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卷十八：王安石变法

  看看上面的表格就知道，司马光并非全无道理，但不无偏见，比如郑侠就是福建人，范纯仁则是长江流域的。神宗也显然不认可这套理论。皇帝说：陈升之是有才华的，其他人比不上，朕看他足以承担军国大任。
  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绘。
  司马光说：才华确如圣上所言，大节不亏就很难讲。
  宋神宗说：这一点，朕已经告诫他。
  司马光说：富弼老成持重有人望，离职可惜。
  宋神宗说：朕已再三挽留，他一定要走。
  司马光说：言不听计不从，又与同僚不合，当然要走。
  宋神宗说：爱卿是在说王安石吧？他怎么样？
  司马光说：很多人说他奸邪，恐怕批评过分了。王安石人品没有问题，只是不懂事，又固执己见。
  宋神宗说：比富弼还敢作敢当的是韩琦，可惜太要强。
  司马光说：韩琦实在是忠臣，虽然也有毛病。
  君臣二人叹息。最后，他们说到了吕惠卿。
  吕惠卿是福建晋江人，跟宰相曾公亮是同乡，跟王安石则是老朋友。由于这两重关系，他最早成为条例司成员并被福建建阳人陈升之接纳。但对于此人，朝野争议很大。
  于是宋神宗问：吕惠卿呢？爱卿看他怎么样？
  司马光说：不是好人。
  宋神宗说：朕看他应对自如，颇有才华。
  司马光说：奸臣哪个无才？吕惠卿当然也有，可惜心术不端。将来害得王安石身败名裂的，一定是他。
  神宗默然。[31]
  没有证据表明王安石是否听说了这段对话，估计听说了也会不以为然。事实上五个月后，司马光致函王安石，向自己这位老朋友坦诚地表达了担忧。他说，执政不可以不留意君子与小人之别。忠信之士在你得势之时，也许看起来面目可憎，将来却会伸出援手。相反，谄媚之人虽然现在能让你逞一时之快，但只要你倒霉，他们必定卖友求荣。[32]
  此为王安石给做通判比部的友人的问安信，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王安石当然不会同意司马光的意见，因为此刻的吕惠卿是他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条例司工作事无大小，王安石都要跟吕惠卿商量；变法需要的奏折和文件，也都由吕惠卿起草。当时甚至有这样的说法：吕惠卿是王安石的颜回。[33]
  因此，王安石客客气气地给司马光写了回信，只字不提吕惠卿，只是说既然你我道不同，那就不相与谋。[34]
  冲突已在所难免，好戏也即将开锣。
  [22]见《宋史》之陈升之传、神宗本纪一，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黄以周等《拾补》卷三上熙宁元年七月己卯日条并注。
  [23]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黄以周等《拾补》卷四熙宁二年二月甲子日条并注。
  [24]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二年十月丙申日条。
  [25]见杨仲良《纪事本末》卷六十六“三司条例司废置”条、《宋史·陈升之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黄以周等《拾补》卷六熙宁二年十一月乙丑日条。
  [26]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二年十一月乙丑日条。
  [27]以上见杨仲良《纪事本末》卷六十六“三司条例司废置”条、《宋史·陈升之传》、黄以周等《拾补》卷六熙宁二年十一月乙丑日条。
  [28]杨仲良《纪事本末》、《宋史·陈升之传》、毕沅《续资治通鉴》、黄以周等《拾补》均异口同声，称陈升之任职条例司时“心知其不可”。
  [29]见黄以周等《拾补》卷六熙宁二年十一月乙丑日条。
  [30]见《宋史·陈升之传》。
  [31]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二年十月丙申日条、黄以周等《拾补》卷五卷末注引《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又见《宋史·吕惠卿传》。
  [32]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三年三月甲午日条，参看《宋史·吕惠卿传》。
  [33]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二月甲子日条。
  [34]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三年三月甲午日条。
  司马光出走
  十一月十九日，吕惠卿与司马光短兵相接。
