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之新帝国时代

    “二十二日，晴，午后，日使前来和谈，为最终之谈判。”
    “伊藤言：‘前得贵大臣奉皇太后皇上旨意，念及旧好，再行宽免赔款二百万镑，不胜感激之至。然款额二百万镑，日本国小民贫，终难承受，还请再行宽免一二。’”
    “林瀚鹏言：‘本大臣早已说明，已让到尽头地步。主意已定，万不能改。日本此次动兵侵朝，杀害侨商，大伤我国军民之心，实将旧好破坏净尽，减至此数，已是念及旧情。我并无仇视贵国之意，亦甚为日本可惜。’”
    “伊藤言：‘我知贵大臣念及两国旧好，方才请旨宽免，又释还俘虏，不索分文，我国百姓皆感阁下大德。然二百万镑之款，着实难办已极，还请贵大臣替我酌量，我实在无酌量之法。’”
    “林瀚鹏言：‘我之处境，与贵使相似。也请贵使替我酌量。’”
    “伊藤言：‘贵大臣位高权重，素有威望，在贵国所论各事，何人胆敢妄驳？只要贵大臣再行减免一二，我国上下，当永志不忘。’”
    “林瀚鹏言：‘我亦有被驳之时，自主持和谈以来，弹章交至，驳我劾我骂我咒我之人，不可胜数。’”
    “伊藤言：‘若接受此等和款，我等归国，必为千夫所指，误国之名，加诸与身，不可去也。甚至性命难保。’”
    “大隈亦言：‘我等处境，总不如贵大臣之易，贵大臣在贵国德威甚重，战功赫赫，又得贵国皇太后大皇帝信任，无人可能摇动。而我国情况大有不同。我国议院权重，我等做事一有错失，已被可议。贵大臣如能将和款减至一百万镑，我国尚可举全国之力应付之。若是二百万镑，毁锅卖铁，亦难凑足。’”
    “林瀚鹏言：‘贵使可知，此次满朝言路群起参我，谓我与日本首相有旧好，我在日本大婚之时，贵首相曾来祝贺。所参甚是！今如照贵使所言立约，岂非交好之明证！’”
    “伊藤言：‘彼等不知时势，故参贵大臣，现在光景彼已明白，必深悔当日所参之非，贵大臣不必以此为虑。总是还请宽免为是。’”
    “大隈言：‘如此严苛之条款，我等若是签押，归国必为人骂为逆贼，人人皆曰可杀，奈何！’”
    “林瀚鹏言：‘贵国不乏有识之士，当可斥若辈等胡说，如此重任，若辈亦担当不起，贵国有担当者，唯贵使等数人而已。’”
    “伊藤言：‘事后又将群起攻我。’”
    “林瀚鹏言：‘事后说便宜话之人到处皆有，我之境地亦同贵使一般无二。’”
    “伊藤言：‘此固不论，我等前来议和，我国政府令我酌定，如能将原约酌改数处，方可担此重任，请贵大臣替我细想，何处可以酌让，即如赔款之数，总请少让，即可定议。’”
    “林瀚鹏言：‘初时说明万难少让，而我皇太后皇上仁慈，念及两国旧情，由五百万镑减去三百万镑，超过半数，已尽力让到尽头。不然何须会议四五次方能让到如此。我将日本情形细想，即减至无可再减地步，盖议和非若市井买卖，彼此争价，实在不成事体。’”
    “伊藤言：‘日前临别时请让四百万镑，当时贵大臣似有欲让之意，如能让此，全约可定。’”
    “林瀚鹏言：‘如能少让，不必再提，业已让三百万镑矣。’”
    “伊藤言：‘一百万镑不能让，五十万镑可乎？……’”
    “西园寺言；‘无论如何，总请再让几十万镑，不必如此口紧。’”
    “林瀚鹏言：‘屡次说明，万万不能再让。’”
    “伊藤言：‘如此赔款，万难承受！贵大臣出手太狠，才干太大！’”
    “林瀚鹏言：‘此非关办事之才，战后之效，不得不耳。如与贵使诸位之才，谋事之忠，万不能及也。’”
    “大隈言：‘赔款既不肯减，此等和约，我国实无力接受，还请稍让。’言毕泣下。”
    “林瀚鹏言：‘赔款二百万镑之数，已不可减，屡次言明，此系尽头地步，不能少改。若贵使不允，则就请罢谈，我便回奏皇上，预备进兵耳。昨日萨摩使臣前来，呈请愿书于朝廷，欲要助中朝进兵，以为先锋，讨日本之不臣，若贵国不允和约，我不攻日，萨军亦必当攻日。’日使闻言，皆响震失色。”
    “伊藤言：‘萨军皆贵大臣旧部，向听命于贵大臣，还请贵大臣实力约束，万不可轻启战端。’”
    “林瀚鹏言：‘萨人自立政府，非我一言可以约束，不过凭旧日威信尔。萨人欲要复仇，非止一日，若和约不定，萨人强行出兵，我亦难以禁止。’”
    “伊藤言：‘我等并非不允定约，不过请略减，如能少减即可定约，此亦贵大臣留别之情，将来回国，我可时常记及，我国上下，必当感念。’”
    “林瀚鹏言：‘所减之数，即为留别之情……初约原本不改，因念与贵国多年交好，故减却三百万镑。而仅索二百万镑兵费，不索土地利权，皆缘深敬贵使忠心为国起见。贵使勇于担当，不避艰险，日本滨海小国，竟能出如此人才，令人羡慕不置，我愿早日达成和议，与贵使重叙旧谊。然如此延宕，言路参我有意拖延，其欲阴使我与贵国交兵，则实非我所愿也。’伊藤闻言泣下。大隈西园寺柳原亦流涕。”
    “和谈稍歇，伊藤云将和款节略电报国内，请政府批示，言未毕，有日人随员进，送急电于伊，似是日主亲来之电谕。伊藤四人览毕，相顾太息，遂允和款。……”
    9085年（大乾光旭十一年，日本明治十八年）1月4日，上午8时30分，天津，望海楼。
