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士的历史

赵文烈，江苏阳湖人，担任过曾国藩的机要幕客。像他这样有知识的人都丢魂失魄，唯赖方术神助，可以推测其他官吏该是多么狼狈。 
  在太平天国进攻南京时，清朝官员用封建迷信与太平军作战，加速了城溃。当时的两江总督陆建瀛身居要职，其防守方略不过是方术小伎。汪士铎在《乙丙日记》卷二记载： 
  陆建瀛之率师迎剿也，自称霜神助阵，云见赤身女子在前督兵。既败归，“贼”围城，陆堵御城上，又称观音大士助守城，使城中人家家焚香，既而无验，又使人扛丧家方相上城以示“贼”，云天神助，“贼”大笑谑，陆乃无如何，……嘻？此我大臣之经略也，既粉饰以欺君，又荒诞而诬民，徒供有识者一噱尔！   
  七 方术与封建社会的衰亡(2)   
  义和团攻打西什库法国教堂，久攻不下，大学士启秀献策于端王、庄王，说：义和拳道术尚浅，五台山有老和尚，其道最深，宜飞檄请之。乃专骑驰请，十日而至。启秀在军机处贺曰：“明日太平矣。”人问其故，他回答：“五台山大和尚至矣，教堂一毁，则天下大定。”闻者为之匿笑。启秀任礼部尚书，充军机大臣，在庚子之变中表现得如此愚昧，希冀靠五台山和尚与洋枪对抗，结果，和尚一出阵就被射死了。 
  薛福成早年充军曾国藩幕僚，后随李鸿章办外交，一直是洋务派的智囊。后来出任驻外国公使，主张学西方的先进制度。但是，薛福成特别热衷方术神秘观念。对方术笃信无疑。 
  薛福成钻研相术，对晚清的大臣相貌很留意观察，他在《庸庵笔记·史料》描述云： 
  曾文正公器宇凝重，面如满月，须髯甚伟，殆韩子所云：如高山深林巨谷，龙虎变化不测者。余所见当代巨公，无其匹也。知府张澧翰善相人，有癞龙之目，谓公端坐注视，张爪刮须，似癞龙与；惟眉发稍低，故生平劳苦多而逸豫少。 
  威毅伯沅浦尚收，体貌颇似文正，而修硕稍逊焉。 
  合肥傅相肃毅伯李公，长身鹤立，瞻瞩高远，识敏辞爽，胸无城府，人谓其似仙鹤之相。 
  胡文忠公，精神四溢，威棱慑人，目光闪闪，如岩下电，而面微似臬陶之削瓜。 
  骆文忠公，如乡里老儒，粥粥无能，而外朴内明，能辨贤否。 
  左文襄公，貌亦如老儒，而倜傥好奇，议论风生，适若与骆公相反。盖骆公能用，而左公喜自用其才者。 
  罗忠节公，貌素不扬，目又轻视，不善驰马。衡阳彭雪琴尚书，恂恂懦者，和气蔼然可亲。道州杨厚庵尚书，意思深长，貌亦儒雅。鲍武襄公，躯干不逾中人，文弱不胜衣；四公之貌，皆与其行事不同，殆非世俗所能揣测也。 
  故相朝邑阎公，短小精健，辞意恳挚，敦朴气象；丁文诚公，志节清挺，状貌修伟，绰有威风；岑襄勤公，雄姿沈毅，形容黎黑，老于兵间；三公常度，皆人意料所及，闻其行事，即如见其人焉。 
  又如倭文端公，体亦不逾中人，而洒然出尘，清气可挹；霍邱吴竹如先生，学养完粹，道味盎然；巴陵吴南屏先生，貌虽朴野，而气韵高洁，文似其人；数公道德文章之蕴，亦自有充积流露者。 
  凡余以上所述，谓之尽合相经不可也，谓之尽有合相经亦不可也。 
  薛福成在《庸庵笔记》设有幽怪类，记述神秘的事情，他在凡例云：“惟幽怪一类，虽据所闻所见，究觉惝恍难凭，以其事本无从核实也。盖神怪虽为圣人所不语，然孔子又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体物而不可遗，此天地之功用，中庸所谓微而显也，故并录之。”可见，薛福成对幽怪采取疑者存疑的态度，甚至半信半疑没有完全排斥。 
  薛福成相信占星术，他在《庸庵笔记·史料》几次谈有星变奇验，此列二条： 
  天文家每测象纬以占人事之吉凶，其法由来旧矣。西人则谓星行有一定之轨度，与人事毫不相涉。以是习西法者。但精测算，而不言占验。然见于史册者，数千年治乱祸祸，往往十验七八，其说有未能尽废者。余所亲睹，如咸丰十一年五星联珠之瑞，即志之矣。又如咸丰八年九月，彗星出西北，其芒扫三合并及文昌四辅，月余乃灭。余谓三公中必当其灾者。未几，而科场之狱兴，军机大臣大学士柏俊以失察门丁舞弊，肃顺等复深文周内，竟罹大辟。十年七月，荧惑入南斗。是时，英法兵船犯大沽，北塘陷，踞炮台，入天津，逼通州，天子以秋狩驻跗热河。十一年五月，彗星复出西北，长数十丈，犯紫微垣及四辅。余见其芒焰熊熊，几及帝座一星，心甚忧之。至八月，而文宗龙驭上宾。光绪八年，法兰西始谋越南，端倪大露。是年八月，彗星见于张翼之间。余谓越南分野在翼轸，而慧所以除旧布新，越其为法所并乎？未及三年，而越南全国果尽归于法矣。夫天象变于上，人事应于下，有不期然而然者，敦谓天文像占验之说，不可尽信乎？ 
