溺鸭案件

很明显，多默不仅被证据搞得有些迷惑，而且还在利用法律所提供的每个技术细节。街头上到处都在议论，多默已认定这些证据足以保证法官可以拘留威瑟斯庞进行审判，因此他不会推出任何证人来暴露他手中掌握的情况，而是要迫使地方检察官尽可能地摊牌。
洛伊斯・威瑟斯庞在她对她父亲的爱和对马文・亚当斯的爱之间忍受着煎熬，就她同案件的联系，目前还保持着沉默，但她的沉默随时都有可能被打破。
德拉・斯特里特说：“你必须得注意那姑娘，头儿。她会随时公开地站出来，突然一下子把她知道的全部倒出来，她不习惯于隐藏事情，从不费心去搞欺骗。她喜欢真实，她是那种有话就说的姑娘。”
梅森点了点头。
“你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德拉・斯特里特问。
“什么？”
“你是在外地，是一个在乡村的外地人，而这里的当地人是抱成一团的。在洛杉矶可能被宽容的事，在这儿就不会了；在城市里被看到是好的可以行得通的手段，在这里将明显地被认为是应受谴责的。天哪，他们甚至可能会在定案之前控告你是谋杀犯的同谋。”
梅森又笑了。
旅馆套房的门上响起了敲门声。
“看看是谁，德拉。”
德拉・斯特里特打开了门。
乔治・丹杰菲尔德站在门口，“我可以进来吗？”他问。
“当然，”梅森说，“进来吧。”
丹杰菲尔德说：“我妻子和我被传做证人。”
梅森扬了扬眉毛。
“我发现了一些有关明天地方检察官要审理这桩案件的情况。我觉得您应该知道，因为――呃，这可能会影响……影响许多情况。”
“什么？”梅森问。
“他打算重新审理那桩旧案子。”
“你是说亚当斯的案子？”
“是的。”
“为什么？”
“您还记得吗？”丹杰菲尔德说，“威瑟斯庞在棕榈泉的旅馆跟您谈话。据说他说过，如果必要的话，他会让马文・亚当斯处在这样一个处境，看上去谋杀好像是惟一的出路，用这种方式迫使那孩子现出他的本性。”
梅森说：“我从来不记委托人对我说过的话，丹杰菲尔德。”
“那么，问题是，”丹杰菲尔德接着说道，“您向他解释了那是一个多么危险的想法，对此你们又争论了一会儿，哦，酒吧里有一个男招待是位趁假期在棕榈泉打工的大学生，他碰巧听到了你们的谈话。你们坐的桌子后面有一个屏风，当时那个男孩子正站在屏风后面擦窗户。”
梅森说：“非常有趣，我猜那男孩认识威瑟斯庞，对吧？”
“是的，他认出了他。”
“非常，非常有趣，那么你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呢？”
“从地方检察官那里。地方检察官发现我妻子和我在城里，传唤我们做证人。他一直在跟我谈论那桩当年的谋杀案。”
“你告诉他些什么？”梅森问。
丹杰菲尔德说：“关键就在这儿，我一直告诉他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旧事搅到现在这桩案件里，翻腾那些陈年老帐根本没用。”
“他跟你和你妻子都谈了？”
“不，到目前为止，他只是跟我谈过了，他准备今天晚上就叫我妻子。我……呃，我想看看能做些什么。我想我们或许可以这么办，就说这事弄得她太紧张了，找个医生开个证明，或者什么的，您是律师，您知道这样的事情该怎么安排。”
“这是不能安排的。”梅森说。
“我知道，但总可以找些理由。”
“为什么你妻子不想作证？”
“我们看不出重新审理这桩旧案有什么用。”
“为什么？”
“见鬼，”丹杰菲尔德冲口说道，“您知道为什么，我妻子告诉了您。她知道在大卫・拉特威尔被杀那天，他去工厂时口袋里装着枪……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她对此却闭口不言。”
“对此她撤过谎吗？”
“没有，根本没有问过她。她只是不愿主动提供情况。”
“所以她把那些告诉了你？”
“是的。”
“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
“极端有趣，”梅森说，“因为就1942年的谋杀案审判威瑟斯庞而澄清1924年所发生的谋杀案，这不是很奇特吗？”
“您无法澄清的。”丹杰菲尔德说，“您可能会说服人们，当年应该判过失杀人罪，但那并不能澄清什么。”
“或许使它看上去是正当防卫。”
“您不能使亚当斯复活，”丹杰菲尔德说，“却可能会使我妻子犯伪证罪。”
“怎么会？”
