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士的历史

 
  这首梅花诗的写作时间有待考证，如果确实是宋代，亦不足为奇。至于内容与近代史实之附和，完全是近人的牵强附会。 
  清朝的运数，有一种“马前课”预言为十世。徐珂《清稗类钞·方伎类》记载： 
  “蜀汉诸葛亮有《马前课》，每一课指一朝，白鹤山僧守元解释之，其论本朝者为第九课。” 
  民国元年，有金城氏著《湘汉百事》（此书收入《满清稗史》，中国书店出版（1987年），其中有一篇《卜术何神》，方士以测字预测辛亥革命，在民间传为奇谈。其文云： 
  徐道一，滇产也，精于卜，八月下旬，谒大汉报馆主笔胡石庵，胡亦革命家，知官军于翌日将宣战，乃发迷信，泥徐卜之。徐索胡书一字，胡以黎字予之。余审视曰：“明之战必利。君观此字首，即利字也（因刀与利同）。惟此战之利全仗人心联合，（指黎字）如快刀之夷柘禾，犀利直捷，胜可操券。”复少审视，蹙额曰：“胜固可必，但恐明日开战之初，小有不利。因字首多一，令利字小变形，幸人心继于后，始收功。” 
  胡乃复书元洪二字，促徐一卜大势之成败与汉族之前途，徐沈思久之，陡呼曰：“妙哉，此二字中，不独蕴有六机，且巧合谶纬，大汉之兴必矣。”胡曰：“请言之。”曰“昔汉族中兴之伟人，其首非朱元璋耶，其国号乃为洪武。元洪二字不期与之吻合。下之若洪秀全占得一字，亦于中原树十余年汉帜，即可此决为兴汉之象。” 
  胡复叩其事成后政体若何。徐指洪字曰：“此不待言，共和也（因洪字半字共字）。”时徐面西坐，略顾左右，忽曰：“此共和政体，初时恐只南方之一半，未能全国统一。”言已即止，目注二字，若有所触，曰：“异哉，元大也，洪亦大也。元字又从二从人，则或同时有二人皆为大总统乎！”胡曰：“或一副耳。”曰：“否，卦无中副象，此副者，或另一人。”少顷，又曰：“此二大总统其初必各据其势权为敌（因系二字也），幸一人中立其间，调和两面，乃能水乳相融（指洪字旁之三点为三人而又体其字意为水也）。并二人为一（指元字为二人所并）。”复笑曰：“合并后，此二人中之占上着者成为一袁姓之人（指元字居洪字之上，元与袁同音）。目下传说袁世凯起义于河南为教督，以彼之名望卜之。或即彼乎。” 
  时胡之心仍属战事，复指洪字，使卜以战后事之得失。徐应曰：“以后皆利。”随信手书一汉字曰：“试观洪字，加入中土二字，非汉字乎，是即汉人席有中土，无往不利之象。”少顷，又曰：“试观战后事，但逢七之日，必甚得手，中有二次为尤利，明日即逢七也。”胡不解，询其故，徐指洪字旁共字示之曰：“此非二十一与二十八耶，此二数皆以七为公度数也。”又指汉字曰：“此字去一洪字，所余又非中二耶。吾故谓汉军中有二次逢七之日必大得手也。”胡曰：“明日即逢七也。”曰：“明日尚不在此数，连明日计，盖有三次逢七之日，象上已明著矣。因拽字旁之三点示胡（按：徐上所言皆奇验，令人惊绝，惟言二次汉军得利不验，然当汉口大败为九月初七，汉阳失守为十月初七，则徐言仍中，特误以败为胜耳）。”故复问徐：“湖北战争何得息？”徐略思曰：“自明日起，四十六日即停矣。”胡又不解，徐复指洪字曰：“二十一与二十八相加，非四十九耶。”胡云：“奚云六也？曰：灭左旁三点，非六数耶？”（按：湖北自八月二十七日战起结连至十月十三日始停战，适与徐言不爽毫黍，此节虽近于迷信，然一席之话而一番龙跳虎跃、惊天动地之大事，乃为之囊括无遗，岂不奇哉？）   
  四 方士的预测观(4)   
  应当如何看待这一段史料？从写作时间看，括号中的按语是原作者所述，可证此文写于辛亥革命（1911）发生之后的壬子年（1912）。因此，这则预测完全有可能是事后附会，谎称在事前（1911年8月）之预测。如果这段文字是在辛亥革命发生之前有原始记录或有三人以上证明，则神奇了。 
  不过，在辛亥首义的八月下旬，有识之士根据客观形势，确实可以预测到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趋势：南北对立与对话；共和成为必然的政体。因此，测字先生徐道一能够用“黎元洪汉”这四个字把辛亥八月份以后的情况预测个大概，是有可能性的。 
  通览近代历史文献，不难发现在辛亥革命前后预测特别多。古人说“虽小道，必有可观焉。”我认为这些预测如同地下树根，顽强地撬动着封建专制制度基础，扰乱民心，加速了满清的灭亡，其客观作用不可低估。 
