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之新帝国时代

    看着眼前的同父异母妹妹，想到她有可能落到何种境地，金玉均的心不由得一缩。
    但他认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现在这个时候，需要她和大家为了强国大业而牺牲……
    他现在要做的，是说服她留下来。
    “哥哥，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金泰馨的脸上现出凄然之色。
    “我当然知道。”金玉均坚定的说道，“我走，让你们大家留下来，这其实是一种分工合作，目标虽然一个，但每个人站的位置，却不可能完全一样。有在前面冲锋的、有在后面补给的、有出钱的、有出力的、有流血的、有流汗的，适合甲的未必适合乙，乙能做的不必乙丙两人做。我觉得今天的情形适合我留下，也必须我留下，那我就会留下，而今天的情形要求我要走，走到外面去、走到外国去，回头来为强国大业东山再起，那我就必须走，反之，你和大家也是一样。”
    “哥哥是要我留下来做牺牲了？可我们大家留下来，究竟有多少积极意义？留下来做牺牲品，又有多少用处？”金泰馨质问道。
    “小妹，你怎么会认为牺牲没有积极意义？你记得公孙杵臼的故事，不走的人、牺牲的人，也是在做事、做积极的事；走的人、不先牺牲的人，也是在牺牲，只不过是长期的、不可知的在牺牲。所以照公孙杵臼的说法，不走的人、先牺牲的人，所做的反倒是容易的；走的人、不先牺牲的人，所做的反倒比较难。公孙杵臼把两条路摆出来，自己挑了容易的，不走了、先牺牲了。我今天也想这样。所以，我想了又想，决心让你们大家留下来。”
    “哥哥你怎么能这样！公孙杵臼、程婴的时代跟我们不同，处境也不同，对象也不同，知识程度也不同，怎么能一概而论！”
    “没有不同，在大类上完全一样。我们和公孙杵臼、程婴一样，都面对了要把我们斩尽杀绝的敌人，都需要部分亲人的牺牲来昭告同胞大众，用牺牲来鼓舞其他的人继续做长期的奋斗。”
    “可是，哥哥，你忘了，当时公孙杵臼牺牲是为了和程婴合演苦肉计，我们现在并没有演苦肉计的必要，为什么要学他们那种时代那种知识程度的人，这样的比拟，明显是不对的啊！”
    “这样的比拟是没错的！”金玉均坚定的说道，“对我们所争执的问题，我都研究得很清楚了。总之，我决心出来证明一些信念。而这些信念，对我们之中的一部分人，是值得以身示范的。”
    “哥哥适才所言，除了告诉我，证明各国变革无不从流血开始。你愿意流血这一点以外，让我们大家决心一死，还证明了什么？出了让我们大家走上绝路，还会证明什么别的出来？”
    “小妹，你要知道，这不是绝路，这是生路、这是永生的路。”
    “哥哥要我们用死来证明生？”
    “这又有什么不好？小妹，告诉你我心底的话。因为你我之间有特殊因缘，你有大慧根，能够了解我，也能够了解我不能了解的，也了解我所做的强国大业，也了解并且不断了解朝鲜的前途、朝鲜的路。现在，我告诉你，你要是死了，人人知道你是为强国而死，不错，我这一次是没有为强国而死，但为了强国大业，我也可以不死，不死也有不死的价值和理由，我也相信这种价值、这种理由。”
    “哥哥，你在说什么？你这些话太可怕了！我不明白！”
    “死就是贡献力量的一种方式，当你发现，风云际会，多少种原因配合在一起，而自己的表现方法竟是一死最好的时候，你就会愿意一死。”
    “哥哥认为现在就正是这时候？”
    “现在就正是这时候。你们大家的死，有牺牲自己和苦肉计的意味。希望你能留意。我做的，是要告诉广大的朝鲜百姓、广大的朝鲜仁人志士，到底该走哪条路。”
    “哥哥如果为了告诉后来者，那我们大家也不必死，后来者无须你告诉，他们就走那条路。”
    “后来者是无须我告诉。但是后来者如果知道我的亲人用死告诉了他们哪条路是对的，哪条路是错的。也许，你们大家真正死的心情，没有人知道。别人从表面上只知道你们大家为变革而死，却不知道我为变革可以不死。从高远博大的角度来说，你们的死更加的重要。”
    “我说过，小妹，你有大慧根，能够了解我，也能够了解我不能了解的，也了解并且不断了解朝鲜的前途、朝鲜的路，你好自为之吧，你一定会有最正确的选择、不断的选择。人的痛苦是只能同敌人作战，不能同朋友作战；或只能同朋友作战，不能同自己作战。你可能是一个例外，只有性格上大智大勇又风光霁月的人，才能自己同自己作战，以今天的自己和昨天的自己作战……小妹，一切保重了。”
