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

赵四小姐坦率地说，“但我觉得，你还是要沉住气，有道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又说：强龙压不住地头蛇，他们虽然不一定都是地头蛇，但象过去上海那些青红帮流氓打手之类的人还是不少的。他们大都是些亡命之徒，为效忠自己的主子，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不到万不得已，这个马蜂窝还是不要去捅它为好。”
这时三楼卧室里的电灯闪了一下，原来窗外起风了，似乎还落了雨，玻璃窗被刮得啪啪直响，远处隐隐传来沉闷的雷声。
“你谈的有道理，这我能够理解。”沉默了一会，张学良仍然耿耿于怀地说：“我可以暂时不理他们，但如果他们认为我怕他们，认为我软弱可欺，那他就错了，不客气地说，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超越了这个限度，我也饶不了他们！”“不，汉卿，要冷静，”赵四小姐继续劝慰道，‘我总觉得，许多事还是要想开些，看透些才好，你想吧，这些人之所以敢于这样胡作非为，甚至连你和杨将军都不放在眼里，莫非他们是吃了虎肝豹胆了？不是，他们是狗仗人势，有后台老板撑腰，根子还在上面，汉卿，你说是不是这样呢？”
张学良默默地点点头，用赞许的日光望着她：“谈得对！
霞，请你继续分析。”
“其实，我的这些看法也不一定都很成熟，”赵四小姐看到张学良重视她的意见，便也就一发而不可收地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了。“汉卿，这些年我们朝夕相处，你应该知道，我并不是个很关心政治的人，对于你的进退也都是淡然处之，我常想，国事纷繁，尔虞我诈，宦海浮沉，风波迭起，要干一番事业，谈何容易！倒不如息影政坛，到僻静处过点清闲的日子为好。可是，转念一想，又觉得这未免太消沉了，当此国难当头，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正是热血男儿报效国家之时，怎可消极避世？但也要看到，现在人心不齐，形势复杂，你这个当副司令的，遇事可要三思而行啊！”“对，今后我再也不能盲从了。霞，你谈得好，说下去。”赵四小姐的谈话，使他感到亲切，所以希望多听听她这些颇有独到之处的见解。
这是怎么回事？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怎么在家中也议论起西安的形势来？难道……
是的，由于西安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而地处内战前线的陕、甘边区却风平浪静，是一派西线无战事的和平景象，这就使急于剿共的南京当局大为不满了。他们利用在西安的国民党特务，四处打探，似乎获得了一些很了不得的情报，终于发生了蒋介石密令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秘密逮捕东北大学学生、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宋在解放后曾先后出任旅大市市长、辽宁省委书记）和马绍周、关沛苍的事件。宋黎是应张学良邀请，来陕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的。特务们之所以抓他，对他的身份很怀疑，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更主要的是，觉得宋与张学良关系密切，想从宋黎等人的口供中，进一步了解张、杨联共抗日的情况。特务们抓了宋黎等人还不算，还准备将他们押送南京审讯呢！幸而，由于宋黎的机智，更主要的是由于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坚定、果敢，由于他们及其部属与特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蒋介石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这就是发生在１９３６年８月２９日晚上的一个不寻常的事件。因按韵目排列，这天是“艳日”，故人们常把此事称为“艳晚事件”。
这一事件的起因和经过，因岁月悠悠，人们的说法不尽相同，也有误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前不久，“艳晚事件”的主要当事人之一宋黎写了《艳晚事件》一文，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谈得比较具体、详尽，兹摘要援引如下：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我接到西安绥靖公署交际处处长申伯纯的电话，暗示国民党特务可能对我们采取行动，要我们加倍小心谨慎。情况危急，我让马绍周速到“总部”政训处找他的熟人弄清情况，以便决定对策。后来知道，他出去后就被特务逮捕了，羁押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