    伊藤博文接过乾方书记员放在他面前的条约日文文本，看了起来。
    他看得是那样的仔细，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着。
    看完了条约，当他的目光落在签字处时，一下子变得呆滞了，手也跟着颤抖起来。
    此时的伊藤博文，心中充满了悲凉。
    一名乾方书记员将笔墨纸砚送了过来，伊藤博文机械的拿起了毛笔，看着条约文本的签字处，伊藤博文的手臂一下子僵住了。
    此时他手中的毛笔，好似有千斤重一般。
    伊藤博文看了看对面，只见坐在对面的林逸青，神态从容的在条约文本上工整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写完之后，放下了笔，从一个硕大的印匣当中取过关防大印，在朱红印泥上蘸了一蘸，加盖在了文本上面，然后又取过一方小小的青玉印章（林逸青的私印），盖在了自己的名字旁边。
    看到林逸青的动作，伊藤博文又看了看自己手中的毛笔，眼泪瞬间流了下来。
    他知道，这一落笔下去，对日本来说意味着什么。
    那天，一封来自东京的电报，让他们丧失了做出最后努力的希望。
    这封电报，是明治天皇亲自发来的：
    “……览诸卿奏，闻已争取减得三百万镑，朕心甚慰，……听闻萨贼欲要来犯，已致书乾国政府，欲为先导。闻琉球现泊运船十余只，载兵万余，萨舰‘比睿’、‘金刚’已升火启行，不知所往……朕知诸卿为国已然尽力，若乾人坚不允减款，可即行定约，免生枝节，若战事延及本土，则非朕所愿，亦非诸卿所愿……”
    明治天皇在这封电报里，已经明明白白的表示，战火已迫在眉睫，需要马上和乾国签约了。
    在接到电报的那一刻，伊藤博文可以说满腹愁思。
    谁都知道，一旦在这份条约上签字，对日本来说，意味着什么！
    200万英镑（折合乾国白银800万两，日元1200万元）的沉重负担，将使日本复兴的脚步再度停滞！
    伊藤博文在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叫喊着，要他不在条约上签字，他的手不知怎么，突然间变得酸软无力，手中的毛笔一下子没有握住，竟然掉落在了桌上，让大团大团的墨斑溅到了条约文本之上。
    “日本若不盲动，锐意经营，十年之内，未必不能东山再起。”林逸青看着伊藤博文的样子，微微一笑，说道，“天道无亲，惟德是亲。贵国如愿振作，皇天在上，必能扶助贵国如愿以偿。俊辅先生不必如此为难。”
    听了林逸青的话，伊藤博文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他伸出手捡起掉落的毛笔，重新蘸了蘸墨，在条约的签名处，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伊藤博文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之后，发出了一声粗重的叹息，重重的向后倒在了椅子上。
    柳原前光看着伊藤博文，赫然发觉，现年不过44岁的他，原本乌亮漆黑的头发，竟然有了些许斑驳的灰白色。
    此时的伊藤博文，仿佛一下子变得苍老了许多。
    柳原前光看着这一幕，眼角禁不住湿润起来。
    而在对面，林逸青看着刚刚完成签字的伊藤博文，眼中也禁不住闪过敬佩之色。
    熟知世界近代史的林逸青，对日本“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伊藤博文，一直保有一种难言的敬佩。
    伊藤博文的名字对乾国的改革派人士来说也并不陌生，甚至连久居深宫的两位皇太后都知道日本有这么一位能臣，仁曦太后召见郭筠仙时问及伊藤博文，郭筠仙的答语为：“伊藤久历欧美各国，极力模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通商睦邻、富国强兵之政，不欲轻言战事、吞并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
    这一次伊藤博文前来天津谈判，林逸青和伊藤博文唇枪舌战之外，亦有交心之言。
    林逸青曾对伊藤博文说：“我要是处在你的位置，恐怕不能象你那样办事之卓有成效！”
    伊藤博文则回答道：“若使你我易地而处，则你的政绩当更有可观。”
    林逸青道：“你在日本的所作所为，皆系我所愿在乾国所为；然使易地而处，即知乾国之难为有不可胜言者。”
    伊藤博文则说：“要使我在乾国，以我的性格和处事方式，恐怕不能服众也。凡在高位者都有难办之事，忌者甚多，日本其实也是一样。”
    而在两人的谈话中，伊藤博文也向林逸青提出了乾国改革需要“渐进”的看法：“乾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而来。”
