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你让我抱一抱

在医院里，我被医生里里外外地消过毒之后才被允许进入。回家的路上我终于崩溃了，歇斯底里地哭，认为遭到了医生的歧视。接下来我就被送到了精神病院，SARS期间它比别的医院更安全。SARS被控制住之后，我陆续光顾市内各大医院的心理门诊。在我每天只吃四种药的时候，我离开了家，出现在Joe面前，那时已经是苍蝇蚊子纷飞的夏季。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到底是被SARS吓的，还是被和学长之间无望的爱情折磨的？但愿是后者。不过当Joe陪在我身边时，我向他描述的仅仅是SARS的可怕。而他却为我嫁给一个乔这样遇到困难就退缩的丈夫感到难过，并发誓要好好照顾我。我爱他这个承诺。这个傻傻的Joe啊！
  给我一把椅子(1)
  再这样下去，我就完蛋了。
  7月，在我爸的安排下，我和槟榔在公园门口的路灯下见了面。我想，我们事先肯定并不知道要见的人是谁，至少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不好玩的巧合。天太黑，路灯被树影挡着，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是父亲的脸在斑驳的树影下露出了满意的微笑。我心想，坏了。他不会认为我们是郎才女貌吧？
  从我20岁起，我爸就担心我嫁不出去（他并不知道我的那些桃色新闻），自此我便开始了漫漫相亲路。这条倒霉路在我开始写字以后曾经停滞过一年，我猜大概是因为他觉得这么大的一个女儿整天呆在家里坐在电脑跟前是不务正业的表现，他羞于启齿为我张罗婚事。后来，非常不幸的“后来”，我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我爸开始有了一点满足感。再到后来，同样更加不幸的“后来”，我爸侥幸了几次接待送稿费的邮递员。那个穿绿衣服染黄头发的圆脸大男孩问他这里是不是住着一个作家，我爸的虚荣心得到了莫大的满足。后来，也就是现在，并不是“最后”。我爸开始重新评定我这个人，我的工作，我的选择。他说我选择了世界上最苦的一个差事，但将是最快乐的一个人，并预言我会成为最伟大的作家。这样的一个人――我，应该尽早解决“个人问题”。他又开始张罗让我相亲了。
  我很爱我爸爸，我有着和他一样的眼睛。像很多小孩子一样，我曾经怀疑自己是火车站、马路边、垃圾箱里拣来的。出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国父母还不大可能向他们的孩子描述那个精子与卵子结合的过程，那简直就是当着孩子的面“耍流氓”！于是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有过这样的困扰――是谁把我放到火车站、马路边、垃圾箱里的？再加上我和父母长得一点都不像，我就更加渴望知道我的亲生父母在哪里。后来，同样是“后来”，我长大了，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女大十八变”的真理，顺便也证明了“进化论”和“仿生学”。人们开始说我长得像爸爸，我们的眼睛是那么相像。我不再怀疑自己的制造商，也明白了那几亿弟兄经过奋力挣扎最终只有一枚脱颖而出与卵子拥抱在一起的全过程――我是父母亲生的。
  我愿意听到别人说我长得像父亲，我为我父亲而骄傲。他很帅，能长得像他是我的荣幸。初中时他去给我开家长会，我们班的学习委员刘欣（这是真名）对我说：“你爸真帅，眼睛多好看啊！”我听了特别高兴，心里乐开了花。那时我爸爸刚从部队转业回来，雄心勃勃地要在干一番事业。他穿白色的暗条衬衫，浅驼色的水洗布休闲裤，腰带上别着一个BB机，走起路来永远昂首挺胸，迈着军人特有的步伐。我爱他那时的样子。遥想老爸当年，英姿勃发……他说他永远不能原谅我在他50岁生日的时候缺席，而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在那一天告别了处女。爱并不适合奉献给学长这样的已婚男子。
  现在我爸爸56岁，我25岁。他知道我永远不会缺席他的生日，但他开始希望我不要一直一个人活得这么凄凉，他希望生日时的家庭聚餐上可以多一个人。我才25岁，他怎么就知道我会一个人过完一生呢？我会凄凉吗？我一定要把自己划在某个男人的名下他才会觉得心安吗？如果有一天他知道了Joe，知道了乔，知道了创可贴，知道了学长……他又要开始为我担心什么？
