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卷十八：王安石变法

他对神宗说：王陶血口喷人，反倒获得美差，世人会把陛下看作什么君主？
  于是，吴奎也称病不朝。
  宰相、副宰相和御史中丞一齐罢工当然很严重，最后的结果则是王陶、吴奎和韩琦先后离开原职，远走他乡去做地方官。当然，这里面有过反复。比方说为了安抚韩琦，曾经将罢黜的吴奎复位，韩琦却坚决不肯再任相职，神宗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告别时，据说君臣二人都眼泪汪汪。[31]
  但这只是悲剧的序幕罢了。韩琦和神宗都明白，他们的合作已经到头，共治天下更无可能，不如就此别过，还能留下念想和情谊。实际上，王陶并非没事找事，韩琦的唯一过错则只在他是老臣和旧人。神宗是一定要启用新锐的，非如此不能励精图治。更何况，他也已经有了人选。
  [24]据《宋史·神宗本纪一》、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九月辛丑日条。
  [25]见李焘《长编》卷一百九十八嘉祐八年三月辛未晦、四月壬申朔日条及注。
  [26]见李焘《长编》卷一百九十八嘉祐八年四月乙亥日条、己卯日条、壬午日条及六月癸巳日条。同时请参看《大宋革新》第二章。
  [27]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一治平元年五月戊申日条、杨仲良《纪事本末》卷五十四治平元年四月条。
  [28]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八、杨仲良《纪事本末》卷五十六治平三年十二月条。
  [29]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正月丁巳日条。
  [30]见黄以周等《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以下简称《拾补》）卷一治平四年四月壬申日条注引《韩魏公家传》。
  [31]见杨仲良《纪事本末》卷五十七、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黄以周等《拾补》卷一治平四年四月诸日条。三书记载略有出入，本书杂取之。下节相关事件同，不另注。
  司马光待命
  神宗皇帝看中的人，是司马光。
  证据就在前面那个案子里。当时，神宗为了平息韩琦和王陶双方的怒火，曾经打算将王陶调离御史台，由司马光出任御史中丞，王陶改任翰林学士，也就是让司马光和王陶两人对调。这个想法遭到了韩维的批评。韩维说，宰相跋扈可是要杀头的。王陶如果说得对，宰相岂能无罪？不对，王陶又岂能只是调离？恐怕应该当庭对质，判明是非。
  司马光也不肯就任。他说：御史台人见人怕。陛下任臣如此要职，臣不敢辞。但是，如果弹劾宰相便被罢免，那就说明御史中丞做不得。王陶虽然未免小题大做，维护礼法却没有错。所以，臣要等到宰相押班以后才能就职。
  神宗皇帝只好作罢。
  然而他看重司马光却毋庸置疑。因此，虽然司马光曾经抗命，却仍在吴奎和王陶同时被处分那天再次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应该说，年轻的皇帝对司马光是寄予厚望的。[32]
  事实上，神宗也并没有看走眼。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宝元初年进士，仁宗末年已成为活跃于政坛的新锐人物。当时，皇帝迟迟不肯建储，宰相们一筹莫展。司马光便提醒韩琦说：相公一定要只争朝夕。此刻如不昭告天下，将来万一哪天半夜三更从宫中传出片纸，上面写着由某某某承继大统，请问还有回旋余地吗？
  韩琦连连拱手：敢不尽力！[33]
  再看司马光在韩琦一案中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神宗任命王陶为翰林学士未果，又想任命他为侍读学士，司马光便向皇帝力陈利害。他说：这两个职位资级相近。王陶如果担任侍读学士，吴奎肯定继续罢工。这时，陛下敦促他则会失去威望，罢免他则会失去人心。再说王陶在待罪期间得到美差，恐怕也不敢接受，岂非两边不落好？
  那么，又该怎么处理呢？
  司马光的建议，是不让王陶继续担任御史中丞，恢复到之前的旧职。这样一来，吴奎无话可说，不敢不出；王陶也心安理得，坦然接受；至于舆论，自然平息。[34]
  这样看，司马光简直就是当宰相的料。
  司马光也是一个有使命感和责任心的人，对帝国的弊端和隐患更是看得清清楚楚。嘉祐七年（1062）五月，他给仁宗皇帝写了一封信，洋洋洒洒，下笔千言。其中最让人不得不佩服其先见之明的，是这样一句话：臣恐国家异日之患不在于他，在于财力屈竭而已矣。[35]
  这，不正是宋神宗要变法的重要原因吗？
