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与(观察)

他们过分注意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能否生长和这种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而没有注意到为什么自由主义思想虽然在中国从来没有得到过长时间自由生长的机会，这种思想一直没有从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心中消失，而且成为影响了一代代知识分子的重要思想来源。②1949年以后，虽然这种自由主义思想被压制了，但只要有机会，就会发现它的巨大影响力。1957年反右之前，当年《观察》的撰稿人几乎都有自觉的表现。1966年文革之后，虽然经历了将近10年文化专制主义禁锢，但在1978以来，在20年间历次运动中一大批知识分子的表现，无不带有自由主义者的气质。无论是储安平，还是《观察》的撰稿人，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当时对于自己的作用都有非常清晰的认识。   
  第二节 储安平、徐铸成的交往   
  储安平在关于《观察》撰稿人的情况中，提到的“不克担任”的撰稿人，就是《文汇报》总编徐铸成。对于这件事，戴晴曾写道：“1988年，笔者就此节直接请教徐铸成先生，这位年届八旬的前辈报人清楚地记得这件事：‘我那时可是有点左倾幼稚病，认为他搞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帮国民党的忙，最后终会走上反共反人民的道路，就没有回他的信。当时就是那么一种逻辑。后来三报被封，大公报落井下石，只有两个人站出来说话，一是密勒氏评论报的John Powell，一是《观察》的储安平。’”① 
  徐铸成在《我的同乡》里说：“我和他第一次见面，还是在1942年。他在湖南蓝田国立师院任教，兼为附近一报社写社论，道出桂林，曾来访晤。1945年他和吴世昌在渝创刊《观察》（应为《客观》），抗战胜利后移沪出版，曾邀我担任特约撰述。我不同意他们标榜的第三条道路，未予答复。1947年，上海《文汇报》及《联合晚报》、《新民报》同被国民党封闭。第二天，一位所谓‘舆论权威’，在某报写一短评，题为‘保障正当舆论’，大意说，三报已封闭了，希望政府今后切实保障舆论。含沙射影，似指我们是‘不正当’是为‘共党张目’的。当时站出来愤愤不平的，据我所知，一是《密靳氏评论报》，说中国两张权威报纸，一是中间偏左，一是中间偏右，应该配合前进，不该相互攻击，更不该乘人之危，投井下石。另一即储安平，他写了一篇长文，说徐铸成虽是我同乡，而为人极傲慢，《观察》请他当特约撰述，他一字不复，尽管这样，我们对于《文汇报》等遭到某报的暗算，不能不愤怒，实在太不符合新闻道德了……”① 
  徐铸成对于此事的说法大体没错，但由于是多年后的回忆也难免有不确切的地方。当时的情况是储安平在《观察》上写了一篇题为《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示的态度》。储安平在文章的最后说：“我和联合晚报的同人，一个都不认识，甚至连他们的姓名我都不知道。新民晚报的高级负责人中，有二三位是我的朋友，可是彼此皆忙，虽然同在一地，我和他们已有整整8个月未见过面。文汇报的总主笔徐铸成先生前后见过四次面，都是寒暄。我曾有事写过两封信给徐先生，但是徐先生为人傲慢，吝赐一复。独独大公报里面，我的朋友最多。单说在大公报编辑部服务的，就有6位先生是本刊的撰稿人。但是我们今日所检讨的问题，不是任何涉及私人思想的问题。我们今日从政也好，论政也好，必须把私人的感情丢开。这就是今日我们需要锻炼自己的地方。当此一日查封三报，警备车的怪声驰骋于这十里洋场之日，我们仍就不避危险，挺身发言，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都寄托在我们的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死为之；大义当前，我们实亦不暇顾及一己的吉凶安危了”。② 
  当年储安平请徐铸成做《观察》的撰稿人，徐铸成“不克担任”，两人最终未能合作，然而到了1957年夏天，储安平作为《光明日报》的总编辑，由于放言“党天下”，而最终结束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生涯。而徐铸成也由于《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成为右派，所幸徐铸成的命运比储安平要好，虽然经历了1957年的夏天，但最后还有一个安好的晚年。比较1957年储安平被迫写的检讨《向人民投降》和徐铸成的检讨《我的反党罪行》，虽然都出于无奈，但即使在这种类型的文章中也能看出两人性格和思想的差别。   
  第三节《观察》撰稿人的三种类型(1)   
  储安平、费孝通和钱钟书大体代表了《观察》撰稿人中的三种类型，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三种类型。他们三人都是有专业的知识分子。在自己的专业之外，尚能对社会进步投入一部分热情，这正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特征。不过他们关心政治的方式却有很大区别，这种区别可能来自于三个人各自性格和兴趣的不同，但也与他们每个人对中国政治的理解和评价不同。 
