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

实际上，他们还是想错了，因为就蒋介石来说，这完全是一种权术，是碍于国内外舆论反对内战的压力，以及为稳定局势而作出的和解姿态，怎么可以信以为真呢？那时蒋介石对于重开战端虽然不能不有所顾忌，但却也不打算轻易撤兵，他实际是要继续向西安施加压力，并用虚伪的和谈拖延时间，以观动静。在西安方面，自从张学良南京被扣后，局势也一直是动荡不安的，在军队内部的突出表现就是和、战之争。东北军中一部分积极支持张学良联共抗日的少壮派，力主只要蒋介石不放张学良回来，就同南京决一死战，西安与南京之间仍然是战云密布，十分令人不安。这次倒是蒋介石先采取行动了：
“蒋介石……于一月九日派与南京方面有联系的东北人士王化一、吴瀚涛携亲笔信飞往西安，进行和谈试探。
“王吴二人离京前，曾前往探视张学良。张学良认为战争可能一触即发，抗日力量将因此而受到损失，感到非常痛心。他嘱王、吴转告杨虎城和东北军高级将领，要巩固东北军内部的团结，巩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红军的团结，‘只要能精诚团结，我就能回去，否则我回去也没有用’。他除有亲笔信分致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外，并取出两份遗瞩交王、吴带往西安，一致家属，一致东北军全体将士，表示如果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他将自杀以谢天下，以明夙志。
“……十三日蒋介石（又）派米春霖携甲、乙两种方案飞往西安，要求西安方面择一而行。两案主要内容如下：
甲案：东北军移驻甘肃和陕西邠州以西的西兰路上；
十七路军移驻泾、渭河以北地区；红军仍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沿陇海路潼关至咸阳段驻十二个团；陕西省政府主席仍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
乙案：东北军（包括甘肃的于学忠部）移驻安徽和淮海流域；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和关中地区；安徽省政府主席可委东北军方面的人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可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
“米春霖并携有张学良十二日在溪口所写的致杨虎城和西安各将领一信，原文如下：
‘（衔略）弟今早同瑞峰（米春霖字）来溪口，为目前救此危局，勿为乱国计，商定办法二则，请兄速下最大决心，使委座及弟易收陕甘之局。关于改组政府及对日问题，准我等可在三中全会提出，公开讨论。关于两案，盼兄等速即商讨，下最后果断，如有意见补充，盼虎城派人，更盼来一军长。如兄等认此二案之一无问题，那就更好，盼即刻表示受命。委座告弟十六日为限。盼诸兄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
“西安方面考虑结果，认为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要求张学良迅速返回西安，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均无从谈起。因此，杨虎城决定派当时在西安的十七路军驻京代表李志刚会同东北军选派的代表鲍文樾、米春霖前往南京正式进行交涉。
“李志刚、鲍文樾、米春霖于十六日由西安飞抵南京，因蒋介石正在奉化休养，即于十七日转赴奉化晤蒋。关于西安方面要求张学良返回西安的问题，蒋介石说：‘他现在再三表示要跟着我学修养，跟着我读书，他自己不愿回去，你们也不要强迫他回去。’”……⑧
人们对于那些摇唇鼓舌、言不由衷的人，爱用“阴阳怪气”来形容，我看用它说明蒋介石的这副腔调，是毫不夸张的。不过，作为领袖，竟然说假话（也正象李志刚所说的：“鲍文樾看到明明是蒋不让张回去，反说张自己不愿意回去，就很生气，对我说：‘我从此不再与蒋共事，也没有再同蒋谈的必要。’于是他就单独地先回去了。”⑨），竟然气量如此狭小，这确实不能不使人惊讶。鲍文樾为此决定终止他与蒋的会谈，并发誓从此不再与蒋共事。
这以后，在西安虽有杨虎城鼎力千钧，为救张做了大量工作，更有周恩来力挽狂澜，极力维护西安“三位一体”的团结，使由西安事变而形成的抗日民主运动的新的革命形势，仍然保持着高涨的势头。但是，我们也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这以后不论是在南京还是西安，也都还有风波，有逆流，有动荡，事态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
……当潼关谈判正在进行之际，西安内部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在和与战的问题上发生了日益加剧的意见分歧。
