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之文豪崛起

    就在中英科学合作馆顺利运行的时候，《万历十五年》没有经过报刊连载，直接以整书的形势出版了。
    本书的原作者黄仁宇先生，此时刚刚加入中国远征军任上尉参谋。他本来读的是南开大学机电工程系，抗战爆发后转学到中央军校。机电工程专业转修军事并不离奇，毕竟国难当头嘛，参军报国是很多热血青年的选择。
    但更离奇的在后边，50年代，已经34岁的黄仁宇再次拿起书本，进入美国密歇根大学主修新闻系，没读多久又转修历史专业。由于十多年没有新著问世，黄仁宇在62岁的时候被纽约大学解聘教授职务。
    被解聘的第二年，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就出版了，一举拿下美国国家书卷奖和历史类好书提名，并被美国多所大学选为教科书，等于把纽约大学的脸抽了又抽。
    黄仁宇在国内抗过日，赴缅甸当过远征军，又打过国共内战。他见过目不识丁的农民士兵，也跟孙立人等高级将领共事过，还在东北和林帅交过手，亲眼目睹了国军的表面强大与迅速衰亡，切身观察了整个民国上上下下的民众构成。
    黄仁宇在回忆录里表示，他最想写的是民国历史，但身在其中，完全无法下笔。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与其说是在写明朝，还不如说是黄仁宇假借明朝的人和事，写出了自己对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反思。
    此书的核心就两个字：反思。
    ……
    桂林。
    李四光站在陈寅恪的家门口，陈夫人唐筼开门道：“原来是李教授，快请进！”
    “四光来啦，快坐！”陈寅恪来到客厅。
    李四光抱拳道：“听说老陈你要走，我特地提前来道别。”
    “还早呢，我都不知道该去哪儿。”陈寅恪笑道。
    陈寅恪是去年来到桂林定居的，他的妻子就是桂林人。本来打算迁往李庄做研究，但一来病体疲惫，二来广西大学极力挽留，陈寅恪才在桂林居住了一年时间。
    现在广西大学已经在进行期末考试了，陈寅恪打算放暑假就走，但具体去哪儿还没决定。中研院史语所请他去李庄，八弟请他去乐山，老朋友则请他去成都。
    李四光拿出一本《万历十五年》，笑嘻嘻地对陈寅恪说：“老陈，这是我的送别礼物，托朋友从四川寄来的。”
    “万历十五年？”陈寅恪看了一眼封面，回忆思索道，“这一年也没发生什么大事啊，周明诚怎么用万历十五年做书名？”
    “你自己留着慢慢看吧，听说这本书在四川评价甚高。”李四光笑道。
    两人的私交非常要好，陈寅恪在广西大学做教授，就是李四光推荐并邀请的。他们这天聊了一下午，直到吃过晚饭，李四光才告辞离开陈寅恪家。
    陈寅恪的病已经基本养好了，但身体还是有点虚。他躺在床头把《万历十五年》翻开，读了20分钟就有些不耐烦，下意识的对这本书感到轻视和反感。
    陈寅恪此时的治史方法，属于中国乾嘉学派和西方兰克史学的集合体。他既批评乾嘉学派为了考据而考据，又习惯使用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并按照兰克史学的理论展开历史研究。
    恰好，《万历十五年》体现的是“大历史观”，而“大历史观”又出自“年鉴学派”，“年鉴学派”又是在反对“兰克史学”的潮流中创立的。
    说白了，《万历十五年》和陈寅恪八字不合，双方的史学理论大相径庭，甚至在学术上互为敌人。
    在陈寅恪看来，《万历十五年》写得太浅白了，更适合作为历史入门书籍。而且即便作为入门书籍，《万历十五年》都不过关，因为这本书的主观色彩太浓重。陈寅恪所尊崇的兰克史学，恰好要求不对历史做价值判断，是反对一切带着主观情绪研究历史的。
    幸好周赫煊写的不是《明朝那些事儿》，否则更浅白、更主观，陈寅恪绝对坚持不到看足三分钟。
    《万历十五年》的第一章，陈寅恪是抱着批判的心态看完的。他虽然坚持学术自由，不喜欢搞学术派别纷争，但他毕竟属于“兰克史学”那一派，而周赫煊早在十年前就被奉为“年鉴学派”开创者，他必然对周赫煊的史学著作看不惯。
    第一章写的是万历皇帝，以万历皇帝为视角描述朝政改革。其中很多内容，都属于作者的主观臆测，对陈寅恪而言是极为不严谨的。
    第二章写的是首辅申时行，同样各种主观臆测，但陈寅恪渐渐看出了有趣之处。
    再看第三章，陈寅恪的脸上不禁露出笑容，这本书的创作意图果然如他所料。他没有继续往下看，而是翻回第一章重新阅读，一边理解作者的隐藏笔触，一边查找是否有史料引用错误。
    多亏周赫煊仔细修改了几个月，否则以黄仁宇的原著，必然让陈寅恪轻松找到错误点。
    妻子唐筼催了他好几次睡觉，陈寅恪却不忍释卷，等他把这本书看完已是第二天上午。囫囵吃过早饭，陈寅恪蒙头大睡，下午醒来继续重新阅读起来。
    《万历十五年》确实是站在历史人物的角度进行主观臆测，但全书却选取了万历皇帝、申时行、海瑞、戚继光等多个人物展开。每个人物的身份、立场和着眼点都不同，这些综合起来就生动的反映出一个时代。
    特别是书中对明朝社会经济的讨论，让陈寅恪耳目一新。在这里，周赫煊删除了原著的“数目字理论”，因为这个理论太过牵强、机械和片面，而是从政体和文化角度进行论证。
    又是一天傍晚，陈寅恪放下手中的《万历十五年》。
    陈寅恪属于顶级的史学家，他可以非常清晰的发现，《万历十五年》处处都在影射民国。这对普通读者来说极为困难，但对陈寅恪而言却极为轻松。
    陈寅恪是什么人？
    后世的历史网络，写三国必然提到“阉宦集团”和“士大夫集团”，写隋唐的必然提到“关陇集团”，这些概念都是陈寅恪在民国时期提出的。他非常善于分析总结历史政体派系，也对历朝的文化和经济非常敏感，而《万历十五年》就把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给写活了。
    当陈寅恪第五次通读《万历十五年》的时候，他不仅着眼于民国，更把目光放到从唐宋到明清的历代中国。
    在这本书的结尾，作者的写作意图暴露无遗，他在总结中国落后的原因，讨论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而四海升平的“万历十五年”，则在影射此时的民国，且此时的民国比“万历十五年”更加不堪。
    “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这句话联系前文对明朝社会的分析，再联系民国的社会状况，无疑是在说：“中华民国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陈寅恪心绪难平，看完这本书后，他已经不去想抗战是否能胜利了，而是苦苦思索中国社会的未来出路。
    摆下纸币，端坐良久，陈寅恪开始写评论：《读周先生之万历十五年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