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与(观察)

他认为，促成中共造成承认异己尊重异己的民主风度，与发扬个性冲淡党性的温和气氛是可能的。但必须是在真正的和平到来以后，他的根据是：“大半出身于中产阶级的中共，我相信他们会接受自由主义者善意的批评，每一个自由主义者应当有这种希望，同时也应当有这种信心。”① 
  不过李孝友在文章中对内战问题的看法与杨人楩并无差异，他也期望中共能够回到政协道路上来，不到最后绝望关头，不诉诸武力。 
  李孝友文章之后，早年曾是中共党员的施复亮也在《观察》上发表了《论自由议者的道路》参加论战。 
  施复亮没有批评杨人楩及与其自由主义者的意见，而是集中阐发自己对于中国前途的看法和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他是主张走中间派的政治路线的。 
  施复亮认为，假如中国当前政治斗争的结果，只有两种可能的前途：不是殖民地化的法西斯的前途，便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前途，那么自由主义者只有选择后一个前途而不能有所迟疑。可是从当前的国内外形势看，上述第一个前途绝无实现的机会，第二个前途也还很少有实现的可能。他说“在最近的将来所能实现的前途，恐怕还只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资本主义的经济。”②对这条道路的实现，施复亮认为自由主义者应负极大的责任。然而，中国历史的发展，没有被施复亮言中，他认为不可能的那个前途，恰恰在很快就到来了。   
  第二节 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3)   
  施复亮本人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是，自由主义若必须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承认自己是广大人民中间的一部分或一分子，以广大人民的利害为自己的利害，以广大人民的要求为自己的要求。这大概是针对当时自由主义者过分看重个人自由而言的。他还说：“自由主义者在国民党统治下应当努力争取自由’，在共产党统治下也要有勇气争‘自由’；但他争取的应当是多数人的自由，不应当是少数人的自由。只有这样，‘自由主义者的道路’才是正确的道路。”①施复亮毕竟是曾直接参加过政治活动的人，对政治的运作有切身的体会，所以他在文章中，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分高估知识和理性的力量有委婉的批评，认为这是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屡屡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政治的矛盾是“力量强弱之争”，谁有力量，谁在政治上就有发言权。施复亮在对国共的评价上，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他认为国民党不等于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也不等于苏联或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所以不能完全用欧美的眼光来评价这两个党，无论好坏都应当根据目前的事实。与李孝友的观点一致，他也认为只有在内战彻底停止，和平真正到来以后，才会有真正的民主。他“希望国民党统治区域实现真正的民主固然是一种空想，要在中共统治区域内实现广泛的民主恐怕也是一种奢望。”施复亮认为决定中国前途的力量，不仅是国共，还有自由主义者和国共两党以外的广大人民。他在文章的最后对自由主义的前途给予了这样的评价：“自由主义者，可能不是革命者，但必然是民主主义者。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必然有待自由主义者的努力。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自由批评‘异见’同时充分尊重‘异见’。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始终坚持民主精神来从事民主运动，解决政治问题。自由主义者的这种努力，在个人方面也许要归于失败，但在民主政治的促进上决不会失败，尤其在民主政治的教育上更不会失败。”②这确是对自由主义精神的深刻理解。 
  在施复亮文章发表之前，《观察》在它的《观察·文摘》专栏中转载过朱光潜为《独立评论》写的一篇社论，题为《自由分子与民主政治》。 
  朱光潜与杨人楩、陈衡哲、储安平等人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基本一致。他认为，自由主义不属于一个政党，只保持一个中立的超然的态度。他说：“他不参加一个政党，有时因为他要专心致志于他的特殊职业，没有工夫也没有兴趣去做党的活动；有时也因为他觉得有党就有约束，妨碍它的思想与行动自由，而且他也看到在党与党的纷争中，一部分人如果能保持一个中立超然的态度，那对于国家社会有健康的影响。”①朱光潜认为，既然为自由知识分子，就不应该有组织，因为有组织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纪律，因而难免“党同伐异”“阿其所好”，这与自由分子的精神是背离的。他认为，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应当仇视自由分子，因为自由分子如觉得某一党某一问题是正确的，值得同情的，那自由分子肯定会成为它的朋友。因为自由分子是站在全体人民福利一边，是以公正的态度为民谋福利的。他说：“自由分子是政党的清化剂”，是在野党与在朝党冲突的一种缓冲。”自由主义者是国家至上的，决不会以党派利益而妨害国家利益。 