  《观察》撰稿人中有这样三种人： 
  一是企图通过自己办报办刊来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人。 
  二是在专业之外对政治怀有浓厚兴趣并试图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扮演某种角色的人。 
  三是对政治完全看透而钟情于学术的人。 
  第一种人常常以自己所认定的政治理想为追求目标，用自己的思想影响政府，但又不愿完全陷入政治的旋涡中去，他们所信奉的影响政治的方法，用傅斯年的说法是：“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①储安平属于这一种人。 
  第二种人是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人，他们不如第一种人超然，如果有机会，他们愿意参加到一定的政治集团中去。费孝通属这类人。 
  第三种人是看透政治并厌恶政治，他们对于政治绝非不关心，但这种关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完全退入内心，对政治冷眼旁观；一种是把对政治的理解融入到自己所选择的专业中。钱钟书就属这类人。 
  储安平、费孝通和钱钟书同年。在《观察》时期，都曾和储安平有过一定的交往。在《观察》近3年的历史中，费孝通是发表文章最多的一位作者。他的《乡土中国》、《乡土重建》都是作为《观察》丛书出版的，仅署真名的就有34篇。这些文章基本上都在作者的专业之外，不是关于社会学的专门研究，而是关于中国政治、时局、民族性格以及介绍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的。费孝通后来曾回忆道：“《观察》是日本投降后到解放前这一段内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论坛。知识分子就是好议论。《观察》及时提供了论坛，一时风行全国。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当时我年华方茂，刚身受反动势力的迫害，岂肯默默而息。于是仰首伸眉，振笔疾书，几乎每期《观察》都有我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① 
  费孝通对政治却一直抱有热情，在学生时代受其兄长费青的影响，很早就参加过政治运动，他曾经试图退入纯粹的学术专业中去，但对政治的热情又总把他从专业中分离出去，他曾说过：“两年以后我对国家的关心又复活了，我不再仅仅满足于帮助个人，治疗身体上的疾病这个目标。人们的病痛不仅来自身体，来自社会的病痛更加重要”。② 
  费孝通年轻时形成的对政治的热情，一直持续到今日。对于费孝通来说，1957年是他人生中的一次根本转折。在1949年以前，作为社会学家的他，在李公朴被暗杀后，面对白色恐怖，他敢于在报上公开发表声明，认为：“李公朴的血是标志着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运动的转折点。”“是最后胜利的前兆”。在1957年，费孝通能写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样的文章。他在1980年复出之后，虽然仍能在他的文章中感到一颗知识分子跳动的心灵，但却很难再读到像《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那样的文章了。作为一个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他更有资格、更有机会放言国是的时候，作为知识分子，费孝通的影响却不如他年轻的时候。他曾说过：“四十年代后期是写作上第一个丰收期，对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有一定影响”。在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费孝通成为新时代学者从政的一个典型。 
  在《观察》时期，钱钟书一共给《观察》写过5篇文章，其中还包括他给储安平的一封信。这4篇文章的题目是：《说“回家”》、《补评英文新字词典》、《游历者的眼睛》和《杂言———关于著作的》。 
  从题目上可以看出这些文章远离政治随笔。储安平早就认为：“钱钟书先生，若把各种条件总加起来，他是中国最出色的一位治文学的人。他造诣的广博精深，允为同侪器重。他的文章另有风采，别具一格。”① 
  钱钟书在《观察》上只写了几篇简短学术随笔，他对政治的态度和他对政治特有的回避方式，常使人想到《围城》。抗战结束以后，有多少作家在为国家和民族命运忧虑重重，而钱钟书却能够在他的书中把这一切都消解在永恒的日常人生主题中。当有人问到钱钟书：在抗战末期，钱先生和张爱玲女士同是上海红极一时的作家时，钱钟书连忙说：“我不如她。我从来没有见过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