  同时，我们又应看到：这些预测方法由微推著，夸大神秘的作用，皆属无稽之谈。有的预测确实应验了，无非是预测者根据事态的发展趋势作的合理推断，一点也不神秘。须知，预测的应验是有一定概率的。而方士大加宣扬，汇集一个个偶然的事例，使人们看起来似乎社会的发展是由预测家决定的，这就大谬不然了。更有甚至者，有的迷信家把已经发生的事托名于事发之前的事，使不辨是非的人轻易上当，闻者当慎辨之。   
  五 帝王迷信方术(1)   
  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帝王迷信方术。从夏商周的君王到清末的溥仪，他们都盲目拘泥于方术，有的甚至导致朝代衰微。这里，试从新朝王莽说起。 
  （一）王莽成仙殒身 
  西汉末年，王莽借用迷信观念为改朝换代服务。《汉书·郊祀志》记载：“莽篡位二年，兴神仙事，以方士苏乐言，起八风台于宫中。台成万金，作乐其上，顺风作液汤。又种五梁禾于殿中，各顺邑置其方面，先煮鹤髓，毒冒、犀玉二十余物渍种，计粟斛成一金，言此黄帝谷仙之术也。以乐为黄门郎，令主之。莽遂宗派鬼神淫祀，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鸟兽三千余种。后不能备，乃以鸡当鹜雁，犬当麋鹿。数下诏自以当仙。” 
  王莽摄政第三年，术士大造符命，齐郡出现新井，巴郡出现石牛，未央殿前出现铜符帛图。王莽在这种神秘的气氛中即天子位，改国号新。 
  新朝天凤六年（公元19），王莽宣布自己“当如黄帝升仙天”。第二年又自称是黄帝后人，造九庙，黄帝庙高十七丈。 
  王莽朝思暮想变成仙人。《汉书·王莽传》记载：“或言黄帝时建华盖以登仙，莽乃造华盖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羽葆，载以秘机四轮车，驾六马，力士三百人黄衣帻，车上人击鼓，挽者皆呼登仙。莽出，令在前。百官窃言‘此似软车，非仙物也’。” 
  新朝地皇四年（公元23），王莽被农民起义军围困，自知命将不保，率群臣至南郊，告天大哭，有数千人因哭而封官。九月，王莽被商人杜吴杀死在渐台，终于成“仙”。 
  （二）南朝君主溺惑征兆 
  南朝历经宋齐梁陈四个政权。 
  刘宋建立者刘裕本是卖鞋的小贩，以武功升居要职，控制了晋代军政大权。为了代晋称帝，他倡导迷信活动，借用方士制造天意。冀州道人释法称托嵩神之语，说江东刘将军是汉家苗裔，以天命。太史令骆达等人陈天文符应，说太白经天，人更主，异姓兴。刘裕在这样一种神秘的舆论氛围中，设坛于南郊，柴燎告天，登上了皇帝宝座。 
  刘宋的前废帝刘子业淫佚放荡，笃信占梦和鬼神，害及自身。《南史·废帝纪》记载：“帝好游华林园竹林堂，使妇人裸身相逐，有一妇人不从命，斩之。经少时，夜梦游后堂，有一女子骂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怒，于宫中求得似所梦者一人戮之。其夕复梦所戮女骂曰：‘汝枉杀我，已诉上帝。’至是，觋云‘此堂有鬼’。帝与山阴公主及六宫采女数百人随群巫捕鬼，屏除侍卫，帝亲自射之。” 
  齐明帝萧鸾也是满脑袋迷信。《南齐书·明帝纪》记载他“潜信道术，用计数，出行幸，先占利害，南出则唱云西行，东游则唱云北幸。简于出入，竟不南郊。上初有疾，无辍听览，秘而不传。及寝疾甚久，敕台省府署文簿求白鱼以为治，外始知之。身衣绛衣，服饰皆赤，以为厌胜。巫觋云：‘后湖水头经过宫内，致帝有疾。’帝乃自至太官行水沟，左右启：‘太官若无此水则不立。’帝决意塞之，欲南引淮流”。齐明帝猜忌多疑，好诡诈术，讳莫如深，而封建文人竟然给他加谥为“明”帝，可见封建统治者没有几个是好的。他们的腐朽堕落是由剥削阶级本质所决定的。 
  梁武帝萧衍精通阴阳、纬候、卜筮、占决，晚年溺信佛教，大造佛寺，亲制佛经，几次舍身出家，群臣以亿万钱将赎回。侯景作乱，他智穷力竭，设坛告天地神，困饿而死。 
  梁元帝萧绎喜好方术，《南史·元帝纪》记载他“于伎术无所不该，尝不得南信，筮之，遇《剥》之《艮》，曰‘南信已至，今当遣左右委心往看。’果如所说，宾客咸惊其。凡所占决皆然。初从刘景受相术，困讯以年，答曰：‘未至五十，当有小厄，禳之可免。’帝自勉曰：‘苟有期会，禳之何益？’及是四十七矣。特多禁忌，墙壁崩倒，屋宇倾颓，年月不便，终不修改。庭草芜没，令鞭去之，其慎护如此。” 
  宋武帝陈霸先以天命代梁，像其他的篡位皇帝一样，即位前在南郊柴燎告天，称梁氏历运有极，钦若天应，以命于霸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