  7月，他给我带来了槟榔，我已经记不清这是5月以来的第几个“青年才勘、“业界精英”、“白领先锋”。我和槟榔假装不认识，他故意伸出一只手来等着我握，我不得不把我心爱的手递给他。我并没看清他那的表情，但肯定是一脸坏笑。我爸一定能看得清槟榔，他是飞行员的视力，1965年开苏联伊尔战斗机，他可以在高压线下进行飞行表演，不过这好像和视力没什么关系。他早就相中了槟榔的一身正气，满意地笑了。我心想，坏了。我没有享受多久的单身生涯就要结束了。
  进入4月，今年的4月，Joe离开我后的那个4月。我开始莫名其妙地烦躁，时刻被一种不祥的感觉笼罩。我暴躁、易怒、乱发脾气、月经不调，但是我再也不会喝酒了。我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迫切地需要每天听到那个黄头发圆脸的邮递员按响门铃，然后说：“你好，请拿戳子，有汇款单。”那声音异常美妙。我需要这样，要离开乔就必须这样。
  我越来越讨厌上街，我怀疑物价在背着我偷偷地疯长。要是我爸爸问我：“你想买的都买了吗？要不要我给你一些钱？”我会笑得特别凄惨。这个世界上我想买而没买的东西永远占绝大多数，还是看看我都拥有些什么会觉得比较幸福。我需要万恶的money，越多越好，但是我不想成为父母脊背上的水蛭。万恶的money啊，我怎么越恨你就越爱你呢？公务员长工资，我的稿费却从未突破过四位数。我在“周大福”的柜台前像可怜的玛蒂尔德・路瓦栽，虚荣是我身上最致命的硬伤，我管所有的编辑都叫“衣食父母”，情真意切。我爱那枚黄金戒指，我才25岁却对黄金如此痴迷，我真是一个投错了胎的物质女郎，我应该叫“吉普赛姑娘”！我几乎已经看到了那一幕――我有了买戒指的钱，但是戒指早就卖出去了。这太可怕了！我知道，再这样下去，我就真的完蛋了。
  给我一把椅子(2)
  在此之前的那个3月，也就是Joe离开我后那个3月，我给一个企业老总写自传，这在日后成为我忘记Joe的良方，也成为我拒绝和槟榔约会的借口。很合适，我爸爸说不出什么。我十分鄙视自己接手这样一个活计，但是想到那些不可缺少的钞票，我又觉得人应该学会妥协，向自己的欲望妥协。学长看到那份厚厚的打印稿，问我收入可以有多少。我报给他一个数字，他惊讶地问道：“那还给他写那么多？”
  字数要和稿费成正比――这是学长的理论，早知道就给他写自传了。可我只是对他笑笑，而且充满骄傲，不是顾影自怜的凄楚微笑。
  4月上旬，我在外地写剧本，学长打来电话向我表示祝贺，恭喜我的书终于出版了。他一直盼着这一天，我喝醉时曾经许诺过，书出版我就剪发，他一直盼着我剪发。可是Joe喜欢我的长发，他比任何人都会高兴我的书终于出版，他是那么喜欢我的长发。我冒着支付手机漫游费的风险和他聊天，庆幸自己比他能坚持，这一次终于是他先撑不住了给我打了电话。我爱死这个无意义的胜利了。
  4月中旬，我返回天津，非常不人道没义气地把剧组亮在一边，参加爷爷的葬礼。我写了祭文，赚取了所有直系亲属的眼泪。然后我发现我不再烦躁，终于没有了那种不祥的感觉。我似乎已经习惯了悲伤与分离。最后我又开始愤怒，竟然有人找我要祭文的底稿，她的职务都是工会主席。而现在，我时不时地还会有点沾沾自喜――“寄哀思，长风浩渺泣凋零，婆娑泪眼。心肝碎，一夜霜雪罩鬓间，悲恸惊天！”我最喜欢这两句，适合做挽联，给任何人。
  4月的最后一天，我坐在鞍山西道的箱根咖啡店里面和妈妈一起吃饭，并且主动自觉自愿地买了单，94元。两点半，我等来了那位在我看完《罪与罚》之后，就被我称为“彼得・彼得罗维奇・卢任”的企业老总，他迟到了半个多小时，没有一丝抱歉。但想到他将要付给我剩下的三分之二稿费，我决定保持微笑，不用地球人都知道的礼貌来要求他。
  卢任先生来了，把我写的稿子放到我面前，上面连个圈改的痕迹都没有。他兴师动众地从皮包里拿出发言稿，提了数十条修改意见。我发现如果说当初他只是让我写一条鳟鱼，那么现他在让我从单细胞的草履虫开始写起，讲述生物进化的全过程。他不再坚持给自己树碑立传的想法了。老天保佑，他终于明白自己其实也没什么可写，普通的有钱人一个，既没有娶到莱温斯基，也没有贪赃枉法，我再具备想像力也无法凭借他提供的资料把他描述成洛克菲勒似的大财阀。他只给了我一个蒜头，我没办法妙笔生花。现在，他要一部小说，一部由我创作却署上他的名字的小说。最后，他踌躇满志地点燃一根烟，满怀憧憬地对我说：“如果写好了，被改编成电视剧也未尝不可。”
  究竟是哪个王八让他明白“可读性”这三个字的？这年头，什么梦都有人敢做。他终于明白了虚构的力量，但是这个白痴根本不知道报告文学与小说的区别。
  我想说，去你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