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语2

老孙约他喝了一顿下午茶，软硬兼施，连哄带骗，司机招了，但好像又没全招。司机一口咬定他不知道女人是谁，只知道他们约会的地方在渝字楼。既然在渝字楼，自家的地盘，老孙决定放胆一搏，放他出去。
    夜长梦多，老孙只给海塞斯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后，海塞斯如期回来，姜姐也回家去了。第二天上午，老孙被手下带着去到市中区中山路附近的一条冷僻小巷里，石板路，拾阶而上，一溜木板房，多数是两层楼，家家户户门前屋后挂着红辣椒。老孙走了一个来回，最后走进一户人家。
    这就是姜姐租住的房子，房东是一对老头老太，都已年过花甲，老头吧嗒吧嗒吸着水烟，对人爱理不理的；老太婆坐在堂前纳鞋底，见有人进屋，很贤惠，上来跟老孙打招呼，很客气很热心。相谈中，老孙知道他们有两个儿子都在前绒，女儿嫁的也是个当兵的，屋子就这么空了，便把隔壁一问屋出租给人住，现在住的是一个“大美人”。老太婆对姜姐印象十分好，不但夸她人长得好，心眼更好，经常提前支付房租，有时还给老头子送纸烟。
    老孙想知道平时有什么人跟她来往，老太婆连声说：“没有，没有．”还解释说她丈夫在部队上当大官，所以她待人接物很注意影响，住了一年从来不见她带人回来过。见问不到东西，老孙就很想去隔壁那间屋看看。当然不能硬闯，便来了个缓兵之计。下午，老孙先叫人支走老头老太婆，安排他们去警备区前线官兵家属接济中心领一袋大米，其间，老孙与两名手下趁机对姜姐租住的屋子实行全面搜查。没有发现发报机，也没有发现其他可疑，唯一有一点可疑，是屋内有一部电话机，而且居然藏在床头柜里，引起老孙警觉。
    回头，老孙去通信机站核查这部电话，本想办个手续，登个记，让机站窃听这部电话。可一查吓一跳，这部电话居然是“红线”，是与汪精卫主席联络的专线，要窃听必须有委员长的手令才行。
    陆从骏闻讯着实感到震惊，以为姜姐只是日鬼的虾兵蟹将，哪知道居然还是条神秘的大鲨鱼。大鲨鱼固然诱人，但要是抓捕不当，有可能让你网破船翻：所以，保险起见，陆从骏不得不去请示杜先生。
    先是久久沉思，后来突然对陆从骏爽朗地笑道：“看来你要立大功了。”陆从骏诉苦说：“我一个人怕没这个能耐，我想窃听这电话都没资格。”这话说得不好听，接近发牢骚。杜先生斜他一眼，荡出一步，从陆从骏面前走过去，用背脊对他说：“谁说你是一个人，你的意思这一路走来都是一个人？”
    “不，还有你。”陆从骏讪笑。
    “就是，至少还有我。”杜先生回过头来，肯定了他的媚谄。接着，杜先生说：“汪某的降和不是秘密，时下不乏有人说他在与日本人暗中勾结，妄图颠覆国民政府，但一直苦于没有实证。”
    “据我所知，汪身边的人最近在上海、南京等地与日本特务高层组织梅机关接触异常。”
    杜先生说：“是的，委员长对此非常重视。所以，你给我盯紧这条线，没准可以顺藤摸个大瓜出来。”顿了顿，又说，不乏得意地，“你们查，那叫顺藤摸瓜，在党国政治大局来看，这叫敲山震虎。某些人如果能够悬崖勒马，知难而退最好，要不然……”说到这里，杜先生忽然缄口，但眼神和语气充满杀气。这样的锋利只转瞬即过，他很快又恢复了常态，吩咐陆所长，“事不宜迟，你马上去安排人准备窃听电话。”
    “那手续……”
    “让机站窃听才要手续，难道你自己不会架台机器？”
    意思很明白，让他自己动手干。陆从骏回去即给老孙布置任务。窃听嘛，多容易的事，切开电话线再接一根线出来的事，小学生都会做。老孙叫上人在姜姐住的这条巷子里租了一间屋，屋子窗外便是电线杆，爬上电线杆，并联一根线进屋，这巷子里的所有电话都成了他们的囊中物，想偷听谁的电话，犹如探囊取物一样容易。
    天黑了，姜姐下班回去了。
    姜姐回家，职业地东看西察，注意有无人人室的迹象。这一切，她做得自然不刻意，显然是“每日一课”，已经养成习惯。察看一周，并无异样，她放心地放开手脚．宽衣丢物，洗手洗脸。
    诸事妥当，她掏出一纸条，准备打电话。当她打开床头柜时，发现了异样——原来她在话机上盖着一块绣花丝巾，虽然丝巾依在，但花的方向反了（本来是倒放的，现在正了）。她见此，立即警觉地去找房东问：“今天有无人来找过我。”
    “没有。”房东老太说。
    “你们今天有没有离开过家？”
    “下午我们去了一趟警备区。”老头子说。