  按：西方也有占星术，远比中国占星术丰富和普遍，薛福成只知其一，大约他只接触了西方的少数天文学家，而没有了解西方的神秘占星术。对于星变，薛福成把人世间的大事都归于天象，谬矣！科场之狱，英法入犯，皆非天象作祟，乃人谋也。法国吞并越南，不是除旧布新，实是殖民扩张，与彗星无关。社会的动荡是由诸多因素构成，迄今为止，还找不到天象对人事事变的因果关联。 
  《庸庵笔记·史料》把清军对太平天国的镇压，归结于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象，其文： 
  占验象谓五星同在一次曰合，同在一宿曰聚。咸丰十一年八月丁巳朔，有日月合璧、五星联珠之瑞，从填星也，考是日卯正，日月同在张八度，岁星荧惑在张五度，太白在轸三度，填星在张九度，辰星在张七度。盖日月与木火土水四星同聚一宿，惟太白在轸。然与日月及水土二星相距不满三十度，则犹可谓之合也。尤难遇者，五星皆顺行而无迟留退逆之愆，且皆晨见而不伏匿，斯所以为盛瑞也。是岁，官军即以八月朔日卯刻克复安庆，由此各路大师相继奏捷。甫逾一纪，而奥、捻、苗、回诸巨寇以次荡平。中兴之功，何其伟也！占验象又谓张至轸为楚分野，是岁辅翊中兴者，如曾文正公、胡文忠公、江忠烈公、罗忠节公、李忠武公、李勇毅公、以及今相国恪靖侯左公、巡无威毅伯曾公、前陕甘总督杨公、兵部侍郎彭公、皆系楚材，或云极盛。惟今相国肃毅伯李公所属淮部诸将，皆系皖人。然春秋时，皖北安、庐、凤、颖六郡，本皆楚地，则分野占验之说，似不诬矣！沈约《宋志》谓周将伐殷，五星聚房；齐桓将霸，五星聚箕；汉高入关，五星聚东进。大抵皆隆盛治平之象。然则中兴景运尚未艾也。   
  七 方术与封建社会的衰亡(3)   
  按：五星联珠、日月合璧是一种自然天象，给人以吉祥的心理感觉，但并非皆吉皆凶。咸丰十一年八月丁巳朔的这次天象，恰逢清军攻克安庆，对于太平天国的数十万军民而言，无疑是凶事。可见，五星日月的合与联，并不能引起天下大吉。至于说到楚地多材，情况属实，然而，楚材的铸就非一年之功，而依赖于长期的文化积累，如果说曾、李是才，那他们并不是在咸丰十一年才成才。何况，他们血腥镇压人民，又怎么能称为才？只能是满清统治者的奴才而已。 
  《庸庵笔记·史料》记载“犯岁星致败”，并列举了捻军失败的例子： 
  天文家又谓岁星所在之分野，其国有福，伐之者败。春秋时，越得岁而吴伐之，史墨以为必受其殃，既而吴果为越所灭。同治丁卯四五月间，捻酋任柱、赖汶光等窜入山东登、莱、青一带，官军依胶莱筑墙而守，盖欲拘之海隅，而以劲兵驱殄之也。余于五月杪，夜观岁星在危宿，光甚明亮。夫虚危齐之分野，乃济东秦武登、莱、青诸郡也。登、莱、青得岁而贼扰之，理当败灭。余谓论地势则如兽入阱中，论天时则彼自犯岁星，不灭何恃？俄而贼乘胶莱河宅海滩干涸，尚有数十里营墙未筑，溃防而出。余拊髀惊叹，以为天时地利究难尽恃也！幸今伯相李公早依运河筑墙，以防贼之帘逸。贼猛扑河墙，不能逞志，迨九月间，铭军会合诸军击之安邱、淮县之间，竟歼巨股，仍在虚危分野也。余乃信天时地利，实有可凭云。 
  按：作者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立场上，对人民采取敌视态度，称捻军为贼。作者相信天象，越信则越以为灵。赖文光之败，如果不是清军的围堵，仅靠天象，又焉会失败？岁星所在之方，触之，未必导致灾难，汉代王充早就对岁星迷信批评过，所谓岁星，不过是古人对天体运行规律的一种朴素认识。岁星不是神，对人事不能干涉，薛福成为清军的胜利寻找天象依据，进而又吹嘘自己精通占星预测术，只有愚者才会相信他的这一套。 
  曾国藩是近代极有影响之人物，晚清的官吏士人无不钦佩之，甚至神化其人。薛福成在《庸庵笔记·述异》对曾国藩出生时的情景以相术的眼光作了一番神秘的描述，把曾国藩比作癞龙，崇仰之至。其文云： 
  曾文正公之生也，以嘉庆辛末年十月十一日亥时。曾祖竟希封翁，年已七十，方寝，忽梦有神虬蜿蜒自空而下，憩于中庭，首属于梁，尾蟠于柱，鳞甲森然，黄色灿烂，不敢逼视，惊怖而寤，则家人来报添曾孙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