  这时当然还是熙宁二年。但自从二月二十七日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朝廷的变化日新月异。均输法、青苗法和农田水利法开始实行，吕诲和范纯仁等大批官员被贬，富弼离开相位并由陈升之接任，韩绛到了条例司，吕惠卿也由于变法有功备受赏识，在九月获得“崇政殿说书”的资格。
  原封不动的，只有司马光。
  司马光早就想走了。王安石担任副宰相六天后，他便向皇帝请求外放，但不被批准。神宗说：爱卿名闻遐迩，就连辽人都向使节打听爱卿做御史中丞的事，怎么能走？司马光无可奈何，只好留下来继续做他的翰林学士。[35]
  好在，他还可以给皇帝讲课。
  讲课原本是王安石的主张。他第一次见到宋神宗，皇帝便向他要改革方案，这位新任翰林学士却提出先讲课，理由是只有讲课才能统一思想。思想不明确，方案没有用。[36]
  神宗批准了这个安排，为此还有了段小插曲。
  麻烦出在一个礼仪问题：站着讲还是坐着讲。王安石和吕公著两位翰林学士都认为，皇帝陛下当然是坐着。但陪读的也都坐着，讲课的反倒站着，并不合适，建议改革。
  提议立即引起反弹，官员们七嘴八舌。反对者说：离开席位站起来说话原本是古今常礼，何况是在君主目前。站着讲课已经实行五十多年了，怎么能妄议轻改？
  皇帝无奈，只好去问宰相曾公亮。
  曾公亮答：臣在仁宗朝是站着的。
  皇帝也只好对王安石说：爱卿就破例坐下吧！
  王安石当然不敢。[37]
  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却很说明问题。没错，王安石真能惹事，改革也确实很难。不过讲课也给了司马光机会。于是在十一月十七日那天，他就讲起了萧规曹随的故事。
  宋神宗问：汉代守着萧何之法不变，可以吗？
  司马光答：怎么不可以？不要说汉，如果夏商周都能坚守禹、汤、文、武之法而不变，恐怕能延续到现在。
  意思很清楚：祖宗家法不可改。
  两天后，轮到吕惠卿。
  吕惠卿讲《周易》，而《周易》主张变通。因此吕惠卿也借题发挥说：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的，数年一变的，还有世代而变的，也有百世不变的。汉高祖约法三章，萧何就变成九章，岂能一成不变？司马光歪曲篡改历史，分明是对现实不满，借古讽今，混淆视听，请陛下召他当庭对质。
  神宗只好宣司马光上前，问他有何话说。
  面对吕惠卿的公然挑衅，司马光表现出君子风度，非常低调地答辩说：臣并不认为保守先王之道，就是要坐视旧法之弊而不改，也无意讥讽攻击谁。臣的本分不过讲课，仅仅希望圣贤之言能够有助于陛下的天纵聪明而已。
  吕惠卿却咄咄逼人。他说：司马光作为翰林学士，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官职而不能尽职就该辞职，有言责而不能尽言也该辞职，司马光为什么还不辞职？
  司马光只好问皇帝：臣奉诏言事，已上奏折，比如制置三司条例司之类尽在其中，不知是否已达圣听？
  宋神宗说：朕已经看了。
  司马光说：这就不是臣知而不言了。今天公卿大臣都在这里，请陛下问问吕惠卿。三司使掌管天下财政，如不称职可以罢免，为什么要让中书省和枢密院侵夺其权？另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又究竟想干什么？只要条例不要道义吗？
  吕惠卿不能回答。
  司马光说：言不听计不从而未能辞职，确是臣罪。惠卿责臣，并无不当，臣领罪就是。
  宋神宗说：今天不过相互讨论罢了，何至于此！
  其他官员也赶紧出来打圆场。
  神宗又对司马光说：爱卿千万不要生气。
  司马光说：臣不敢。[38]
  王安石却不干了。
  不干的原因，是两个半月以后，也就是熙宁三年的二月初一，韩琦在河北上书，状告王安石派遣提举官强制推行青苗法，无论贫富一律命令借款，就连不种地的城市居民也被摊派，显然与扶危济困、抑制兼并的立法精神相悖，因此建议尽快召回各路提举官，改青苗法为原来的常平法。
  神宗接到奏折感慨万分。他对宰辅们说：韩琦可真是忠臣啊！身在外地而心忧王室。朕原本以为此法利民，没想到害民如此！城市居民要什么青苗钱嘛！也要强贷？
  王安石却跳起来说：城市居民有什么借不得？只要他们自愿贷款，那钱贷给谁不是贷？
  这就是强词夺理了。因此这回两个宰相，同时也是两个福建人曾公亮和陈升之，也都站在韩琦一边。王安石见情况不妙，马上向皇帝交请假条，称病不朝。
  皇帝也马上就想到了司马光。
  实际上，神宗早就想要重用此君了，只不过王安石坚决反对。王安石说：司马光外托直言抗上之名，内怀收买人心之实，发表的都是害政言论，结交的都是乱政小人。陛下委他以重任，岂不是为持不同政见者树了一面大红旗吗？
  神宗只好作罢。
  不过现在王安石既然病了，那就不必再听他的，司马光也被任命为枢密副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