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

他们都深深理解张学良的话是发自肺腑的真诚话。忽然，赵一荻打破沉默说道：“汉卿，你看看这几句诗。把你和我都骂得淋漓尽致了。连我和朱五小姐，还有电影明星蝴蝶（应为胡蝶——引者）也都沾了光。其实，你明明只和蝴蝶见了个面（胡蝶本人说没有见过面，这里似欠确切——引者），哪里在一起跳过舞呀？”
张学良接过那张《重庆日报》，见第四版上果然有一首打油诗：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哪管鬼子进奉天。
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锣鼓正相催。
奉天已陷休回首，
且抱娇娃舞一回。
于凤至和赵一荻盯盯地瞅着张学良，知道他读罢这诗，定会大发雷霆的。你看他那双手真的哆嗦起来了，脸色由青变白，由白变红。渐渐，张学良将一腔莫名的委屈、愤懑和懊恼，克制下去。很快就平静下来，冷冷一笑，把那报纸掷于几上，说道：“骂得好！”
于凤至和赵一荻一惊：“骂得好？”张学良也不解释，只是追问：“这诗是什么人写的？”赵一荻气咻咻地说：
“广西诗人马君武！”张学良又把报纸拿来，上下看了一回，说：“九·一八事变，对我张学良不满，百姓对我恨之入骨，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他相信我张学良是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马君武用诗来刺激我，是让我奋起抗日，有什么不好！不过我张汉卿的苦衷天下人怎么知道？大姐，小妹，我已经派人带着我的亲笔信和黄绫子，回东北去联络旧部了。马占山和苏炳文也打回了江省！我相信日本人是不会长久的！……”①
由上面的这段记述看，在那个时候，尽管张学良的看法还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但他能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就说明他还是爱国的，是要抗日的，东北的沦陷，他确有难言的隐痛与苦衷。
马君武是个怎样的人？他为什么写此诗？当时人们是怎么看的？马君武对抗日问题的认识有无变化？与此诗有关的现在仍然健在的当事人又是怎样看待这桩不大不小的历史公案的？谈一谈它的来龙去脉，看来还是有这个必要的。
前些时，曾在报上看到张宜雷写的谈马君武及其诗作《哀沈阳》的文章，倒是有一个比较扼要的介绍，他写道：
马君武名和，字贵公，广西桂林人。早年留学日本，即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后为清廷追捕，逃往德国，入柏林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个自然科学博士学位获得者。回国后在国内首次制定无烟炸药。
辛亥革命成功，历任孙中山总统秘书长、国会议员、实业部总长、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广西省长等职。又曾编撰我国第一部《德华字典》，译达尔文《物种原始》，是“我国近代第一流的学者。”
他还擅为诗，与柳亚子先生等同为“南社”的台柱。
曾写过《华族祖国歌》等不少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章。
他翻译的英国诗人拜伦的名诗《哀希腊》，更是在反清革命的爱国志士、热血青年中传诵一时。“九·一八”时期，他写了《哀沈阳》二首。今录之如下：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
马君武这两首诗没有将批判的锋芒准确地指向不抵抗的蒋介石，却指向了作为替罪羊的张学良，是由于他不知内情所致。但激荡其间的爱国主义精神却异常强烈，欲此二诗当时传遍全国。②
另据陈钟瑞谈：“……后来，马君武先生弄清了‘不抵抗’的内幕，便在《致蒋介石、汪精卫电》中指责说：‘国事败坏至此，论者异口同声皆曰：是乃精卫兄在武昌一年，介石兄在南京四年倒行逆施之总结果。介石兄坚持对内不妥协、对外不抵抗之主张，日本已占据东三省，介石兄犹唱先统一后对外之说。……介石兄对内面狞如鬼，对外胆小如鼠。’忧国忧民、嫉恶如仇的耿耿爱国赤忱跃然纸上。这封电文发表后，曾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③
这些文章资料，对此事的分析评价，除了所引的诗在个别词句上与原诗稍有出入外，总的来看，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无疑的，马先生的诗是有缺陷的，这不仅广大读者这样看，就连作者本人也不讳言这一点，在他弄清了“不抵抗”的真相后，以通电的形式公开斥责汪、蒋，这可以看作是他对上述诗作的一种否定，这位被周恩来同志誉为“一代宗师”的著名学者，是位知错必改的人。同时，我们也高兴地看到，对马先生的介绍也并未因此就以偏概全，否定一切，而是既指出该诗的不足之处，也肯定它的积极意义。当然，它讲的均较简略，对此诗的历史背景与所牵涉的人物事迹或一笔带过，或未曾涉及，为进一步弄清事实真相，似仍需略加补充。
