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宿舍的枪声

最初几十年不可能令人一切都感到满意。
他的长篇大论和热情使她不悦，但又担心惹他生气。她装出很有兴趣地听他讲的样子，让他觉得他的说教很吸引她。否则，弄不好他会大发脾气，无法平息他的怒火。她没有忘了那一次他被激怒，头也不回地疯狂跑走的事。
鲍里涅维奇心中也在发生着变化。他仍然认为他爱她，和以前一样对她温存。他仍然幸福地憧憬未来；争论中他懂得了分寸；他默默地承受着怀疑和受屈的折磨。但是往日的信心被某种别的东西所取代了。他开始发现很多以前没有注意的东西。好象有人从内心里支使他的注意力转向过去从未注意过的地方。他不由自主地总是在观察，想不这样可越来越难。有一次打猎时当她猎获一只野兔时，她那凶狠的目光和残酷的表情使他感到惊讶。暗藏在她黑暗的心灵深处的残忍本性流露出来了。她同样冷漠地用枪托把山鹑的脑袋砸烂，把一只离开母兔的小野兔的头也砸得稀烂。
“别这样，”鲍里涅维奇推开她的手求她，转过身去不忍目睹这种残忍的举动。
“您作为一名法医也太有点伤感主义了，”她讥讽地笑笑，“您尽给飞鸟和昆虫唱赞美诗，喜欢天真可爱的生物。可您看长尾山雀，它把粉红色蝴蝶连翅膀都一起给吃了。”
她脸上轻蔑和幸灾乐祸的表情伴随着蔑视的说话口气。只有当偶尔什么龌龊不祥之物落到脚底时人们才这样说话。
在一次考试期间，一个女大学生向鲍里涅维奇抱怨季娜伊达老师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说她不喜欢学生。她讲起一次考试的情形。“您为什么给我打不及格？”女学生问助教。“这是因为男生太喜欢您了。”女助教回答说，“您不配有这样的幸福。象您这样的女孩子不会成为一位有才能的学者，也不会成为一位正派的医生。”
类似这样的话以前就有人对他说过，但他没有重视。她是善良的，爱孩子，爱老人和病人。在他的心目中她不可能会这样冷酷无情。女学生的抱怨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开始听人们怎样谈论女助教了。大家说她心肠不好，不关心他人的疾苦，而且还很厌烦。鲍里涅维奇企图为此寻找辩解，但这是徒劳。他的疑心加重了，他感到痛苦和烦闷。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而且来得如此突然。
鲍里涅维奇在法院遇到一位年轻的法医，他们谈起一起难以侦破的棘手案件。他查不清楚是挥金如土的出纳员开枪自杀，还是盗匪把他打死的。年轻法医请鲍里涅维奇帮助他。
“您去找我们的季娜伊达吧，”鲍里涅维奇说道，“她有一篇关于火药药灰痕迹的著名论文。她自己对各种武器也很在行。”
“谢谢，正派人是不应当同她这种人打交道的，”法医突然这样回答道，“请原谅我粗直的言词。是她害了我的父亲达里涅茨基教授的。父亲临死前写信告诉我的。”
鲍里涅维奇本想保持沉默，他觉得过于好奇是不应该的。但良心早就是他的严厉的审判法官，他不能沉默。
“我认识您的父亲，”鲍里涅维奇满怀同情地说道，“他的不幸真可惜。我们都坚信他是无罪的。请问，季娜伊达与您父亲的死有何关系？”
“不清楚。”年轻法医不说了。
偶然交谈引起鲍里涅维奇极大的不安。这是真的还是诽谤，或是企图使他俩闹翻的挑拨？但愿不是真的。如果这是事实，那他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那天季娜伊达回到家非常高兴和得意。她去找一天没有看到的鲍里涅维奇，并邀他一起去看歌剧。她有两张票，应当赶快动身。
他要她坐下，说道：
“您对我并不很坦白，您的过去没有全告诉我。我要您想一下有关达里涅茨基教授的事。我很想知道。”
他话语简短，声音不高，举止安祥平静，丝毫没有歹意。她妩媚地一笑说道：
“我一时很难想起来，咱们在幕间休息时谈吧。快穿衣服，时间不多啦！”
“晚不了。”他仍然平静地说道，“我想知道您上大学时出过什么事？您同达里涅茨基教授有什么关系？”
“他又不是我的情人。“她戏谑地说道，“我从来没有爱过七十岁的老头子。怎么样，满意了吧？现在快走吧。”
爱情是天真轻信的无穷的根源。季娜伊达没有想到，她是多么的不谨慎。
“我跟您说过了，”她越来越不耐烦地说，“咱们在幕间休息时再谈。得啦，您就让步吧，别和我争了。”
“我不去了，”接着是不友好的回答，“您说说您和达里涅茨基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这是最后一次问您。”