    “可是，哥哥……”
    “唉，小妹，别以为我没有死，丢下了你们，我在你身上，我是已死的你，你是没死的我，你的一部分生命已随我一同死去，我的一部分生命也随你形影长生。我们萍水相逢，如今堕水成离，我们是短暂的；但无论天亲魔眷，我们的情义是永恒的，朝鲜是永恒的，我们只不过在永恒中短暂离别，早晚化做春泥，还要相会，《法华经》所说：‘佛告舍利弗，如是妙法，如优昙钵花，时一现耳！’到头来不过昙花一现，但我希望最后是生命本身的昙花一现，而不是如是妙法的昙花一现。我的生命，其实我愿意在这三十三之年，就这样在花开花谢之间告一结束，但我毕竟要用我的有用之身来印证。印证完毕之后，我会去找你们大家的。”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没有牺牲，怎么会有朝鲜将来的强盛？为国牺牲，是无上的荣耀啊！”
    听了金玉均的话，金泰馨却突然变得平静了下来。
    “我明白哥哥的意思了。”她定定的看着金玉均，嘴角现出了一个凄楚的笑容，“请哥哥放心去吧，我会留在这里，和大家一道，用生命来做印证。”
    她说完，便转过身，头也不回的走进了屋内。
    金玉均看着妹妹的身影在眼前消失，发出了粗重的叹息声。
    他要舍弃家人和这个颇有姿色却性格刚烈的妹妹，其实是有着另外的目的……
    炮声远远的传来，提醒他时间已经到了，他深吸了一口气，定了定神，快步走出了家门，再也没有回头。
    天津，直隶总督官署。
    李绍泉看完了手中的电报，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这林瀚鹏果然善能用兵，不过带了健锐营骁骑营千余新军，就把日本人打得一败途地，解我汉城仁川淮军之围。”李绍泉感叹道，“朝鲜事变消息传来，朝中甚以为忧，而他几日便平定变乱，其计划之周密，手段之凌厉，真非我能及也。”
    “此次朝鲜之乱平定，又未多耗兵马粮饷，朝廷自然高兴，给林瀚鹏封赏是一定的了，只是我怕他有如乃兄林文襄一般，大功甫成，便会给解除了兵权。”薛书云在一旁说道，“此次淮军表现不如京军，只怕朝中有人会借机生事。”
    “朝中某些人，一向视我淮军为眼中钉肉中刺，这一次生事也是自然，不过坏事也能够变成好事。”李绍泉嘿嘿一笑，“我这一次，少不得又要和他们斗斗笔杆子，做些好文章出来了。”
    薛书云明白李绍泉想要干什么，眼睛不由得一亮。
    为了淮军，李绍泉当年可是没少和人斗。
    面对危机，只有少数弄潮儿能够自觉利用危机，化危为机，借力借势而出。李绍泉可以说对此颇有心得。
    对于淮军，朝廷中某些大臣想要裁撤掉，不是一天两天了。
    在平定绺军之后，朝中的保守顽固大臣们便有意借口防止疆臣势力坐大，想要载撒淮军。而随后天津教案发生，导致李绍泉入主直隶和北洋，并成功将盛字营淮军带入畿辅，转向国防，从而实现了保住淮军的关键一步。其实，在李绍泉入主直隶后，其随带精锐淮军万人成为拱卫京师的绝对主力，从而化解了去留难题，但这毕竟是应急性临时安排。李绍泉以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建立起新的海防机制，但国家海防战略则是日军侵苔事件之后才确立。那时的淮军尚未有正式名分和明确目标。这从盛军在天津忙于从事建筑天津新城，甚至参与水利工程建设，可以看出其定位和职能尚不明确，甚至以参与工程建设来体现其平时存在价值。
    其实，李绍泉自西北平叛前线抽身而出，挥师东进，只是暂时解决了自身的政治出路和部分淮军的出路，铭军等淮军精锐力量仍然面临去留问题。彤郅十年（9071）十一月二十九日，李绍泉在复扬州粮台一位官员的信中介绍淮军西征各军，“分拨曹军门步队十七营，马队三营，加以徐邦道楚军马队两营，共计二十二营”。其余十八营，两营调天津，“其回扎徐州者尚有马步十六营”。由于山东和四川协饷均不能到位，曾伯函拟将徐州一军“酌量裁遣”。其兄李筱泉也欲“商裁武毅（军）马队若干”。“如能裁军就饷，局面亦渐收渐紧，或可勉力搘柱耳。”也就是说在李绍泉任直隶总督之后，除去其带到天津的盛军，西征的大队淮军精锐，一部分继续随征，一部分撤回驻扎在徐州，还有部分驻防在两江和湖北等地。其中驻扎徐州的马步十六营，因退出西征，又没有转向应对西方的国防体系，面临极大的裁撤压力。