马绍周刚走，东北中学学生代表团几个人进来找我，研究撤换东北中学校长王化一的事。当时我心里很急，考虑他们年纪轻，怕吓着他们不好明讲，又担心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只简略说了几句就让他们走了。代表团负责人曹富琨（曹裕民）留下来要跟我深谈，我不好推辞。他正在讲着，突然门被踢开，接着闯进两个人，进门就喊：“宋黎！”我一目了然，顺口答：“不在家，出去了！”特务横眉竖目，声嘶力竭地叫道：“就是你！”说完猛扑过来，把我和曹富琨一起逮捕了。两个特务架起我的两只胳膊往外拽，刚出房门，特务头目对他的喽罗宣布：“抓到了共产党要犯！命令谁也不许打电话，不许走露风声，来一个捕一个。”
这时，爱国民主人士车向忱先生迎面走来。一个特务说：“这个老头来了，逮捕他！”抓我的三个特务分出一个去抓车，剩下两个特务拖不动我。一会儿，那个特务空手回来造谣说：“车带了枪……赶快先把这个送走。”
三个特务把我抬起来，我极力反抗，他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把我弄出小院。我趁机猛然挣脱出来，又跑回小院，发现车向忱先生还没逃走，特务追进院来只顾抓我，七手八脚把我拖出西北饭店后门，车先生这才乘机脱身，离开了险地。我发现只有一个特务押着曹富琨，就向他高喊：“快跑！快跑！”曹一转身，从西北饭店前门跑进前院楼上。那里住着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学生代表团十多个人，其中东大代表有景全丰、萧润和等五、六个人。因学生较多，特务没敢进去。三、四个特务把我抬起来往省党部走，后来听说，有几个学生代表跑出来试图营救我，但没有成功。
西北饭店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在一条大街上，相距二（半）里路左右。眼看快到省党部门前了，恰巧十七路军宪兵营骑兵巡逻队迎面而来，我大喊：“土匪绑架！
土匪绑架！”巡逻队五、六个人跳下马先缴了特务的械，然后喝问：“怎么回事，为什么抓人？”
特务抢先说：“我们是省党部的，他是刚捉到的共产党要犯！”我赶紧分辩：“我不是共产党要犯，他们是土匪绑架。我叫宋黎，是张副司令请来的东大学生代表，我是副司令的秘书。”巡逻队中有人认识我，因为我在西北饭店已住了半年多，负责查店的宪兵知道我的姓名和公开身份，我又去过西安绥靖公署，在西北军中宣传过抗日，因此不少人认识我。一位巡逻队员机智地向特务要逮捕证，特务强词夺理地说没有逮捕证！巡逻队员质问特务：“没有逮捕证为什么抓人？”一个特务趾高气扬地说：“我们是奉蒋委员长命令逮捕共产党要犯，你们别来碍事，不信跟我们一起去省党部问问。”特务们蛮横地坚持要把我送交省党部。我强硬地说：“我是张副司令的秘书，要送就送交张副司令或杨主任。”这时认识我的巡逻队员向他们队长说：“他讲你们是土匪；你们说他是共产党要犯，我们管不了这些，我们巡逻队查街遇到此事，都应上交杨主任处理。若不然杨主任问我们要人我们怎么办？张副司令知道后向我们要人，我们哪儿去找？”巡逻队长听了点头同意，便高声说：“带走，都上交。”特务们无可奈何，只好如此了。我想，若把我交到巡逻队连部，必得走西大街，从国民党宪兵一团门前经过，倘生不测，这岂不是躲过虎口又进狼窝！我连忙说：“你们连队处理不了我的问题，干脆送交营部吧，营部离这儿又近。”巡逻队长表示同意……
不久，宪兵营的营副谢晋生来了。他以特务捕人既无公文又无逮捕证，事先又没和宪兵营联系共同办理为由，严词拒绝交人，特务迫于无奈，提出让他们回省党部取公文来提人，谢营副明白硬顶顶不住，就同意特务回去，办理提人手续，借此拖延时间再想别的办法。
特务们刚走，大门咣地一声关上了。谢营副走进来让我到他办公室，对我说：“这件事闹得很大，各方正在设法解救。刚才搜出的东西全在桌子上，你看看，有碍事的就处理掉，特务回来还得要这些东西。”又说：“你放心，没有我盖章谁也提不走人，不过还得审讯一下，留个口供……”
过了一会儿，十七路军的军法官李木庵（地下党员，西北特支领导成员）来了。我们一起研究了“口供”，除了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等俗套外，主要讲我来西安是张副司令请的，一贯奉公守法，不是共产党，我主张抗日，但抗日无罪……
为了营救我，杨虎城将军决定迅速报告张副司令，由张下令提人，并研究了几条应付省党部的措施。
张学良将军听到我被捕的消息，愤然说道：“捉人居然捉到我头上来了！”他一面命令孙铭九去接我，一面由孙铭九派参秘室工作人员关时润去西北饭店我的住室取筹办学兵队的材料，以免落入特务手中。关去后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了，同马绍周一起押在省党部。张学良将军得知这些情况，既为国民党特务如此胆大妄为而震怒，又担心被捕人的安全，为此断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
但张学良是细心的，这次坏事是谁干的，虽然他已心中有数，但他认为在进行军事行动之前，也还是得做做邵力子（陕西省主席）的工作。邵力子虽然也是拥蒋的，但他与那些国民党的特务和党棍是不同的，对他还是应当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