  何况司马光道德品质无可挑剔，学识才华难有人及。即便在那群星璀璨人才辈出的时代，他也是出类拔萃的。那么请问，司马光为什么没能成为熙宁年间的领军人物？
  首先恐怕是他不能让皇帝十分满意。
  就在韩琦罢相的第二天，司马光被召到延和殿。尽管此刻他那御史中丞的官衔前面还有一个“权”字，也就是“暂时代行”之意，但对皇帝的咨询依旧知无不言。
  话题很自然地就谈到了人事。
  司马光问：陛下知道薛向的为人吗？
  薛向是理财高手，正是帝国急需的人才，人品却似乎有争议。其实，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薛向品质恶劣。但在正统士大夫看来，善于理财肯定是小人，肯定见利忘义。王安石变法备受争议终至失败，这是原因之一。[36]
  可惜就连神宗皇帝也未能免俗。他说，薛向固然很难说是正人君子，只不过会理财，也懂边防。
  司马光说：理财确实会，边防未必懂。
  接下来又说到另一个人，司马光也不以为然，甚至给他戴上了“奸邪贪猥”的帽子，皇帝便突然不高兴起来。他对司马光说：朕每次有任命，朝野上下就议论纷纷，闹得沸沸扬扬。风气如此，只怕不是好事。
  司马光说：不，这是天大的好事。知人善任可是尧舜都感到困难的，何况陛下刚刚即位？万一用了奸邪，台官谏官都明哲保身一言不发，岂不坏了陛下的大业？
  神宗又问：吴奎阿附宰相吗？
  司马光答：不知。
  神宗再问：巴结宰相和巴结皇帝，哪个好些？
  司马光答：都不好。前者固然是奸邪，但，一味迎合主上，揣摩圣意，见风使舵，也不是正人君子。
  这就是皇帝不想听的话了。什么叫不迎合？难道唱反调就好？难怪朕指挥不动，也难怪不是今天这个罢工，就是明天那个称病，原来他们满脑子是这种思想！哼哼，此风断不可长，此人也得再看一看。于是第二天，司马光便改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御史中丞则换了别人。[37]
  单凭这一点，司马光就只能待命。
  其实即便没有这些插曲，熙宁年间的司马光恐怕也只能在洛阳专心致志编撰《资治通鉴》。因为他虽然看到了帝国的弊端和隐患，也主张改革，却反对变法。在那封写给仁宗皇帝的万言书中，此公明确指出解决财政问题的出路是节约开支和藏富于民，改革的关键也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在于择人，不在立法。[38]
  也就是说，旧制度没有问题，问题出在用人不当。既然如此，司马光怎么可能赞成变法？更麻烦的是，司马光并提不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只是一味地讲修心治国善于择人之类的大道理，这种空话又岂能解帝国的燃眉之急？[39]
  能让神宗为之一振的，便只有王安石。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神宗皇帝看中的人，他起用这两个新锐前后只差一天，头一天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第二天就任命司马光为翰林学士，时间是在神宗皇帝即位的三个月之后，可见皇帝的另眼相看和迫不及待。[40]
  司马光却坚决不肯接受任命。
  皇帝只好把他召到御前询问。神宗说：古之君子，要么有学问没文采，要么有文采没学问。爱卿却兼而有之，请问为什么要推辞翰林学士的任命？
  ◎治平四年（1067）有关事件一览表
  月 日 事件
  正月 初八 英宗驾崩，神宗即位
  十一 三司使韩绛等上书称国库空虚
  神宗下令英宗皇帝丧事从简
  三月 欧阳修被诬
  闰三月 二十五 王安石任江宁知府
  二十六 司马光任翰林学士
  四月 初八 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曾公亮十七 韩琦、曾公亮上表待罪闭门不出
  十八 王陶弹劾未果，宣布罢工
  十九 命司马光与王陶对调，司马光拒绝
  二十二 参知政事吴奎请罢王陶未果，宣布罢工二十三 王陶与吴奎并罢，司马光权御史中丞二十五 吴奎官复原职
  九月 二十三 王安石任翰林学士
  二十六 韩琦和吴奎被免去宰相和副宰相职务二十七 神宗召司马光询问朝政
  二十八 司马光改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
  十月 初二 令司马光专心修史
  初九 赐新书名《资治通鉴》
  司马光说：臣不会写四六骈文，无法草拟诏书。
  宋神宗说：不用。像两汉那样就行。
  司马光说：本朝惯例不可。
  宋神宗说：爱卿进士及第，怎么可能不会写骈文？
  司马光竟掉头就跑，皇帝也只好派宦官去追，追上以后仍然不肯受命。宦官只好根据皇上的命令，将诏书硬塞进他怀里，司马光这才勉为其难地当了翰林学士。
  王安石的态度同样让朝廷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