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卷十八：王安石变法

皇帝也不再犹豫。他对韩维说：好吧，就由你来拟诏。[10]
  诏下。三天以后，大雨。[11]
  这当然未免太有戏剧性，因此未必可靠，就算属实也是凑巧。但此事被史家大书特书一传再传，却充分体现出他们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可以说，那种憎恶，那种快感，那种幸灾乐祸和咬牙切齿，简直就是溢于言表。
  对于郑侠来说，这却是及时雨，至少救了他一命。不过这位敢于直言的小官，还是被王安石的党羽流放到英州（今广东省英德市），只是由于神宗的保护才幸免于死。[12]
  王安石也离开了相位，被贬为江宁知府。尽管这并不是最后的结局，他本人也在十个月后官复原职，但显然已经风光不再，与皇帝的关系也大不同于前，以至于在一年多以后再次被贬到江宁，永远离开了政治中心。
  失去了这个主心骨，改革其实已难进行。
  又过了八年半，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卒，享年三十八岁。太子继位，是为哲宗，年仅十岁。原来的皇太后成为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对变法进行反攻倒算。第二年即元祐元年，王安石去世，新法全部被废除。至此，一场轰轰烈烈又虎头蛇尾的改革，终于一败涂地。[13]
  也许，一切都缘于郑侠那张图。
  这就必须问个为什么了。答案也无非是这样几种：王安石有问题，宋神宗有问题，反对派有问题，新法有问题，或者变法本身就有问题。所有这些答案都有人主张，也都有人反对。我们的故事，却必须从头说起。
  [1]以上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甲戌日条、《宋史·郑侠传》。郑侠献图的时间，（南宋）林栗《言行录》称在熙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但未被李焘采信，但书“先是”二字。今为叙述便，姑采信之，亦姑妄言之，不必较真。郑侠所献之图失传，今据《宋史·郑侠传》所载描述。
  [2]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甲戌日条、《宋史·郑侠传》。
  [3]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甲戌日条。
  [4]见《宋史·郑侠传》。
  [5]郑侠自请处分，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甲戌日条。
  [6]王安石新法的规定，见司马光《涑水记闻》，转引自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甲戌日条注。
  [7]以上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熙宁七年四月丙戌日条。两宫指斥王安石乱天下，李焘记为“他日”，毕沅记为“久之”，林语堂《苏东坡传》认为是郑侠献图当晚。但据《宋史·王安石传》，似在郑侠受到处分之后，王安石罢相之前。
  [8]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己巳日条。
  [9]见《宋史》之韩维传、王安石传。
  [10]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一熙宁七年三月乙丑日条、《宋史·韩维传》。实际上，神宗与韩维的讨论有多次，韩维的应对既有面陈，也有上书，但核心是废除新法，故此处从简。
  [11]下雨的日子和下诏的日子一样已不可考。据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一熙宁七年三月乙丑日条注，废除新法是在三月二十八日，即郑侠献图后的第三天。据《宋史·韩维传》，当日即天降大雨。据《宋史·郑侠传》，下雨是在废除新法以后三天。今姑从《宋史·郑侠传》。
  [12]见《宋史·郑侠传》。
  [13]以上见《宋史》之神宗本纪和哲宗本纪。
  变法迫在眉睫
  宋神宗继位那年，二十岁。
  这是一个好年龄，既充满热情，又非少不更事。而且按照正史的记载，这位名叫赵顼（读如须）的英宗皇帝嫡长子似乎天生就是当皇帝的料。尤其让士大夫们交口称赞的，是他知书达理，尊师重道：读起书来废寝忘食，见了老师毕恭毕敬，大热天也不用扇子，侍奉两宫更是极尽孝道。尽管官修史书难免溢美之词，但我们愿意相信这是真的。[14]
  事实上神宗刚刚继位便让人刮目相看，他发出的第一道诏令竟是大行皇帝的丧事从简。他还解释说，仁宗皇帝宾天之时，先帝（由于不是仁宗亲生）要避嫌，不敢裁减。朕却没有这个顾虑，正好继承先帝遗志，厉行节约。[15]
  不难想象，舆论又是好评如潮。
  然而这位应该不错的皇帝，死后的庙号却是神宗。