    “警备区？干什么？”
    老头说：“没什么，就问我们家儿子现在在哪里。”
    老太说：“你知道的，我家两个儿子和女婿都在前线部队上，他们给我们发了十斤大米。那个长官还说，我大儿子在十九路军，那是抗日的英雄部队，等以后赶走了鬼子还要犒劳我们呢。”
    老太缠着她还想多说，姜姐根本无心听，应付两句就回自己屋里去。一个小时后，姜姐带着一身灰烬和一只皮箱出了门。灰烬可能是烧了一些东西吧，皮箱里是什么？她要溜吗？就让她溜，看她去哪里，跟着她走也许可以摸到更大的瓜。
    夜深了，石板路上因为姜姐敲出的清亮的鞋跟声而显得更加清冷，更加寂静。
    走出巷子，路口停着两辆人力车，车夫一个是年轻人，一个是中年人。年轻人在抽烟，中年人在打盹。姜姐叫醒中年人，上了他的车。
    “快走。”
    “去哪里？”
    “重庆饭店。”
    车子走后，姜姐不时张望后面，注意有无跟踪。没有。拐过一条街，还是没有。她似乎觉得有点奇怪。后来凭着路灯，她无意间发现车夫弯腰露出穿的衫衣是军队的制服衫衣，且侧腰处明显有别枪的迹象，不禁恍然有悟。姜姐见前方有一个路口，支使车夫：“前面往右。”
    车夫回头说：“你不是要去重庆饭店，怎么往右？”
    “少废话，叫你往右就往右。”
    “好嘞。”
    小巷深深，了无人影。
    快行至小巷尽头时，姜姐突然掏出手枪，向车夫后脑勺连开两枪，跳下车钻进另一条小巷，逃之天天。她就这么跑了，永远跑出了黑室的视线，直到几个月后，三号院的人去河内追杀汪精卫时，才在同一宾馆发现她，那一天也成了她的末日。
第十四章 第四节
重庆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坝，系江水常年冲积而成，珊瑚坝是市中区长江水域北岸最大的沙洲，东西长约两公里，南北宽六七百米，夏季洪水期常被淹没，冬季桔水期，露出水面的沙洲可达上数万平方米。一九三三年，时任四川善后督办的刘湘为统一川政，下令在此动工修建机场。这也是继广阳坝后，重庆的第二座机场。
    珊瑚坝机场虽然简陋，却留下了中国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足迹。尤其重庆作为陪都期间，蒋介石、林森、汪精卫、冯玉祥、宋子文、孔祥熙、张群、陈诚及周恩来、叶剑英等，都是这儿的常客，从这里“飞天”。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时令已近大雪，江面上袭来的寒风，比山谷里钻出的穿堂风还要阴冷。上午八时，戒备森严的机场，突然驶进两辆小车。
    战时的珊瑚坝机场属一号院管辖之地，对出入人员有严格的检查制度，但车上下来的人是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何文杰、陈堂涛、桂连轩和王庚余等一行要员，值班的人不敢造次，只好眼睁睁地看他们登上飞机。
    飞机拔地而起，开始了汪精卫的卖国之旅。
    次日，汪精卫、周佛海、陈璧君、陶希圣、曾仲鸣一行飞到了越南河内；两天后，另一位叛国主谋陈公博从成都起飞，经昆明到河内与汪精卫一行会合。二十九日，汪精卫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蒋介石发出“艳电”，公然打出对日本乞降的旗帜。
    这一下，离开重庆的人可多了，明的，暗的，天上飞的，地上走的，先行的，拖后的，加起来至少走了几百人，都是一群追随汪贼卖国求荣的货色。还有不少人想走又没走成，比如相井、姜姐等等。在原计划中，他们俩都是在走的名单里的，尤其是相井，他来这里干吗？不就是来为汪一行出走铺路架桥，现在他们走了，他大功告成，理所当然要跟着走。
    可由于出现变故，汪一行出逃时间和方式，跟原计划有较大变动。本来他们中大部分人要绕道去成都出逃，重庆走的只有汪精卫和其老婆陈璧君，这样分头走，不易引人瞩目。但由于临时发现姜姐已被黑窒盯上（房间被搜查，电话被窃听，人被盯上），汪精卫担心他们都已经被盯上，于是搞突然袭击，连夜收拾东西，第二天早上就行动，比原计划提前了四天。
    他们这次走，连相井都被蒙在鼓里，直到十九日，一行人到达河内后才发来电报告知情况，并要求他不得轻举妄动，要静候待命，处理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