积弱”（宋史学家张邦炜先生语）。反观海外的汉学界，他们评价最高的却是宋代中国，美国多所高校采用的历史教材《中国新史》（China：A New History），其中有一章的内容宣称“中国最伟大的朝代是北宋和南宋”（China’s Greatest Age：Northern Sung and Southern Sung）。
这种截然相反的评价非常有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中国人看待中国历史，往往摆脱不了对国运的关注，因而影响情感的取舍，更看重国家的强盛。而海外学者则能够保持超然的心态去评估一个王朝的文明表现。正是从文明的角度，他们发现了宋朝的诸多了不起的成就。
问：有人说你是宋吹，认为你把传统社会理想化了，你怎么看？宋朝真的比西方社会更美好么？哪怕是某些方面。
吴钩：我对传统社会的讲述是不是有美化，欢迎据（史）实反驳。我不觉得我理想了传统社会，很可能是这么说的人在头脑中预设了妖魔化传统的立场。至于宋朝是不是比西方社会更美好，这得看是什么时候的西方。如果拿一千年前的宋朝跟今天的西方社会相比，你觉得公平吗？而如果是跟同时期的西方比，宋朝时候，整个西方还处于黑暗的中世纪中，毫无疑问，其文明程度远远比不上东方的宋朝。
三、从数目字看宋代中国的成就
【政府岁入】
两宋的财政岁入，基本上都保持一亿（贯）以上。北宋治平二年（1065）的数字是11600万（贯）——这个数目并不是北宋岁入的最高额，却已是唐代最高岁入的一倍，其中货币性岁入为6000万贯以上，比重超过了50%。
作为对比，明末在田赋中加派“三饷”，又派出税监矿使，四处搜刮工商税，搞得天怒人怨，岁入也不过增加了2000万两（其中税监搜刮的工商税每年只有四五十万两）。
【财税结构】
在宋朝的财政收入中，从宋真宗朝开始，来自工商税与征榷的收入超过了农业税，北宋熙宁年间，农业税的比重降至30%，南宋淳熙—绍熙年间，非农业税更是接近85%。
作为对比，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全国田赋正额约为2680万石，占全部税收的75%。隆庆朝与万历朝前期（1570—1590），国家的杂色岁入（含商税、海外贸易抽税、盐课、轻赍银、役与土贡折色等）约370万两白银，这个数目只及宋代征榷收入的零头。而清代在道光朝之前，地丁银（农业税）占全部岁入的70%以上，关税与盐课的比重不足30%。
【外贸收入】
在南宋政府每年近一亿贯的财政收入中，来自市舶的收入（包括进口商品抽税、进口香药专营利润）最高贡献了340万贯，大约占3.4%。年进出口总额接近3800万贯。
作为对比，晚明的隆庆开关，只是开放一个月港，海关抽解每年不过区区二三万两银，跟宋王朝整个海岸线都对外开放、每年抽税以百万贯计的格局不可相提并论。
【铁产量】
按日本学者吉田光邦的估计，北宋的铁年产量为3.5万-4万吨，美国学者郝若贝则相信有7.5万-15万吨，国内学者葛金芳也认为宋代一年用铁约在15万吨上下。
作为对比，到18世纪初，整个欧洲（包括俄国的欧洲部分）的铁总产量才有14.5万-18万吨。
【货币发行量】
北宋的最高年铸币量则是570万贯，这还不包括铁币与纸币的发行，平常年份都维持100万贯至300万贯之间。
作为对比，唐代的最高年铸币量为33万贯，通常年份只是维持10万贯左右。而明代近300年的铸币总量，竟然不及宋神宗元丰年间一年所铸的货币量。
【城市人口】
北宋东京有26万户，以每户6人计算（这是保守的估计），26万户即有156万人之众。另按赵冈先生在《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中的推算，如果计入郊区的人口，南宋临安的总人口“应有250万人左右”。
作为对比，宋代那时候，伦敦、巴黎、威尼斯等西欧城市，人口不过10万，被欧洲人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的大马士革，人口也不过50万，相当于唐代的长安。今日开封市的市区人口，也才80多万。
【城市化率】
北宋的城市人口占20.1%，如果以1亿人口计算，即有超过2000万的宋朝人成为城市居民。南宋时达到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