季娜伊达气极了，粗暴地问道：
“您干么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干么要这样贬低我呢？谁灌输给您这种诽谤的，您说，说呀！”她越说越气，“您怎么不说话啦？”
她觉得再说一句不好的话，他就会火冒三丈，急风暴雨地向她劈头盖脑而来。“一生气我就把握不住自己！”她想起他的话，“为了不让自己发脾气我费了多么大的劲啊。”灾祸已临头，可她也无法自己了。
“达里涅茨基教授是告密的牺牲品。我没有必要对您讲这些。”
“谁告密的？”鲍里涅维奇紧迫不放，他已不再隐瞒他对她的不信任了。
她装出再没有什么可谈的样子打算回到歌剧的话题上。但他警告道：
“您还没有说是谁告密的。”
“安德烈·雅宏托夫。就是那个文书。”她装出冷静的样子。
“为什么？”
“我没有责任回答这个问题。”
“您有责任！”鲍里涅维奇大吼一声。根难相信这可怕的吼声竟是不久前对她还那样温柔可亲的人喊出来的。
她充满了恐惧和厌恶说道：
“好吧，我告诉您。是他包庇了我。达里涅茨基教授要我把隐瞒多年的情况填表。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他是怎么知道的。”
“什么情况？”他仍然激动地问道，“您说得明白一些。”
和盘托出她是做不到的。这代价太高了。不论是鲍里涅维奇，还是其他什么人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应当让他息怒，她只好向他吐露一部分！
“德国人占领时期我在一家医院当护士。”她好象是从牙缝里往外挤似的……
“德国人占领时期？”他打断她问道。
“是的。是德国人。这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我们被俘的医生不是也在为人家看病吗？在我国不是也医治德国俘虏吗？”
他猜出在这半真半假的招认中还隐藏着某种更严重的事实。他仍穷追不放，继续问道：
“为什么您不同意把这一情况填进表里？”
“您干吗什么都要知道？”她意味深长地笑笑说道，“就说这是因有某种隐私之故罢了……我有这种权利吧？……找时间再和您谈。现在不谈……同意吗？”
“我在等着您的回答。”他迫不及待，又大声说道，“您是在考验我的耐心！”
她明白了，如果不把问题谈得一清二楚，他是不会冷静的。还是由她自己谈出为好，达里涅茨基的儿子是说不出好话的。
“达里涅茨基不满意我的解释。他暗示我与德国军官来往的事。”
“他暗示过您？”
“我和一个慕尼黑的年轻军官认识这是真的。我下班后他经常送我回家。他叫阿尔弗莱德，会讲俄语。我们常常一起交谈。”
“达里涅茨基怀疑您什么？”
没有马上回答。季娜伊达耸耸肩膀，扬起头，好象回想教授想给她加的罪名，看来什么也没有想出来。没有把握地说道：
“具体的说不上来……看来他是怪罪我和一个盖世太保交往甚密。”
“您知道他是盖世太保吗？”鲍里涅维奇继续问道。
“这我也是以后才知道的。阿尔弗莱德告诉我说他是一个步兵连连长。”
接着是长时间的停顿。鲍里涅维奇向门口走去，没有回身，默默地站在那里。
“您可为祖国帮了大忙。”他仍然避免看她，说了一句。
季娜伊达这时已丧失理智，对对方仇恨地瞥了一眼，恶毒地冷笑一声道：
“您知道祖国对我帮了多么大的忙吗？当我还不到十九岁，我的父亲不经审判和调查就被枪毙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也不会饶恕！”
仇恨使她变了形：缩小了的瞳孔射出凶光，嘴巴歪斜。紧攥着拳头威胁地在挥动。鲍里涅维奇还是第一次看到她这个样子。看她这个样，鲍里涅维奇的火气反而平息了一些，便平心静气地继续严厉地问她。
“那么后来雅宏托夫怎么样啦？”
“不知道。”她回避答。
“后来雅宏托夫怎么样啦？”他重复了一遍。
“他好象后来被判了刑，”她回答道，“在流放地死去了。”
她本应当再补充说：“他乖乖地按我的意志行事：诬陷了达里涅茨基……我用不着他了。”
“怎么样，满意了吧，您这样审问自己未来的妻子，不觉得可耻吗？”她妩媚地微微一笑，和刚才判若两人。
“您永远不会成为我的妻子！”他坚决地回答道。
那天晚上他俩哪里都没有去。季娜伊达回到自己的房间，鲍里涅维奇阴郁地陷入了沉思。难以忍受的屈辱和痛苦在折磨着他，他突然感到孤独并有一种难以名状的不幸的预感。他真的爱这个无情无义的女人吗？他真的不能缺少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