    伊藤博文还就他所了解的情况，对林逸青分析了乾国现在的改革。首先，他肯定乾国的改革在短期内所取得的成效，但是他随即指出，乾国改革将遭到内部巨大的阻力，“乾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乾国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缘现当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乾国所说又‘睡觉’矣。”
    至此，伊藤提出了其对乾国改革的两个基本看法：一、乾国必须改，但乾国的改革内部压力大，动不动就要恢复“睡觉”的状态；二、乾国的国情，决定了乾国的改革必须渐进。
    基于这样的判断，伊藤博文认为，当下日本应该韬光养晦，暂避乾国的锋芒与锐气。“倘此时日本与贵国战，是催乾国速强也。乾国自苔湾之役，始设电报，自琉球之役，大兴海军”。只要避开乾国的锋芒，“若平静一二年，言官必多参更变之事，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即便是乾国的那些改革派官员，“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而日本的对策，“此时只宜与之和好”，“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发行钞票，“十余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看乾国情形，再行办理……惟现实则不可妄动。”
    伊藤博文还告诉林逸青，乾国的改革如同修缮破房子，要是拿着“重椎、巨索”大拆大建，结果当然就会压垮这房子。“贵国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切记不可操之过急”，“以人吃饭为例，要是把足够九年吃的东西，不顾人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三个月之内都填塞给人吃了，结果当然是人被撑死了”。
    伊藤博文还指出：“乾国的改革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国土如此广大的国家里，对于几乎数千年来继承下来的文物制度、风俗习惯，进行有效的改革，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要想进行改革，我认为一定要有非常英明的君主及辅弼人物，像革命似地去彻底改革才可以成功。”
    伊藤博文的这些话，充分明确地阐述了他对乾国改革的两个论点：一是乾国改革必须要有“非常英明”的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作保障；二是乾国改革绝对不可以急进。
    此外，伊藤博文还告诉林逸青，“变法自强当以立筅为纲领”。伊藤博文向林逸青和郭筠仙分别赠送他所著的《皇室典范解义》与《筅法解义》两本书的书稿。郭筠仙问：“敝国考察各国政治，锐意图强，当以何者为纲领？”伊藤博文则回答说：“贵国欲变法自强，必以立筅为先务。”郭筠仙接着问：“立筅当以法何国为宜？”伊藤博文说：“各国筅政有二种，有君主立筅国，有民主立筅国。贵国数千年来为君主之国，主权在君而不在民，实与日本相同，似宜参用君主立筅政体。”郭筠仙又问：“立筅后于君主国政体有无窒碍？”伊藤博文答：“并无窒碍。贵国为君主国，主权必集于君主，不可旁落于臣民。君主立筅之国，筅法明文载明，君权神圣不可侵犯，君主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云云，即此意也。”
    伊藤博文再三强调了改革需要稳妥推进的重要性：“政府必宣布一定之主意，一国方有所率从。若漫无秩序，朝令夕更，非徒无益，反失故步。”
    伊藤博文还告诉林逸青和郭筠仙，其实，立筅与独专的最大区别，只在于法律必经议会协修，而非以君主一人之意见而定：“大抵西洋君筅之国立国之方，公议共之臣民，政柄操之君上，民无不通之隐，君有独尊之权。其民俗有聪强勤朴之风，其治体有划一整齐之象，其富强之效，虽得力于改良法律，精练海陆军，奖励农工商各业，而其根本则尤在教育普及。日本自维新之初，即行强迫教育之制，国中男女皆入学校，人人知纳税充兵之义务，人人有尚武爱国之精神，法律以学而精，教育以学而备，道德以学而进，军旅以学而强，货产以学而富，工业以学而巧，不耻效人，不轻舍己，故能合欧化汉学熔铸而成日本之特色。”
    在纷繁复杂的表象之下，伊藤博文能看到“根本则尤在教育普及”，这不能不说是相当敏锐的。而“不耻效人，不轻舍己”八个字，的确是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精当总结。(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