  朱光潜对自由分子在中国的地位的评价是：处在夹缝中，左右做人难。他说：“在朝党嫌它太左，在野党嫌它太右。”都以为它是眼中钉，恨不得拔去。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我难说在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未来，中国真正的民意还要藉社会上少数优秀的自由分子去形成，去表现。假使这一部分人被逼得终归于没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值得各方人士郑重考虑一番。” 
  《观察》的这场讨论持续了近两年多的时间，从《观察》创刊到被国民党查封，这个讨论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杨人楩文章发表以后，还曾有潘光旦就当时刚刚开过的世界自由主义大会发表的《自由宣言》写的一篇长文《读〈自由主义宣言〉》。文章侧重于从本意上阐释自由主义的原则和基本精神。②接着郑慎山发表了《释LIBERAL·LIBERLISM》，从“自由”和“自由主义”的概念上阐明自己的理解，并对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一文中所始用的概念谈了不同意见。随后张东荪又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发表了不同意见。①这两篇文章着重谈了对于“自由”和“自由主义”概念的来历和在西方的基本含义，没有过多涉及当时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及出路。②在这次《观察》的争论中，张东荪写了许多文章。首先他认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今天已成为过去。张东荪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与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评价有关。在40年代，张东荪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评价是首先看到了它没落的一面，他认为“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正要推车撞壁之时”。张东荪当时过于看重资本主义国内的贫富不均，对外的愈趋于侵略。他在自由与平等之外，引进了生产的概念。当时张东荪特别推崇苏联的计划经济，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救命汤。”他说：“用计划经济以增加生产遂使社会主义站得住，这乃是苏联对于人类的一个无上贡献。”③   
  第二节 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4)   
  可能是有感于经济的落后，在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当中，在经济上许多人是推崇苏联的，至少是肯定其在经济上的成功。这种错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某些幻想。张东荪在他的文章中有将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割裂开来的倾向，他已经隐隐约约感到“社会国有计划性而有些呆板，则我们尚留一个绝对活泼的田地在其旁”。这个绝对活泼的田地即是他所主张的“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他认为：“社会的计划性只为了生产，总是有时间性的；一个计划完成以后必须增加。所以社会的一时固定是一种不得已的事，亦并无绝对的可怕。但却必须在固定中留有一个变化的活力可以发生的余地。这就是文化方面的绝对自由。我主张在这一方面使养成良好的自由传统充分培养个人主义的良好习惯，此即我所谓补习中学功课是也。本来在西方也是自由主义的根底本在于文化。文化上没有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绝无法建立自由主义。中国今后在文化上依然要抱着这个自由精神的大统。文化上的自由存在一天，即是种子未断，将来总可发芽。” 
  这次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讨论中，张东荪将偏重于自由主义精神在政治方面的价值引申到文化建设上的看法，确是非常有见的。不过对文化上的自由，张东荪似乎有些理想化了。他以为计划的社会与文化的自由可以并存且互不妨碍，这未免有点天真。其实计划的社会必然导致文化上的专制。 
  1948年10月，杨人楩又发表《再论自由主义的途径》一文，算是对一年多来各种对自由主义批评的回应。杨人楩保持了他一贯的自由主义立场和对自由主义概念的理解，并回答了一些对自由主义的批评。 
  当时对于自由主义的批评集中在两点上，一是有人指责目前的自由主义之所以难以实行，主要在于国人的知识水准低下，得不到民众的支持，会自趋没落，杨人楩对此的认识是，这种指责没有什么道理，像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也不是一般人民所能读懂的东西，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不得不以口号来刺激人民，以使人民相信。而自由主义却在努力以理论与事实来说服人民。二是许多人指责自由主义在当时国共冲突激烈的情况下，是一种可以两面讨好的东西，这种左右夹攻式的批评，引起了信奉自由主义的人的强烈反感，杨人楩便说：“假使自由主义者是投机取巧的，那么，在这动荡不安的局面中，顶好不推出具体的主张，更不必表明与国民党或共产党之不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