“当她站到证人席上的时候，她决不会承认她知道那把枪的事。”丹杰菲尔德说，“她说如果她能跟您，威瑟斯庞和马文・亚当斯见面，她就会确切地说出所发生的事，但她不愿置身于公众的蔑视之中，作为一个女人，她的……呃，您知道。”
“所以呢？”梅森问。
“所以她就叫我来告诉您，如果您想让那桩旧案件澄清真相的话，那就只能通过私下会谈；如果要她出庭作证，她就会否认整个这件事。她是否被传证就取决于您了。”
梅森吸起了嘴：“她会告诉地方检察官有关那枪的事吗？”
“不，当然不会。”
梅森把手深深地插进口袋里，“我要考虑一下。”他说道。
    
19
对佩里・梅森来说，作为一个听众坐在审判室里，这还是一种新的经历――是一种令人难受的经历。
当一位老练的牛仔坐在竞技场的观众席上，看着别的骑手想极力骑在狂奔乱跳的马背上时，他就会不由自主地扭动身体；一个玩弹子游戏机的老手站在旁边观看别人把金属弹子弹出，弹子顺着斜面向下滚动，每当弹子碰到带皮垫的撞杆时，他自己的身体都会不由自主地向前冲一下。
在埃尔坦普罗拥挤的审判室里，佩里・梅森坐在听众席的前排，聆听着加利福尼亚州公民对约翰・威瑟斯庞案件的初审；不时地，他会把身体向前倾去，好像是要提问似的，当有人提出反对时，他就会抓紧椅子的扶手，好像是要站起来对问题进行辩论。
尽管如此，他还是设法使自己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地方检察官把针对被告的证据一条一条地列出来，一直熬到长长一天的审判结束。
证人们证实了罗兰・伯尔曾是被告的一位客人，结果使人觉得是被告在同伯尔做了偶然的交谈后，发现他们有许多共同的爱好，其中有蛹饵钓鱼和摄影，然后便邀请他到家作客；同时还使人觉得当他们在旅馆的大厅最初见面时，威瑟斯庞并没有发出邀请，而是在伯尔夫人出现并被介绍之后，他才发出邀请的。
伯尔夫人的形象在审判中开始一点一点地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仆人们证实了罗兰・伯尔经常到城里，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由他妻子陪着。但有时，伯尔在他自己的房间，而伯尔夫人在走廊或天井同威瑟斯庞见面，威瑟斯庞的墨西哥仆人们显然是不情愿地做了证，但他们所说的话确立了具有邪恶动机的事实，显示出被告威瑟斯庞与伯尔夫人――被害人的妻子之间的亲密关系。
接下来是更多的有关偷偷亲吻、细小的亲昵行为的证据。在地方检察官的提问下，这些证据开始呈现出邪恶的成份――走廊上拥抱的身影，星空下游泳池旁的窃窃私语，一点一点地，揭露出每一次“秘密的爱抚”和每一点“偷偷摸摸的性爱发展”。
在证实了动机之后，地方检察官又以冷酷和致命的精确性开始证实时机。照料过伯尔的医生证明了病人的状况：显然病人是不可能离开床的，不仅仅是他的腿上打着石膏，而且还用重物吊至合适的位置；重物是从天花板上的滑轮悬下的，绳子的一端绑在重物上，另一端紧紧地系在病人的腿上。照片显示出产生氰化物毒气的致命酸瓶的位置，它被放在离床10英尺左右的桌子上；这张桌子原来是设计用来放打字机的，但在死者摔断腿的那天，是在约翰・威瑟斯庞自己的建议下，被拿到这个房间来用作药品桌的。
医生还证实了，当他和伯尔夫人离开房子时，死者最后的请求是要威瑟斯庞把他的鱼竿拿来，据死者说他把鱼竿忘在威瑟斯庞的书房了。
仆人们证实了只有威瑟斯庞有那间书房的钥匙，在预计谋杀发生的时间，只有威瑟斯庞，仆人们和死者在房子里。地方检察官引用了有关狗的证据，显示出在有受过训的警犬巡视场院期间，任何生人是不可能进入到房子中去的。
在尸体被发现时，死者手中所拿的鱼竿被确凿地辨认出是伯尔让威瑟斯庞为他拿的那把。引用的照片显示了所发现的尸体，鱼竿的两个接头被装在一起，死者的左手拿着鱼竿的顶端，右手抓着第二个接头的金属套圈；尸体的整个姿势显示出死者在被毒气致命时，正在安装鱼竿的最后一个接头。
“法庭要注意到，”地方检察官出示着照片说，“十分明显，在毒气散发时，死者刚刚拿到鱼竿。”
“反对，”被告的律师劳伦斯・多默站起来叫道，“我对此反对，法官大人。”他强烈义愤地继续说道，“这明显是种推论，这是某种……”
“我撤回陈述，”地方检察官陪笑道，“毕竟，法官大人，照片足以说明问题。”
多默重新坐回到律师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