这两首诗文字不算深奥，虽不能说明白如话，还是易于理解它的含意的。但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有些地方还要作些注释，方可对它有个透彻的了解。诗里所说的赵四，就是赵四小姐，其用意无须多说。所谓朱五，是当年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的五女儿湄筠。她是张学良二弟张学铭的大姨子，即学铭太太的五姐。她经常与张学良跳舞，后来嫁给张学良的好友朱秀峰为妻。至于胡蝶，则是当时著名的电影明星。诗的意思主要是讲当时风传的张学良思想摩登，已经腐化堕落，早把国难家仇置于脑后，在“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北京六国饭店与胡蝶跳舞。这当然不是事实，那晚他是在北京中和剧院看戏，这已在前面谈到了。至于胡蝶，当时并不在北京。而且他们从来也没有见过面。胡蝶女士（现侨居海外）近年来在她写的回忆录里，针对此事也说过：“世间上荒唐的事情还真不少，沈阳事件发生的时候，我那时还跟明星公司摄影队一起逗留在天津，没有踏入北平一步……后来为拍《自由之花》到北平时，已是‘九·一八’事变后约一周，未料到此行会引起一段莫须有公案。……”④但她不了解，这谣言之所以流传甚广，责任主要还不是那首诗，而是谣言的炮制者。这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天津日本特务机关报《庸报》故意造谣，以转移人们的视线；另一说法是南京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派蓄意借题发挥，目的在于把一切罪过都推到张学良身上，为蒋介石、同时也为日本侵略者开脱罪责。可谓用心良苦。难怪胡蝶女士前些时在追述这桩往事时，仍感寒心，她把这事称之为“该结束了的‘莫须有公案’”。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桩公案应该说现在已得到澄清，是早该结束了。所谓“九·一八”之夜跳舞之事，是不存在的。不过，关于张学良与胡蝶是否见过面，有无交往，仍众说不一。其实，对此胡蝶女士在她的回忆录里也讲得很清楚，她告诉我们：“我和张学良不仅那时未谋面，以后也未见过，真可谓素昧平生。一九六四年六月，我赴台湾出席第十一届亚洲影展时，还曾有记者问我要不要见见张学良，我回答说：‘专程拜访就不必了，既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⑤胡蝶女士的这一谈话在报上发表不久，考试院院长莫德惠去看张学良。据莫事后对记者说，张曾问他，是否看到胡蝶那段谈话，然后说：“到底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了解了这个真实情况，对发生在五十多年前的这桩历史公案的真伪，就会一清二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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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春江、窦应泰：《少帅夫人》，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６月出版。
② 张宜雷：《马君武及其诗作“哀沈阳”》，载《武汉晚报》。此处所引系《文摘报》摘编稿。
③ 陈钟瑞：《中国第一流的学者——马君武》，载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５日《团结报》。
④⑤ 转引自胡蝶回忆录。
张学良传--关键时刻的抉择
关键时刻的抉择
在蒋、张保定会见之后的第三天，即１９３３年３月１１日，张学良便丢掉了一切官职、宣布下野了。为了再次支持蒋介石，他甘愿代蒋受过，忍受这一沉重打击。并决定听从当局的安排：出国考察。很明显，这决不是他所希望的，而是被迫的。当此大敌当前、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危急关头，国难家仇集于一身的张学良，哪里会有游山玩水的兴致呢！在此时此刻，轻易离开自己的队伍，放弃自己承担的责任，跑到国外去观光，这对他来说，与其说是幸运，不如说是痛苦。但有人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则极力劝他出国，不要恋栈。就张学良来说，差强人意也好，盛情难却也好，不管怎么想，反正是非走不可了。但就这样不声不响地离开吗？似乎又太冤屈了。想来想去，自己既是代人受过，那也就问心无愧，他没有必要自怨自艾。他的走，是权宜之计，过不了多久，他还是要回来的，所以就是下台，也要光明磊落地下，就是走，也要正大光明地走，他不能不辞而别，不能灰溜溜地离开，不能让人家说他是临阵脱逃，而必须向公众有所交代，遂于３月１１日就他下野出国一事通电全国，略谓：
……余就职以来，仍本先父遗志，始终巩固中央、统一中国为职志，兢兢业业，未尝或渝，即如不顾日本之公开恫吓而易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