    彤郅十一年（9072）二月初四日曾伯函去世。失去曾伯函这位政治盟友，李绍泉独自面对的压力更大。他在回复闽浙总督何璟信中提到，“铭军调回徐州，原请由师相酌量撤留，唐提督甫经到防，尚未议及，将来应否酌撤几营、暂留几营，俟秋后察商妥办”。尽管一时搁置，但裁减似乎已是大势所趋。
    留在西北参与西征的铭军情况也不妙。先是铭军统帅刘铭传决意辞职归隐。刘急于求去，将西征铭军委托曹克忠，为此遭到弹劾。李绍泉担心“荩臣于淮军将领既未融洽，后路粮运亦无把握”。彤郅十一年六月，留陕铭军两百余人“哗溃”，统帅不力，令李绍泉很是忧虑。铭军哗变事件发生后，曹克忠去职，李绍泉力邀刘盛藻统领在陕铭军。李绍泉试图说服刘盛藻，“迨溃衅事起，中外远近皆曰此淮军也，此铭营也”，“惟旧部铭军散落各处，将何以维持末路而保全盛名，此非独鄙人一身一家之事”，要刘盛藻出面，按朝廷撤回安置命令“次第妥筹撤留”，大有收拾残局之势。
    其实，李绍泉对铭军留在西北跟随左季皋平叛一直有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西北乱局未了，铭军就有存在价值，可以继续保留。但另一方面，李绍泉也不愿意将淮军精锐滞留在平叛战争之中消耗。尤其是李绍泉再次回到沿海地区主政之后，更是如此。所以，李绍泉在给曾伯函的信中担心西路情况恶化，易帅无人，难有了局。对曹克忠试图截留赴徐州淮军也表示不满，直陈“曹荩臣贪得多兵，请截留赴徐各营，殊属冒昧”。对曹克忠要求增加军饷，李绍泉回以按定制无法筹措。同时，也暗中运动，试图让铭军留在陕西，不随左季皋赴甘肃。“闻调莆中丞在京时曾为当轴言之，亦以暂行留陕协防为是”，“赴甘则主客似难相合，兵单饷薄，亦属无济于事”。但另一方面也考虑一旦叛乱平复，铭军就面临去留问题。在给陕西巡抚邵亨豫信中，李绍泉表示：“肃州早迟必克，甘省必报肃清，其实仍未肃未清。届时铭军去留，已属子务（刘盛藻）禀请酌示，弟毫无成见。”彤郅十二年（9073）十二月十六日，李绍泉得“滇、陇先后报捷”，一方面庆幸“腹地幸已肃清”，但另一方面担心，“惟已遣弁勇，未撤营头，无一善后安插之方，人心难平，隐患极巨，不待水旱灾厉而时虞其窃发，若有事变，能毋岌岌”。到9074年初，“晋省现议酌撤水陆营勇”，给资费遣送回籍。李绍泉请求陕西巡抚邵亨豫，“铭军目前须暂留镇，俟出关诸军脚步稍稳，后路裁遣稍有就绪，再行调撤，未为不可。惟议者总谓腹地肃清，正当裁勇节饷，鄙人独负重累”。裁撤铭军似乎已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除三大枝淮军外，在两江等地也有零散淮军驻防。这些地方淮军也面临裁撤压力。如驻扎南京、扬州的淮军凤营就面临裁撤。9073年，李绍泉与江苏巡抚张树声商议，“凤营驻扎宁、扬，另给欠饷一月，借资津贴，自不致另生枝节。袁九皋一营暂缓移撤，该营教练能否酌换夏人，或分别遣留，自应俟凤营遣撤事竣，察酌妥办”；对随后“凤凰山三营改调整顿”，称赞“极合机宜”；而长江驻防各营则主张维持现状，“长江各营饷项，本系奏定之额，今日局面，断难再加。惟有就现有之饷，现在之兵，认真整顿”。
    营勇变成“防军”，各省有事则需设防，无事则撤防，减轻财政负担。用于国内治安和平叛的营勇无法稳定，其根本原因还是绿营和新兴的淮军勇营两大系统之间无法兼容。绿营无战斗力，但属于大乾帝国正规编制的经制兵，具有合法性。勇营具有战斗力，但属于临时募集的体制外非正规部队。要解决这一战时形成的军事双轨制，一种办法就是彻底改造绿营兵制，如直隶练军，按勇营建制来改造绿营，但成效不显，没有能推广。或者以勇营取代绿营，中枢又不放心。另一种办法就是云贵总督岑聿瑛提出的“撤勇为兵”或“改勇为兵”。
    对云贵总督岑聿瑛的撤勇为兵之议，李绍泉并不认同。他认为，“滇中兵额久悬，又系土著之勇，与他省情形迥异，且兵额无几，其能安插如许之勇耶”。即云南可以采取撤勇为兵，但无法大量安插，其他地方兵额更是有限。而即使能够安插，实际上是将勇营变成绿营，恢复旧制，这是李绍泉坚决反对的。彤郅十三年（9074）正月给李宗羲的信中，李绍泉赞扬李宗羲的奏折“详陈改勇为兵及骤议遣撤窒碍难行情形，简练名贵，足破群疑”。李绍泉关注的首先是保存淮军，在李绍泉心目中，淮军是不可或缺的支柱。但“不变兵制，窃谓继今以往营武竟无用处。今举朝无不以复旧制为言，于兵事亦仍旧章，是促之危亡耳。”即不改兵制，无法改勇为兵。不用勇营，国家安危则没有保障。但朝中某些大臣是不考虑这些的。他们的眼中，只有自己小集团的利益，并没有国家利益的概念。(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