  这是一个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的盖棺论定。因为按照谥法，民无能名曰神，也就是“无法评价”的意思。中华帝国史上庙号神宗的有两个，还有一个就是明的万历。但万历皇帝是数十年不理朝政的，赵顼却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如此天差地别却都叫神宗，可真是让人不知说什么才好。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大宋君臣有难言之隐。
  麻烦在于评价系统。按照传统观念，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叫“三不朽”。宋神宗的道德品质当然无可挑剔。他仁慈，体察民情恤孤养老；他谦恭，克己复礼敬畏辅相；他简朴，从不大兴土木游山玩水；他勤政，总是把帝国的事务放在首位。因此，就连对变法一事颇有微词的官修史书，也不得不承认赵顼是有德之君。[16]
  赵顼的优秀品质甚至很早就表现了出来。他被封为颍王的治平元年某天，手下人给他做了一双漂亮靴子。爱美之心原本人皆有之，何况这时赵顼才虚龄十七，自己又长得漂漂亮亮帅气至极，因此接过靴子看了又看，爱不释手。
  旁边的韩维却说话了：亲王也需要舞靴吗？
  赵顼满脸通红，立即把靴子扔了。[17]
  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却很能说明问题，至少说明赵顼是有志青年。对于大宋王朝，他是有主人翁意识的。他很想将列祖列宗的事业发扬光大，也希望帝国能够长治久安，这才放下身段虚心纳谏，并不以亲王或皇帝的身份文过饰非盛气凌人，反倒如正史所言，折节下士，海纳百川。
  这种作风他一直保持了下来，以至于朝中大臣争论不休时难免举棋不定，对王安石的支持也不能一贯到底。但这里面其实情况复杂，更不能说是他的道德缺陷。
  然而说到立功，就意见分歧。变法派认为他有功，反对派认为他有过。此时临朝听政的又是反对派的后台老板高太后，只不过当妈的不方便骂儿子，其他人更不敢，便只好含糊其词，宣布“不知说什么才好”，上庙号曰神宗。
  那么，宋神宗不该变法吗？
  不，应该，而且可以说是迫在眉睫。
  最严重的问题是国库空虚。神宗继位三天，三司使（国家财政委员会主任）韩绛等人，就给皇帝陛下交了一份财政状况报告，奏折里赫然写了八个字：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也就是说，账上一文钱都没有。
  没有钱的原因在《大宋革新》一卷中已经讲过，帝国的财政收入都用来养官、养兵、买和平了。比如四年前为仁宗皇帝办丧事时，由于给文武百官和首都驻军赐酒赐肉，开封地区弄得一只羊都没剩下。呵呵，一次赐宴就能用光京师全城的羊，官员和军队的人数之多可想而知。[18]
  但是没有办法。赵匡胤留下之“祖宗家法”的核心思想是维护皇权，基本国策则是能花钱买就花钱买。于是，契丹和西夏那边每年要交岁费，文官集团的人数和俸禄也要逐年增加，罪犯和难民则编入厢军养起来，免得他们造反。也就是说，为了维稳，赵宋官家只能天女散花般地撒银子。
  这样花钱，谁扛得住？
  没错，北宋经济是繁荣的。可惜，经济增长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开销的增长。据统计，仁宗皇祐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三千九百万，支出一千三百万，占收入的三分之一。英宗治平年间，收入四千四百万，支出八百八十万，占收入的五分之一。到了神宗的熙宁年间，收入虽达五千零六十万，支出却也是五千零六十万，竟占收入的百分之百。[19]
  请问，神宗这个皇帝可怎么当？
  何况这还只是说法之一。另一个统计数字却显示，英宗时期朝廷便已入不敷出，仅治平二年（1065）的财政赤字就达一千五百多万，其中非正常开支一千一百五十多万。这个数字跟前面的说法差距甚大，很难判断孰是孰非，却雄辩地证明当时帝国的管理实在是混乱至极。[20]
  混乱也不奇怪。正如《大宋革新》一卷所说，赵宋官家为了巩固皇权，防止谋反和政变，故意将制度和机构设计得非常复杂。他们先是从政府夺走兵权交给枢密院，结果兵部成为虚设；又夺走财权交给三司，户部也成为虚设。枢密院和三司都能自行其是，不必跟中书省通气。于是，国库早已空虚，枢密院还在招兵买马；民众早已贫穷，三司还在横征暴敛。最可笑的是，有一次某官员居然同时接到了中书省和枢密院的不同任命，竟不知到何处就职才是。
  在如此混乱的状态下，尸位素餐的不乏其人。神宗继位第三个月，朝廷决定提拔开封知县到开封府工作。然而皇帝找这个人谈话，却发现他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事，居然一问三不知，气得神宗皇帝不知说什么才好。[21]
  这样看，朝廷岂不是花大把银子养了一群废物？
  确实如此，甚至连废物都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