在一月的最后几天，主战派的活动更为激烈。二十七日晚，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人要求红军代表团派红军帮助他们打仗。代表团再三向他们解释，打仗对营救张学良不利，只要三方面团结一致，保持这个强大的力量，张学良总会回来的。苗剑秋听到代表团不主张打仗，就大哭大闹，说：“你们不帮助，我们也要打”，“是否你们看着我们让蒋介石消灭掉？”甚至威胁说，“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等等。孙铭九一面哭泣，一面在周恩来面前长跪不起。就这样一直闹到后半夜。最后，代表团答复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容我们好好商量一下，明天再答复你们。”
……三十一日晚，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分别代表十七路军、东北军和红军，在王以哲家中举行最高军事会议，最后决定和战大计。会议由杨虎城主持，于学忠首先发言。他根据当时内外夹攻、腹背受敌的形势，认为不仅不应打，而且也不能打。王以哲、何柱国都表示同意。杨虎城虽然派人和顾祝同谈判，但是没有放弃必要时不惜一战的打算，这时在会上既看到东北军方面三位将领都主和，也就表示十七路军仍愿与东北军一致行动，同意和谈。最后，周恩来发言说明红军方面的态度，大意是：红军方面原来坚决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以后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面有许多人坚决主战，为了团结，红军曾经决定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面一致主战，红军也可以保留原来的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参加作战。这次会议两方一致主和，红军方面当然是赞同的。于是会上作出了坚决促进和谈成功的决定。
……但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坚决反对继续和平谈判，认为王以哲、何柱国主张继续和谈是想投靠南京政府，他们是“叛徒”，应该除掉他们。二月一日的晚上，西安街上出现了应、孙等张贴的“除奸”标语。当日深夜，应德田、孙铭九等拟定了捕杀王、何的计划……
当时王以哲卧病在家，于文俊率队闯进王家，在卧室将王杀害。何柱国和于学忠、董英斌等因事先避入新城杨虎城公馆，经杨保护，得免于难。
当天下午，东北军代参谋处长邓玉琢拟就东北军、十七路军全线即日出击的合同作战命令稿送杨虎城、于学忠签发，一面用电话联系前方将领预作准备，但前方将领均不接电话。
二月三日晨，东北军前线部队自动撤出渭南前线，渡过渭河开到高陵，刘多荃师且有一部掉转枪口，开回临潼，向西安方面警戒，声言为王以哲复仇。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闻讯，不知所措，惊恐万状。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尽可能减少损失，以利于团结抗日，周恩来一面对应、孙、苗的错误行为进行严厉的批评，一面与杨虎城，于学忠等商量，冒着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派刘鼎把他们三个人送往三原红军驻地。杨虎城也在周恩来支持下，用军事力量迫使东北军卫队团撤离西安。这样，才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互相残杀。
应德田、孙铭九等出走后，东北军部分老派将领刘多荃等将于文俊杀害，祭奠王以哲。事变后提升为一○五师第一旅旅长的青年将领高福源，对于西安“三位一体”的局面的形成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根本没有参与二·二事件，也被刘多荃下令杀害。
红军代表团闻知王以哲被害，当即派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澜波去渭南，向前方将领说明中共对事件的态度，表示中共反对杀害王以哲这种错误行为。周恩来在王以哲家灵堂还未设好时就亲自率领代表团成员前往吊唁，使王以哲的家属和东北军老一辈将领深受感动。二月四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电唁王以哲家属，对王以哲在西安事变中“主持和平，力求统一团结，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表示悼惜。红军代表团和中共中央的态度对于稳定人心、扭转危局起了很大的作用。
应德田、孙铭九等少数少壮派的鲁莽行为，造成了东北军内部的分裂，削弱了西安方面同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的实力和地位，其后果是严重的。
二月三日，由于扼守东线的东北军刘多荃师自动撤退，敞开了西安的大门，中央军得以顺利进驻渭南。刘多荃并与缪澂流在高陵召开东北军军事会议，宣布接受乙案，全军东开。红军代表团曾努力劝说东北军方面接受甲案，仍留在西北与红军靠拢，以便将来共同东出抗日，东北军高级将领都不同意。
二月四日，潼头谈判恢复，不久双方即按照乙案达成协议。
二月五日，杨虎城、于学忠和西军将领发表和平宣言……表示“但求抗敌救国之策得以早日实现，对内固不惜最大之隐忍，对外更不计一切之牺牲”，决心“以张副司令之心为心，竭其全力，为国效死”。宣言还提出了关于恢复张学良公权、移防位置酌予变更、张学良返陕训话一次再行移防以及维持爱国民众团体、安置流亡人员等要求。